網路平台不該變成操弄人們行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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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歐巴馬就職美國總統的時候，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抬頭望著進行中的典禮；但到了2013，同樣是歐巴馬總統的就職，人人已經開始低頭滑起了手機。

網路改變了生活與民主

隨著科技的演進與普及，人手一台的手機，運算能力遠超過數十年前的個人電腦。只要從口袋中拿出手機滑開，人們就能馬上連結到網路。網路上的文化也逐漸滲透到我們的身邊，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也影響了民主未來的面貌。

數十年前，只有非常小眾的人們才能接觸網路。當時電腦運算能力有限，無論是伺服器資源或是頻寬，都是相當稀缺的資源。在那個年代，網路上的社群中有令人景仰的黑客（Hacker），他們在網路上做了非常多的貢獻，也塑造了黑客文化，帶領起網路社群的風潮。

著名的黑客Eric S. Raymond曾寫過〈如何成為黑客〉一文，成為當時流傳的經典。該文描述黑客為解決問題、建立事物、相信自由及共享主義的一群人，並列出五點黑客應抱持的態度：

• 世界有大量有趣的問題等待解決
• 沒有人應該解決同樣的問題兩次
• 拒絕沉悶及乏味的事情
• 抱持自由主義
• 信念不能替代能力。

這五點態度所綜整出來的是，透過網路的連結，黑客們應當把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分享出來，避免別人浪費時間在已知答案的問題上，並且應該在花時間自我學習之後，以電腦程式替代重複性的工作，解放出人類的智慧，站在彼此的肩膀上協作，共築美好的網路環境，甚至是人類文明。

隨著科技的普及，網路環境也逐漸改變。社交網路的出現，大幅度地改變了網路的面貌。這些原本只是提供網路服務的科技巨頭在資本主義市場的壓力下，選擇了以廣告為主的營利模式。

為了把使用者留在自己的平台上以觀看更多廣告，這些科技巨頭大幅度地利用新興的人工智慧技術，用演算法分析每個人使用平台或其他網站的行為，嘗試找出各個使用者的喜好，給他們看喜歡的內容，再伺機投放他們樂於點擊的廣告。哈佛大學教授Shoshana Zuboff指出，這些網站正在取得使用者的「行為剩餘」，並以這些行為資料營利，形成「監控資本主義」。

演算法只能輸入可量測的數據，只知道人們對哪些貼文按讚、分享、或是停留在貼文上的時間，卻不知道資訊的對錯，或是文章對人們思考偏誤的影響。在人性的偏誤下，憤怒、極端甚至造假的貼文比起理性的貼文更容易吸引大量使用者按讚分享。

當使用者進入同溫層，閱讀越多極端文章之後，就越容易誤以為這些極端的陳述就是真實，忽略了事實的其他面向。同時，網路的匿名性也讓酸言酸語，或甚至網路霸凌大行其道。在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極端的意見、憤怒的情緒逐漸流淌於網路之上，讓社會更加分裂，讓民主國家的投票更加極端，也成為許多民主社會的危機。

使用者的目的決定網路平台的價值

不過，網路的黑客文化並未消失。有許多人們也開始利用社交網路串連起來，貢獻自己的閒暇時間，幫助網路與社會變得更好。

有些網路平台鼓勵網友一起協作，比如維基百科，已經成為了網路上最大的知識庫；災難發生的時候，也會有許多網友自發投入時間、分享資訊，並盡力協助有需要的人們。由過往台灣網路黑客所成立的g0v零時政府社群中，有許多工程師與各種專業的朋友願意耗費工作以外的時間貢獻到專案當中，強化台灣的民主。

有些專案試圖迎戰社交平台所帶來的假消息危機，也有網友整理政治人物的資訊，幫助大家在投票之前選擇出好的候選人。

鑽研網際網路技術社會影響的美國作家Clay Shirky認為，這些網友集體貢獻的時間就是每個人的「認知剩餘」，如果有越多人願意貢獻他們的時間在網路上協作，未來就有更多資料與貢獻的累積，從而建立一個更好、更合作的社會。

誠然，網路平台都是工具，但工具背後有其價值。在使用的過程中，平台的價值就會滲入到使用者的行為當中，甚至影響使用者本身。

如果網路平台的價值是為了出售使用者個資、分析使用者行為而營利，那麼平台就可能因為演算法的問題而榨取使用者的「行為剩餘」，在不經意中改變了使用者的認知，進而成為民主社會的災難。

若網路平台的目的是為了鼓勵使用者協作，鼓勵使用者貢獻他們的「認知剩餘」、彼此協作投入改變社會時，就有機會創造共好的社會，抵抗威權的誘惑，讓民主可以永續。

在數位時代，我們都該慎選我們所使用的平台與技術，了解其背後的價值，盡可能不要剝削人們的「行為剩餘」，而以平台、以技術鼓勵人們投入「認知剩餘」，挽起袖子一起協作，共創共好的永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