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革命三部曲──馮客三書略述

1.2K

馮客三書：

《解放的悲劇》，聯經，2018年3月。

《毛澤東的大饑荒》，聯經，2021年7月。

《文化大革命》，聯經，2017年1月。

在過往台灣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以「反共」為政治宣稱的歲月裡，控訴中共暴政從而推導（或想像）出「暴政必亡」的政治宣傳品，從來不曾絕跡。如果還是出自外國人的手筆，那就更是妙上加妙。例如，美國《紐約時報》派駐北京的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撰寫的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講述他在共產中國的聞見，1982年在美國面世，台灣就馬上出現了國防部所屬《台灣日報》社的譯本：《苦海餘生》，一時之間，好似「台灣紙貴」，暢銷之至，甚至於還打算搬上電視。

本來，在中國還是大門深鎖不得而入的時代裡，中共政權及其歷史的研究，多少算得上是台灣對於中國研究還算活躍的領域。畢竟，出自現實的需要，培養了大量的研究者，也有相當的成績。然而，當黨國領袖以一己的最高指示為文本，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1956年出版）儼然為這段歷史定了基調；一旦想要全面盤揭開那段歷史的面紗，求真尋實，必然就會禍從筆出。別的不說，蔣經國為什麼在蘇聯度過青年歲月的來龍去脈，誰敢又能夠講清楚說明白？那麼，這方領域不淪為意識形態再生產的空間，令人生厭生倦，難矣哉。

勢隨時轉。處於政治禁忌不再，連蔣介石、蔣經國的日記都已經可以看得到的此刻，台灣可以接觸到的與中國（尤其是還在那裡掌權的中國共產黨）的相關史料和研究，「汗牛充棟」，場景卻完全變了樣：問題不再是看不看得到，能不能研究，而是為什麼要看？為什麼要研究？因此，馮客企圖從人民如何受苦遭劫的角度，講述中國共產革命的「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堂皇問世，並且在台灣的文化市場上還算受到歡迎，多少顯示，認真而嚴肅研究中國與中共的著作，必然可以為台灣打下面對中國的知識基礎，為進一步凝聚共識，創造可能空間。

馮客書寫中國共產革命的史家道德立場，十分鮮明；他絕不隱藏自己的批判鋒芒：

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解放的悲劇》，頁11】。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最終毛的這場「大躍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毛澤東的大饑荒》，頁7】。

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屠城展現國家的野蠻力量，表現出國家的旨意不可違逆，它想要傳達的訊息只有一個──即使在今天也無所不在：一黨專政不可違抗【《文化大革命》，頁346】。

相較於同樣是出自西方視角的述說，馮客的書寫，當然可以激起讀者的道德憤慨。例如，魏昂德（Andrew George Walder）的《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2015）指陳，毛發動的文革遺產「無意間給了繼任者做選擇的機會，跳出毛澤東思想的局限和各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觀念」（漢譯本，2019，頁348）。這等歷史視野，固然義蘊深長，卻與科學實驗室裡得到的結論，沒有多遠的距離。

書寫述說並控訴中共政權的「黑歷史」而欲形塑的「記憶文化」（the memorial culture），非常容易被「政治化」，在在顯示「歷史再現」和現實之間的互動糾纏，不可逃避與忽視。那麼，正如當代德國史學家蒙森（Wolfgang J. Mommsen, 1930-2004）的提醒：在現代高度分化的社會裡，史學家的明確職責與角色，就是充任各種集體記憶與傳統的紀錄者。只是，史學家同時必須從事實證據的角度，批判性的分析這些集體記憶和傳統，檢測它們的真實性。

史學家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工作，既包含了對於當前各種態度及世界觀的基礎，進行歷史性的分析，也要檢視它們的可信度（通常這還要奮力地剝去這些態度與世界觀所蘊涵的某種信念）。因此，自然就會讓史學家是否有黨派之見的立場，大白於天下。道德承擔（moral commitment）與學術中立，正是評判史家技藝（craft）所在同樣重要的判準。一旦史學家打造出來的歷史記憶是為特定族群／黨派服務的，竟或成為「政治迷思」的製造者；這樣的史學家及其史學，就必須要被「鳴鼓而攻之」。

馮客述說中國共產革命的「三部曲」，當然具有道德承擔的意義，卻也正是他個人史家技藝的展現。當台灣的黨國意識形態牢獄已被打破，又逢中共百年與世界格局轉變急遽的此際，對中國與中共的認識，絕對不容我們閉上眼睛，摀住耳朵，禁錮自己的心房。這套大書，正是我們可以依傍的「教養主義」讀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