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疑處有疑:讀任雪麗的《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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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版《台灣為什麼重要?》一書的美國兩岸研究權威任雪麗(Shelley Rigger),於2021年發行的英文版書籍The Tiger Leading the Dragon: How Taiwan Propelled China’s Economic Rise,已於今(2023)年1月繁體中文化,名為《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本書敘事,是走一個「舊題材、新觀點」的路線。因為過去無論社會學、政治學、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乃至經營管理學,其中有關「台商」的研究汗牛充棟;但真正把台商放在全球供應鏈下,將台商視為中國經濟與全球接軌關鍵引路人的觀點,卻是第一次有這種全面性的論述。

甚至,本書又進一步把台商離開台灣、進入中國、離開中國的「無岸旅途」,放在兩岸互動與美中競爭的框架下,以專著進行分析。本書雖然架構明確、推論清晰,只要對近三十年來美中台政經局勢有簡單了解的人,幾乎都可以「理所當然」的「按圖索驥」,輕鬆理解故事的發展。但其中也是有不少分析算是「毀人三觀」。

兩岸共同文化對做生意幫助不大

過去多數認為,台商相較於他國「外商」,之所以於90年代初期快速在中國站穩腳步,是因為台灣人與中國人間共同的語言文化紐帶,使得雙方隔閡較小,台商進入當地市場的門檻就相對較低。但作者就認為,中國的政經制度與台灣截然不同,制度在商場上扮演的角色,其實比文化更吃重。

更重要的是,這些特殊的制度因此促成了中國社會當地的政商關係;而這些關係是在當地的社經脈絡下根深柢固的,就算是台商也打不進去。台商若是真正參與這些關係下的聚會,也會了解雙方文化的相似性沒有我們想像的高。因為在台灣我們通常會認為「能夠利益交換是因為彼此是朋友」;但在中國卻是「彼此結成朋友是因為能夠利益交換」。也就是,送禮不是為了鞏固關係,而是「送禮本身就是關係」,有送禮才有關係。

民進黨不反中、不反商

刻板印象總認為「民進黨反中、反商,國民黨親中、重商」。但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前後,無論是競選政見,或是當選後的政策,其實都比國民黨版本對中國相對友善。當時是由扁政府主動提出與中國互設代表處,簽署《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並且取消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將對中政策的教條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除了主觀的善意外,客觀形勢上,兩岸貿易額從2000年到2004年陳水扁的第一任期內,年平均增長是50%。甚至在四年內,中國就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2008年陳水扁卸任時,兩岸貿易規模也已是八年前的九倍,政府所核准的對中直接投資也在八年內,成長了四倍。

陳水扁的對中高度開放,與隨之而來的「脆弱性不對稱依賴」,其中原因或許不脫2000年網路泡沫,以及2001年兩岸同時加入WTO。兩大因素讓台資企業成本壓力急遽提升,造成台商大舉西進;但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在政策選擇的主動性上,台灣對中全面經濟開放,其實是始於陳水扁時代而非馬英九時代。所以民進黨既不仇中,也不仇富,更不曾與自由貿易為敵。

甚至馬英九時代的持續開放,相較於陳水扁時代,其實更帶有一點受迫性。因為台灣高度對中直接投資,中國又缺乏法治框架,這使得從台商到整個台灣,對中依賴的經濟曝險程度之高已經無法承受;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海嘯,導致台灣進出口市場大亂。面臨風險與衰退雙重打擊的馬政府,只想透過對中開放與中國建立法治框架,降低台商與台資曝險;並且,吸引陸資來填補金融危機的資金缺口。扁馬二人對中國的相對主動與相對被動,以後見之明來看,應該還他們各自一個公道。

台積電的成功來自卓越的政治判斷能力

我們常說「在商言商」、「商人無祖國」或「只談商業不談政治」。但台灣半導體業的發展,尤其以台積電為例,相對於其他以「晶圓代工」為主業的半導體公司來說,台積電之所以會成功,除了大量工程師的「新鮮肝臟」24小時輪班提高製程良率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台積電高層卓越的「政治判斷」能力。

一方面,台積電看清了高科技製造業的核心利益,其實是「制度安全」比「政策誘因」還要更重要。作為一家最晚進入中國的台灣半導體廠,台積電看清了半導體產業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的特色,使中國低廉的工資和寬鬆的法規,都不該作為投資的最重要誘因;反而是安全的司法環境與高度保障智慧財產權,才是半導體產業最需要的。

另一方面,無論是2004年於上海設立八吋晶圓廠,或是2022年對美國的投資,雖然台積電高層名義上都是說要「貼近顧客」,隨時應顧客要求進行產品修改;但實際上,2004年的中國投資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國際客戶對於兩岸政治關係感到焦慮。如果台積電在中國也有產線,那就算台海爆發衝突,晶片供應也不會中斷。同理,2022年台積電宣布的對美投資,也是新一波台海危機下,降低客戶地緣政治焦慮的抉擇。所以台積電的興起、壯大與成功,都是政治判斷上的決策成功,而不是商業判斷上的決策成功。

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對台灣禍兮福兮

紅色供應鏈的崛起,中國國內企業逐漸取台商而代之。這產生了兩個對台灣影響至深的結果。一方面,誕生於2015年北京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為了不讓美國在關鍵技術上「卡脖子」的紅色供應鏈,最終遭到川普以降,來自華府的貿易戰與科技戰迎擊。過去,美中台三角貿易是由台灣對中出口電子零組件,再由台資企業組裝零組件為成品,並且將這些電子加工品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美國主導的排除紅色供應鏈政策確定後,原來在中國的台商組裝廠,也得跟著美國一起去任何一個他們認證的「友岸」進行生產。這讓原本在數字上看起來,台灣高度依賴對中貿易順差的狀況,大幅下降。證明了「數字上的依賴,不等於產業結構上的依賴」。

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歷了20年黃金機遇期的台商,遭到紅色供應鏈替換後,轉移生產基地的同時,也逐步將中國境內累積的巨大財富轉移回到台灣。一下子湧入大量熱錢的小島,最快消化這些台商資金的方式,就是讓這筆錢流入房地產市場。正因為如此,紅色供應鏈崛起導致台商移出中國;台商的生產線與資金都離開中國後,生產線跑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但錢卻進入台灣炒房。最後的結果,就是讓台灣房價上漲的速度,遠超過薪水上漲的速度。

統戰沒有你想的這麼神

中共將「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視為奪權的「三大法寶」。其中,統一戰線(統戰)更是頭號法寶。因此對於反共教育、保密防諜下長大的台灣人而言,統戰的威懾如影隨形,卻也讓人矯枉過正的經常過度憂慮,或是過度忽視統戰的影響。但台商作為第一線接受統戰洗禮的台灣人,究竟是否真的有達成產生實質的作用呢?

根據作者的看法,1989年前後台商進入中國初期,是由各地方政府執行吸引外資的任務;到了1994年,北京開始意識到台商作為統戰必須爭取的首要目標,開始鼓勵地方給台資、台企更多優惠;2000年扁政府執政後,北京更加大力道吸收台商成為政治盟友;但2004年陳水扁連任成功後,北京就開始對「爭取台商作為優先統戰對象」的作法逐步放棄,轉而直接與島內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合作,透過各式國共論壇,以及對台商協會的組織性吸納後,對台統戰才真正吸引了代理人與協力者,有了對台灣發揮「中國因素」影響的突破點。

但經歷馬政府八年執政後,政黨輪替再度發生。當初統戰台商推進統一的做法,顯然隨著台商在中國地位的大幅下降,也離現實越來越遠。作者就認為,「從台商促統,到兩岸經貿互賴促統」這個思路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如果經貿與投資互賴甚高,就可以促成政治上的合併,那「北美自由貿易區」應該早就合併成一個國家才對。甚至從經驗事實來看,馬政府時代開放陸資、陸客後,反而是造成多數人相信「跨海峽政商聯盟」壟斷了「兩岸和平紅利」;陸資加台資合夥炒房,讓貧富差距拉大,增加了台灣內部的不平等;經濟上的相對剝奪感,以及陸客帶來的文化差異性衝擊,更是讓「經濟關係就是經濟關係」,形成一種兩岸關係上的「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

就算是共同的媽祖信仰,宗教直航,一度炒熱兩岸宗教交流與文化統戰的問題。但當人類學家進入公廟儀典現場,發現湄洲祖廟的神轎被放在地板上的那刻,雙方之間不僅沒有加深文化認同,更是讓台灣人認識到兩岸的文化差異有多大。縱使北京的對台統戰系統,以收買與黑幫暴力的方式進入台灣的各地公廟,但台灣民間宗教傾向以鄉土廟宇為中心的模式,信徒的信仰只能強化地方認同,很難上升到中華文化認同,更難走到政治統戰的層次。

這或可歸功於台人都市現代性生活的除魅特質(遠離宗教或只有浮面的對價性宗教);或是鄉村前現代生活的去政治化特質(宗教歸宗教,政治歸政治)。但總之無論是哪一種統戰,從貿易互賴、台商開路到宗教連帶,作者認為幾乎沒有一項是成功的。

台灣做為中國人眼中「烏托邦化的中國」

本書除了提及製造業的台商外,也把2000年前後於中國崛起的台資品牌納入討論。根據作者的看法,台資品牌的成功,是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提供了一種平價、舒適、品質、奢華融為一體的「異國風情」。這種「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的台灣特色,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品牌。以這種「異國化的中國風情」出發,提到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領導地位時,作者用了所謂「『安全的』中國性」,來解釋周杰倫〈雙節棍〉一曲在中國的爆紅。因為這首歌也是一種「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的中國風情。裡面有中國元素,但卻是時尚、全球化又揚眉吐氣的華人形象。

對應作者有關周杰倫的說法,要談這種「『安全的』中國性」時,或許〈龍的傳人〉一曲是個更好的例子。因為從侯德建「想像的中國」開始,再由王力宏包裝成一種「中華化的台灣文化資本」,再在中國兜售一種「烏托邦化的中國:台灣」,看來是「〈龍的傳人〉與『龍的傳人』共同返祖」,或許更為貼切代表作者所謂的「異國化的中國風情」或是「『安全的』中國性」。

只是讓人好奇,藝人一邊用這種「烏托邦化的中國」來販售台灣情懷的同時,卻又一邊用「台灣一點也不能少」的宣言,作為毀壞這個「中國烏托邦」的具體行動。這不僅對販賣台灣情懷的台灣藝人來說,實為荒謬;對於買單台灣情懷的中國群眾來說,就更為荒謬。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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