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非武統」與「去戰狼」的行為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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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底，曾任川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才剛說，在習近平的第三任期開始後，北京的對台政策有了激進化的傾向。從習個人四次強調，要為戰爭做準備、要求共軍將領們「敢於戰鬥、善於鬥爭」開始；到北京宣佈新的《預備役人員法》，要求鄰近台灣海峽的東南沿海城市興建防空洞、全國設立「國防動員辦公室」，並宣佈國防預算持續增加7.2%；再到建構全面的糧食自主戰略，全面減少對外國糧食進口的依賴。上述種種看似喊打喊殺的準備動作，僅只過了一個多月，現在看來卻是完全豬羊變色。

逃避可恥但有用

先是《經濟學人》開了第一槍，用大量篇幅專題研析中國的嚴峻現況，根本沒有在台海開戰的底氣，更沒有跟「美帝」叫板的本錢。事實上，中國勞動人口到2050年將銳減1／4。另外，美中大國競爭的地緣政治緊張，所導致的「供應鏈移出中國」與「美國對中高科技禁令」。在缺乏勞動力的前提下，上述兩因素將使得未來30年，另外3／4尚未消失的中國勞動人口，也缺乏足夠的工作機會與技術能力，來提升個人生產力。

這讓投資銀行高盛本來對中國經濟量體增長的預期大幅下修。從樂觀認為中國GDP將在2026年即可超越美國，甚至到2050年更能超過美國50%；到現在，考量現實狀況，高盛將中國的成長速度預測下修到2035年才能超越美國，而且最終差距不會到15%。但高盛的預估還是最樂觀的數字。事實上，還有許多其他對中美經濟規模的預測，都認為雙方經濟規模未來發展最多達到平盤；甚至有研究認為，中國經濟規模最終只能到美國的90%。

正是這種國內情勢的低迷與對美中競爭未來的悲觀，讓本來受到官方煽惑，高度好鬥的「舉國戰狼體制」，現在看來顯得更為「不合時宜」，甚至逐漸脫出了北京的掌控之外。《日經亞洲》近期廣為島內政媒引用的報導就指出，習近平於去年廢除任期制，確定擊潰所有政敵後至今；無論上下內外，整個中國「寧左勿右」的氛圍，以及監視大家「有沒有戮力寧左勿右」的審查制度，似乎都在鬆動。因為自四月以來，已經有多篇認為「武力統一（武統）台灣愚蠢且不切實際」或「武統台灣有害國家發展」的網路文章，在中國網路長城牆內屹立不搖至今。

過去，雖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還是當代的官宣主流；但「不承諾放棄『武統』」，一直是上述和平統一說法的但書。現在，曾被視為言論禁區完全無法討論的「不放棄武統」，反而成了可辯論的議題。甚至是一些認真思考國家走向的中國官僚與軍隊將領，也認為「武統台灣其實是危險的賭博」，應該要極力避免。

這些反武統論述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該輕啟戰端、執意武統，原因在於，中國居劣勢的地緣政治環境，受到所謂「四線作戰」的包圍。正是因為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嚴峻，美日在台海、美日韓在朝鮮半島、美英澳（AUKUS）在南海，以及印度在中國西南，造就了「四條戰線」的合圍之勢。中國有相較世界其他國家最長的邊界與最多的鄰國；這些鄰國們無論與中國親善與否，一旦在台海發生戰事，或是鄰國的其中之一與中國發生衝突，中國都必須同時分兵於漫長邊界，避免各種可能的「趁你病，要你命」發生。

但上述這些「反戰狼」論述，其實並無新意，甚至可說是全球中國研究社群，對中國區域情勢的一貫分析。那這次，為何中南海高層突然就聰明起來，看到了中國地緣政治現況的困難？為何官僚體系與軍隊將領也都突然「兼聽則明」，知道了「武統台灣」對中共政權乃至中國的危險？

公眾輿論過度狂飄的鷹派語言與戰爭恐懼，或許是官方開始允許反戰狼、反武統言論於網路廣傳的原因。因為各大論壇上充斥的戰狼論述，以及外交體系在全世界表演的戰狼特技，不僅已讓普通中國人開始認定，「武統」是統一台灣的唯一方法；更重要的是，一旦以武統台灣為基礎的「介入說」（中國若不快速武統台灣，機會之窗就會關閉；長期來說，美國介入台海戰事的機率將會越來越高）與「謊言說」（中國武統台灣是中共單方面的「狼來了」宣傳，目的是使台灣問題持續懸而未決，藉此延續中共一黨專政的永久正當性），兩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常態。對中共來說，為了「抓緊機會打」或「積極闢謠打」，其實都在面對一種「不得不打」的風險。而這種趕鴨子上架，正是現在很多有志之士，都想極力避免的。

您點的橄欖枝馬上送到

事情就是這麼剛好。正當北京高層與舉國有志之士都突然想起了「武統」的壞處，大夢初醒的要四處滅火，消解公共輿論可能造成的「戰狼壓力」時；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員趙通（Tong Zhao），也通過Foreign Affairs的投書，當了一把白皮黃骨的外來和尚，對美、中同時宣教。

趙通認為，中國的「舉國戰狼模式」已經在失控邊緣。若是中共領導層控制不了這股激進的民族主義，那受害的會是全世界。基於這個原因，各國應該瞭解到，一方面，中共特殊的威權體制，確實創造了一個以領袖習近平為首的回聲室（echo chamber）。由上而下的命令與由下而上的恭維，在這個回聲室中彼此不斷循環，讓武統的言論螺旋上升。最後，即使「武統」只是高層的嘴巴說說，就像上帝的永恆之城始終尚未降臨；但中國也在這種「說說」之下開始高度動員，形成高層與基層彼此說大話、認大話，最後彼此都信以為真的狀況。

另一方面，這個回聲室是由高層與基層兩股力量共同組成。所以我們不能只專注看習主席高瞻遠矚、對抗西方圍堵、捍衛中國主權、果斷對台攻掠的計畫；因此忽略了中國公眾、官僚體系、軍方與中共領導層間的互動。

簡單來說，作者相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算是威權體制下，國家的對外行動，也不是英明領導一個人可以說得算。決策流程中，不僅需要考慮派系的利益，也需要考慮民意。國家行動的依據，最終還是政府政策規劃與民間政策反映互動後的成果。雖然威權國家政府決策時的「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放話以後沒有實踐承諾，被民眾教訓的成本）相對較低，但完全不考慮民意的施政，就算在威權國家也不存在。

基於這個前提，趙通就建議美國和其他國家在規劃對中政策，尤其在與中國討論「台灣問題」時，應該要從中國內部，去切斷基層與高層間交互加強的回音。尤其是在去年8月，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時，解放軍雷聲大雨點小的圍台軍演，更是讓民間興奮之餘，卻又旋即轉向失望與憤怒。這些一次次對「武統」抱持希望與失望的群眾，確實是讓中共高層感受到逐漸上升的「聽眾成本」。

尤其按趙通的說法，北京在面對「台灣問題」時，經常會有心態（武統風險太高）與實踐（武統不能放棄）的落差。這或可說是統一戰線下的實用主義思維；但卻也可以看成一種既相信「自己的和平意圖」，又說出「提高戰爭風險話語」的精神分裂。對其他有「台海問題」的國家而言，遏制這種精神分裂的方法，並不是持續預期共軍攻台的時間點，或是增加西太平洋的軍事部屬對中國恫嚇。因為這樣，反而是為這個由高層武統與基層戰狼構成的回音室裝上麥克風，加強了「牆外世界威脅」與「牆內世界脆弱」的對比。

對趙通來說，切斷中國內部基層與高層間的「武統」回音，或許才能治療中國這種「和平意圖與戰爭話語落差」所形成的精神分裂。與中國接觸並討論台灣問題的各國，對趙通而言，應該更積極與中國軍方、政策圈、媒體或平民接觸。但這樣的接觸，卻不是帶回過去新自由主義貿易和平論或是民主和平論述的老調；而是專門針對台灣問題，進行中國全民性的「再教育」。

也就是說，這次我們不用利益也不用文明來說服中國人；而是應該用知識和推理來說服中國人。從反駁「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有不容質疑的合法權利」的國際法基礎開始；再到其他國家如何處理分裂國家或民族自決問題（加拿大／魁北克與英國／蘇格蘭）的科普；更重要的是，上至政策菁英、下至販夫走卒，趙通相信，大多數的中國人完全低估了武統台灣一役，最終升級成與西太平洋幾大政治勢力全面軍事衝突的風險。中國人通常更不瞭解，戰爭對中國群眾個人的影響。全面無知下的喊打喊殺，並不是真心誠意的戰狼。透過「再教育」後，中國大眾、政策圈與官僚都能瞭解「不開戰」的利益；而輿論風向的轉變，也可以減低「聽眾成本」逐步攀升對中共領導層的壓力。

「低盪（détente）」的開始並非武統的結束，更不是新冷戰的終結

但趙通的推論其實是有問題的。根據美國布朗大學國際關係學者Tyler Jost的說法，中國的回聲室（echo chamber）並不是由上層與基層構成；聲音其實僅停留在中國共產黨的巨大官僚機器內。中國領導人的決定，來自官僚的評估報告，而不是來自我們「想像的江湖」。

雖然無論是官僚本位、揣摩上意、扭曲事實，或官僚體系內各單位間缺乏橫向資訊流動，因此形成所謂「組織孤島」（organizational silos），這些問題幾乎可說是當代政府不分民主與威權制度的老生常談。但在一個法治國家，一切都有法律保障。官僚體系內的組織與行為者，能有足夠的安全感對上位者說真話，而不會有被拔官或報復的風險；同時，有法治保障與約束的官僚體系，內部的資訊是開放與共用的，更有相關的規則來箝制或避免官僚體系向執政者說謊。

但在中國這樣的威權主義國家，黨全面控制民間社會，領導人又全面掌握黨。這讓官僚體系只能唯黨是從、唯「習」是從。官僚是黨的官僚、是領導者的官僚，而非國家的官僚。這讓官僚組織與黨、官僚組織與領導人間的關係，都變成一種「恩庇－侍從」關係。

官僚視情況以忠誠提供正確或不正確的訊息，幫助領導人與黨，壓制民間社會或其他內外潛在挑戰者；領導人與黨再給予忠誠者相對的報酬與官位。這也讓官僚內部，只有派系競爭關係而缺乏合作的前提。但同時，官僚體系內部不同的組織，也只能是黨與領導人的附隨。官僚體系既沒能力客觀判斷形勢，也無法提供決策者真正需要的意見。因為弱化的官僚集團是以領導人的意見為意見，而這正是中共以黨領政、極權於領導人的初衷。

從1960年代的文革開始，無論是官僚體系、利益團體或民間社會，毛澤東的手段，全面削弱了威脅領導人權威的所有可能。如此手段，不只能確保毛自己的地位，甚至能確保官僚體系在他死後，無力挑戰他選定的繼承人或偏離他的革命路線。但掃除所有內部敵人後，隨之面臨的，就是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和1979年的懲越戰爭中，提供糟糕情報或故意說謊迎合上層的孱弱官僚體系，以及領導層對蘇聯與越南行動的誤判。

而這些毛時代的產物，並沒有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而有所改善。2001年中美南海軍機擦撞事件期間，軍情體系作為個人領導權威弱化官僚體制的遺緒，一樣無法提供有效的情報分析；軍事訊息一樣也無法在軍隊系統和其他官僚機構間順暢流動。這種「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幹嘛」的狀況，也限制了事實的查核與糾錯。因此也讓時任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出現嚴重誤判。最後美國並沒有像在1999年空襲南斯拉夫期間誤炸中國大使館般道歉，而是只對雙方軍機擦撞「深表遺憾」

所以，趙通的「再教育」方案，看起來不僅打不進中共由領導人、黨與官僚所組成的回聲室；或者更可以說，就算真的打進了回聲室，習領導緊縮的威權體制下官僚組織，大概也只會「偏聽則暗」而已。

若是以上一次冷戰的歷史，對照今日的「新冷戰」來看，「低盪（détente）」開始於尼克森1969年對蘇聯提出的核武限制談判，並於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告終。那麼今日中共釋出的「檢討武統」，以及某種程度的「側翼」，建議西方拋出的橄欖枝（台灣問題的內部再教育），或許也只是一次「低盪」的開始，而不會是「武統」的終結、也不會是「統一」的放棄，更非「新冷戰」的結束。

只要「領導、黨與官僚」構成的回聲室無法被監管、打破，未來的某一天，中國的對台征途也必然再起。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