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大逆轉──金權擴張如何推升不平等》

春山出版

一九七○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

學術界普遍認為美國金融化始於一九七○年代,當時美國工業生產衰退,金融活動卻擴增。不過,學者對兩者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解釋。社會學家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將金融擴張描述為資本主義經濟一個反覆出現的階段。在他看來,一九七○年代的美國資本主義,就像過往的熱那亞、荷蘭和英國經濟那樣,來到一個成熟的階段,此時投資於生產已無法產生足夠的報酬,資本家因此轉為利用金融活動來維持和擴大利潤。另一方面,後凱因斯學派經濟學家克羅帝(James Crotty)和艾普斯坦(Gerald Epstein)則聚焦於「食租者」(rentiers)階級與經濟其他部分出現的衝突;食租者階級由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的主人構成。站在這個角度,金融化代表資源從實際創造經濟價值的企業家和勞工轉移到食租者階級手上。因此,金融活動擴增不是工業衰退的結果,而是工業衰退的導因。據我們所見,這兩種說法都有證據支持。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一九六○年代走到盡頭,一系列的局勢發展開始挑戰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尤其傷害到商業菁英的既得利益。工會和消費者權益的覺醒促成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國會陸續通過《國家環境政策法》、《職業安全與衛生法》和《消費品安全法》,這些新設的法規與聯邦機構大大限制了企業該如何經營與賺取多少利潤。

傳統資本主義也面臨外部威脅。除了美元貶值和製造業方面出現競爭對手,美國的國際貿易收支在一九六○年代末開始失控。一九七一年,美國面臨一八九三年經濟蕭條以來首見的商品貿易赤字。阿拉伯國家一九七三年針對已開發經濟體實施石油禁運,油價隨後急速上漲,大幅推高了製造和運輸成本,這意味著美國企業的國內利潤縮減,國際市場也萎縮(雖然稍後的油元協議某種程度上化解了這種威脅)。

在一九七○年代的「滯脹」(stagflation)期間,經濟衰退與通膨高漲同時發生,社會危機感加深。一九八○年代初,在聯準會主席伏克爾(Paul Volcker)領導下,聯準會藉由提高聯邦資金利率迅速收緊貨幣供給,致力對抗通膨。美國通膨率從一九七九年的11.27%降至一九八三年的3.21%,但緊縮政策也導致美國經濟大幅衰退(GDP成長率從一九七九年的3.15%降至一九八三年的1.98%),以及美國就業環境惡化(美國失業率在同一時期從5.6%升至10.8%)。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國的經濟體也連帶遭殃,面對了長期不景氣。

這些挑戰促使美國企業界迅速總動員以商討大策。後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鮑威爾(Lewis Powell)在寫給美國商會的一份機密備忘錄中斷言:「有思想的人絕不會質疑美國經濟體系目前正被圍攻。」他認為這種攻擊不僅來自左翼極端分子,也來自「社會中相當受尊重的圈子,包括大學校園、講道壇、媒體、知識和文學期刊、藝術和科學界,以及政界」。鮑威爾敦促商界菁英嚴格重視這些挑戰,並尋機大肆反擊。例如就大學校園而言,鮑威爾建議美國商會建立「一個由支持既存體制的高素質社會科學學者組成的團隊」和「一個由能力頂尖的演講者組成的團隊」。美國商會應鼓勵這些學者在學術期刊、通俗和知識雜誌發表文章,因為「自由主義和左派大學教師成功的訣竅之一,是他們對『發表文章』和『演講』極有熱情」。

美國企業也動員起來直接影響公共政策。政治學家海克(Jacob Hacker)和皮爾森(Paul Pierson)注意到,在這段時期,與企業有關的公共事務主管、說客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數量激增。例如在華府有說客註冊的公司就從一九七一年的175家增至一九八二年的2,445家。企業資助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則從一九七六年的不足300個增至一九八○年的逾1,200個。酷爾斯啤酒公司(Coors Brewing)的酷爾斯(Joseph Coors)和柯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的柯克(Charles Koch)分別資助成立了具影響力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凱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這些組織致力推倒一九七○年代初的所有改革,並為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義共識的出現奠定基礎。

一九七○年代的另一項重要發展,是美國退休金制度的變革將一大部分家庭儲蓄引入金融市場。在此之前,美國勞工普遍靠企業的定額給付計畫獲得養老收入,而養老收入是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雇主的財務狀況。在營利能力逐漸薄弱的情況下,這些退休福利帶給小企業巨大的財務壓力,許多被迫放棄退休金計畫或宣布破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退休金制度改革旨在分散風險,導致養老資金經由投資公司流入金融市場。

總而言之,一九七○年代的經濟動盪標誌著美國的戰後繁榮的終結,並激起各種集體行動。從企業動員起來反對規範管制,到聯準會重視抑制通膨甚於促進就業,以至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全都為美國經濟金融化奠定基礎。

政治轉向

一九七○年代末的企業動員在一九八○年代帶給企業豐碩的成果,美國的政治輿論轉為支持企業利益而非公共利益。這種意識形態轉向由雷根帶頭。身為一位魅力超凡的演說家,雷根大力倡導「自由企業」制度。雷根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放寬國家對企業經營活動的限制。雷根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就揚棄了戰後的凱因斯經濟模式(一九七○年代的滯脹削弱了這個模式的正當性):「政府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其實正是問題所在。」雷根的治國原則來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市場(和其他社會領域)在政府盡可能減少干預的情況下運作得最好,甚至可以自我調節。

一別於前總統卡特倡導節儉,雷根以赤字財政解決了經濟成長緩慢的問題。雷根在任八年間,外國資本湧入使美國國債激增168.2%;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和日本為美國貢獻的資本特別多,它們也為美國家庭和企業提供消費和投資所需要的信貸。但是,外國資本必須持續流入,仰賴債務支撐的繁榮才可以持續下去;維持美國金融機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於是成為美國的優先要務。

「自由企業」信念崛起、維持美元地位的戰略要務,以及美國經濟變得仰賴債務支持,共同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機會,使執政當局能名正言順鬆綁新政時代設置的所有金融管制。解除金融管制在一九八○年代展開,並在隨後數十年裡加速。它先是模糊了商業銀行與儲貸協會之間的界線,然後是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之間的界線,最後是拆掉銀行業務與其他金融活動之間的防火牆。隨著英國成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以盡可能減少管制和協助倫敦重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國政府似乎只能跟隨這種做法,將愈來愈強大的金融活動整合到少數幾家企業的控制之下。這些政策全都受自由市場信念(認為市場是有效率並且是會自我調節的)影響,也立基於一個未言明的共識:美國經濟的成長和穩定需要能夠吸引足夠的國際資本並發揮全球影響力的金融業。

解除金融管制並非沒有遇到阻力。實際上,解除管制的步調比雷根所期望的慢上許多,而一九八七年的《銀行業公平競爭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反而更明確地規定商業銀行不得銷售保險、房地產,以及從事證券承銷。不過,雷根當初的計畫最終都在柯林頓執政時一一實現:一九九八年花旗銀行(Citibank)與保險業者旅行家(Travelers)合併,這項交易實際上是違法的,但媒體卻讚頌這是革新過時金融體系的一大「壯舉」。美國國會迅速在事後豁免新成立的花旗集團(Citigroup),並在不到一年之內通過一九九九年的《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廢除了《葛拉斯史提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餘下的所有管制。

許多人想將美國經濟金融化和相關政策變革歸咎於金融公司聯手策劃的政治操作,但如果不強調其他的重要發展,我們便無法瞭解這轉變的全貌。例如社會學家葛蕾塔.克里普納(Greta Krippner)就指出,市場導向的轉變不應視為只是商業利益影響政治的結果,因為這種轉變也與政府官員的意圖契合——他們希望透過市場機制掩飾政策在動盪時期影響信貸分配的關鍵地位以避免政治風暴。此外,解除利率管制也受中產階級消費者歡迎,因為他們希望保護自己的儲蓄能多升息而不受通膨蠶食。以市場為基礎的長年退休金計畫改革也助長了金融業的發展。在一九七八年的《歲入法》(Revenue Act)正式容許以薪資扣款做為確定提撥型退休金計畫的金源之後,這種新型計畫開始取代傳統確定給付型退休金計畫,成為美國大企業最流行的退休金方案(確定提撥型計畫要求雇主與雇員提撥退休金到退休儲蓄帳戶,確定給付型計畫則保證員工退休之後可以獲得某水準的養老金)。此一發展也將大量儲蓄送到金融服務業者手中。

在眾多發展中,企業界的變動與美國經濟金融化最相關。美國企業界在反擊進步政治運動之際,自身也正經歷一連串的內部轉變。企業營利能力在一九七○年代顯著降低,加上經濟變得十分不確定,企業以管理層為中心的傳統治理模式因此受到衝擊。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興起,將美國企業的失敗歸咎於管理層與股東利益相悖。根據這種理論,企業錯誤地獎勵管理層擴大公司規模,管理層因此亟欲追求穩定和擴張而非提高效率。公司的營利能力因此降低,股價隨之受挫。

七○年代的危機為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創造了空間。代理理論認為,為了重新調和所有權與控制權,企業應維持獨立的董事會來監督管理層的決策,傾向利用債務而非股權融資,僅專注於最有利可圖的業務2,以及利用股票獎勵管理層。代理論者甚至認為管理層應受外部控管:他們的表現必須基於公司股價評估;如果公司股價表現不佳,則管理層應被開除。代理理論的勝利,加上大型退休基金機構的出現,導致美國企業普遍以「股東價值極大化」為座右銘。這些觀念被寫進商學院的企業財務教科書,被當成科學真理教授給一代又一代雄心勃勃的企業經理人。

總的來說,這段歷史敘述證明美國經濟金融化不能單純視為金融業追求私利的結果,也不能視為資本主義發展必經的成熟階段。《布雷頓森林協定》奠定了世界各國對美元系統性的依賴,而國際原油交易和出口導向型新興經濟體繼續維繫著這種依賴。這導致資金不斷流入美國金融體系,並讓美國政府需要在全球市場不斷證明自己的主導地位。一九六○年代開始的企業動員使政策制定者揚棄以政府為中心的凱因斯經濟模式,轉為奉行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種轉向助長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的金融法規鬆綁,並使政界愈來愈傾向利用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來處理經濟停滯問題。這些發展也體現美國政府保護中產階級家庭儲蓄和促進消費的雙重目標。

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及其餘波,使許多人質疑金融化是否(或能否)在美國持續下去。表面看來,這場危機無疑使人注意到金融業在美國經濟中過大的角色,而且至少初步扭轉了美國國內繼續解除金融管制的趨勢。因為世人認識到全球經濟的互聯程度非常高,各國政府也變得比較願意協調它們的改革。一些非金融企業,例如奇異公司(GE),也已經出售了它們的金融業務,以免受到較嚴格的監督。大金融時代似乎已經走到絕路。

但是,金融化是否已經走到盡頭,最終還是要看金融化的制度根源。金融危機爆發十餘年之後,全球金融秩序看來大致完好。這場危機其實可說是再度確認了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因為聯準會發揮了終極放款人的功能,為耗盡美元資金的各國大銀行提供美元資金。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許多國家仍將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或以美元做為它們的主要儲備資產,尤其是以美國做為主要出口市場的新興國家,或其他經濟和政治相當不穩定的國家。許多機構投資人為求安全購買美國的證券,即使他們知道美元的價值很可能被高估了——美國政府近乎助長通膨的寬鬆貨幣政策和持續的赤字支出,只是令問題惡化而已。

世界對美元及相關證券的持續需求,使聯準會得以藉由大舉寬鬆貨幣來駕馭信貸短缺。美元保持強勢,也使歐巴馬和川普政府得以繼續利用赤字財政提振經濟。過去數十年來,許多人認為繁榮的金融業對美國的經濟成長至關重要(雖然金融業汲汲追求利潤最終造成了金融危機),這個信念成為支撐上述政策的基礎。雖然這些政策使全球經濟免於徹底崩潰,但正如我們將在第七章指出,它們的主要作用顯然是修復而非改革金融秩序。

總結

什麼是金融?什麼是金融化?雖然這些名詞十分常見,但極少有人提出明確的定義。我們認為金融應視為一種社會契約,其功能是調動經濟資源以促進生產和消費。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金融在許多社會發揮了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可能因為發展過頭而適得其反,此時金融會阻礙(而非促進)生產並擾亂(而非穩定)消費。金融的角色從經濟的僕人變成經濟的主人,這種逆轉就是我們所講的金融化。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金融化一直是美國經濟的一個標誌性特徵。轉移到金融業的所得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急速增加。連非金融企業也將注意力轉向金融市場,耗盡它們的資源以支付股息和回購股票,同時靠放貸和其他金融活動獲利。與此同時,美國的家庭為了應付經濟不確定性和把握社經流動機會,背負愈來愈重的債務。隨著金融成為美國政治、商業和文化領域的主導組織原則,這些發展創造出一個反饋迴圈。

金融化興起是一系列歷史事件交織的成果。布雷頓森林體系勾勒出二戰之後的國際貨幣秩序,指定美元為全球儲備貨幣。隨後的冷戰將美國奉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火車頭,而美國刻意維持對盟友的貿易赤字,以輸出美元促進盟友的戰後重建。隨著美國失去它在全球製造市場的壟斷地位,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一九六○年代開始崩潰。持續的貿易失衡、美國的黃金儲備縮減,以及越戰造成的財政危機,全都是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尼克森總統任內終結的因素。但是,美元得以維持其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原油交易以美元計價,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沒有足以與美元競爭的儲備貨幣。這種不穩定的主導地位為美國急劇轉向金融化奠定了基礎。

一九七○年代的危機激發了一連串的企業動員,目的是對抗一九六○年代的社會改革運動。自新政面世以來,美國許多政策都根據以政府為中心的凱因斯模式頒行,但是對這種模式的質疑以及動盪的總體環境,導致銀行開始在監理規範的灰色地帶創造金融產品。金融業提出了具說服力的解除管制主張。聯準會在滯脹時期選擇重視貨幣秩序甚於就業,因此造就的利率上漲和外資流入有利於金融活動。很快就連非金融企業也把握這種發財機會,藉由放貸和投機活動向金融市場擴張。

這些發展在一九八○年代雷根入主白宮時來到關鍵階段。隨著雷根政府利用美元的主導地位實現債務驅動型成長,凱因斯模式被市場理想主義取而代之。美國必須在沒有黃金支持的情況下維持美元的地位,政府為此取消大蕭條期間制定的所有限制(廢止《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是標誌事件),並鼓勵企業和銀行整合,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事後看來,這一切就像一個不知不覺間搭起來的紙牌屋。

伴隨著金融化而來的是經濟不平等快速加劇。在本書稍後的章節,我們將探討金融如何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使它變得更不平等,但我們必須先審視不平等這個概念。除了追求公平,不平等為何重要?經濟不平等在美國如何日漸加劇?如何解釋誰贏誰輸?在探討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也將為不平等加劇提出一個完整的解釋,說明金融化如何成為美國不平等加劇的根本原因。

林庚厚,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麻州大學安默斯特分校社會學碩博士,現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副教授。梅根.尼利,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博士,現為哥本哈根商學院助理教授。


書名:大逆轉──金權擴張如何推升不平等
作者:林庚厚、梅根.尼利(Megan Tobias Neely)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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