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狗急跳牆嗎？究竟是持續崛起可怕還是家道中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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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想要成為亞洲的哥吉拉，因為那是中國能存活的唯一之道！中國不能讓日本再來侵門踏戶，更不能相信美國。因為美國永遠表示不知道其它國家的意圖。作為良好的現實主義學徒，中國唯有像美國支配西半球般支配亞洲才能存活。──芝加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John Mearsheimer

在史上最大幅度的共軍侵略我國防空識別區後（自10月1日起，共計近150架中國各式轟炸、運輸、電偵與戰鬥機型。），BBC和《衛報》首頁都把台海緊張局勢當作頭條新聞處理。CNN也報導我國防部長表示，共軍現雖有能力侵台，但必然付出代價；可一旦時序進入2025，共軍除了攻台以外，更有完整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A2/AD），這些都將降低攻台的成本。

另一方面，中國近月來各式內部動盪的消息外溢。缺電引發產能下降、地產風暴、高科技巨擘國有化、演藝圈整肅，時局的持續演進，好像證明了一種說法。也就是，在新強權挑戰舊霸權的權力格局裡，「新強權極勝而衰比持續崛起更有可能鋌而走險」。中國因為內部政治經濟風暴，因此對外更強硬，導致台海衝突持續升高；而美中關係在軍事戰略與經貿供應鏈上，也呈現自1970年代三公報以降的新低點，「新冷戰」的態勢進而導致中國的對外行動更為激進。

這個「極盛而衰比持續崛起讓新強權更容易鋌而走險」的推論，看似新穎，比修昔底德陷阱所謂「新強權國力上升後容易挑戰舊強權」，做出更進一步推論「突然衰弱的新強權比上升中的新強權，更容易與舊霸權升高衝突擦槍走火」。

修昔底德陷阱之外：權力轉移過程中的鋌而走險作為中國研究的通說

這裡，我們姑且不論「修昔底德陷阱」一說，是不是中共大外宣系統用來強調「中國即將超英趕美」的「共黨側翼」言論；事實上，相較於「上升新強權挑戰舊霸權造成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上升強權極勝而衰因此鋌而走險把握機會，或利用與舊霸權間的衝突來轉移國內注意力，避免國內經濟衰弱或政治紛爭造成政權崩塌，這種推論，在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權力轉移」或「強權興衰」概念下，才是美國中國研究圈的通說。

根據柯林頓政府時期亞太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2007年在­­­《脆弱的強權》一書中看法，中國若是內部經濟發展順利、政治局勢穩定，則台灣可保繁榮與安全，亞太區域和平亦可維持，美中之間亦無衝突之可能；反之，中國若是內部出現動盪，則中國將以台灣問題吸引民意，統合內部派系，並藉此彌平官僚本位主義，形塑一致對外的國內格局，因此東亞必然發生區域衝突，美中也難以避免磕磕碰碰。

同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與保守派蘭德智庫研究員施道安Andrew Scobell於2012年發表的《尋求安全感的中國》一書中，亦表示，一旦中國本身經濟成長停頓、領導層政治紛爭浮上檯面，內部動亂將使中國面對周邊領土爭議時採取更具侵略性的態度。但從新疆、西藏、香港等中國領土邊陲，到台灣、東海、南海等自我宣稱領有但卻無法掌控的勢力範圍，中國國內動盪與周邊局勢的各種惡化，脫出了作者當年視域所及所憂心的「中國持續崛起與美國正在衰退」。

而統一戰線的全球擴散，大外宣、戰狼外交、多層次紅色滲透，假訊息與網路攻擊，早已脫出港台，透過一帶一路，入島入戶，已造成歐洲國家如捷克與立陶宛的不滿與譴責，更引起加拿大與澳洲等英語系國家的警惕與反制。《尋求安全感的中國》一書當年所謂的「中國並沒有試圖破壞世界別處的民主制度（除了台港）」，也已今非昔比、昨日黃花；但作者當年的假設，也就是「混亂中國或衰退中國會導致台海危機、區域動亂與美中衝突」，到了2021年的今日，卻持續在美國的官學圈繼續發酵。

戰略機遇期的稍縱即逝

德州大學布希學院國際政治學者Christopher Layne自2020年末於《外交事務》期刊發表 The Risk of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一文，其中引用了牛津大學一戰史研究權威Margaret MacMillan的說法，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衝突，肇始於崛起中的新強權德國。德國在1914年前後自我認知自己足以挑戰舊霸權英國的機會正在消失，對自身衰弱以及追不上的恐懼因此敲響了戰鼓，也就是人們最常聽到的「時間不站在我們這邊」這類說法，正是導致德國發動一戰的原因。

接著Layne的關切，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Michael Beckley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季辛吉全球事務傑出教授Hal Brands延續這個「時間不站在我們這邊」、「機會之窗正在關閉」或「對自身衰弱的恐懼持續上升」這樣的邏輯，開啟了一系列從2020年底至今的討論。從2020年12月發表於《外交事務》的Competition With China Could Be Short and Sharp一文，到最近2021年9月底發表於《外交政策》的China Is a Declining Power—and That’s the Problem一文，以及10月初  發表於《外交事務》的The End of China’s Rise: Beijing Is Running Out of Time to Remake the World一文。

於上述三文中，兩位作者始終強調，中國國內經濟成長趨緩，以及遭到敵意鄰國包圍的嚴峻地緣政治現實，會迫使中國走上一戰德國面對英國的「戰艦倍數」策略，以及二戰日本面對國內經濟大蕭條與美國廢鋼與石油禁運的老路。也就是，循著一條新興強權國成為修正主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的道路，面對既有國際秩序與舊霸權時，必然纏身的「機會正在消失」認知。這種詛咒性的自我認知，會讓新興強權因此鋌而走險，形成一種宿命性挑戰舊霸權的「自我實現」與「路徑依賴」。總結而言就是「對於一個上升中的強權國來說，樂觀的強權會韜光養晦；悲觀的強權則會鋌而走險」。

兩位作者的中國觀察更強調，除了上述的內外交迫外，多項統計數據都指出，中國的國家前景堪慮。從1970年到2000年，中國的糧食、飲水與能源都還能自足，並且享有龐大的勞動人口紅利。但2000年後的快速經濟成長，使中國成為資源進口國，而原本的人口紅利也快速流失，一胎化與少子化讓中國到2035年會減少7000萬勞動年齡人口，並且新增1億3000萬需靠政府挹注退休金的老人；到了2050年，則會失去1億500萬的勞動年齡人口，新增6400萬退休人士。所以到2050年，中國必須付出比現在多3倍高達30%的GDP，才能養得起這些退休老人。

更慘的是，GDP成長破10的榮景進入2020前後，帳面早就從「保7保8」開始無限下修。上述種種不利因素，造成作者相信，北京一定認為，他們的「戰略機遇期」正在消失，進而造成北京對外行動的激化；而這樣的激化則造成了各式軍事聯盟如QUAD或AUKUS的強力回應；或是各種類似D10或T12等技術或經濟聯盟的圍堵與脫鉤。

狗急其實不一定會跳牆

但值得反思的是，縱使前面已經有這麼多的歷史案例，但面對舊的霸權國時，新強權國對自身前景樂觀就會持續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對自身前景悲觀，就會鋌而走險、狗急跳牆嗎？這樣的假設推論，真的可以「橫向移植」來判斷當代中國的對外行為模式嗎？事實上，這個沿用或借用，可能忽略了，須比較歷史上美、日、德新興帝國與中國古老王朝帝國的本質。也就是，「帝國中心對邊陲的控制與同質性能力」、「帝國的資源調度能力」，以及「帝國的國家體制穩固程度」，上述三項特質導致美國的中國研究通說「強則韜光養晦，若則鋌而走險」，在預測當代中國對外行動模式時，有高度落空的可能性。

根據美國當代著名地緣政治公共知識份子Robert Kaplan在《重回馬可波羅的世界》一書說法，古老帝國的行動邏輯和民族國家或主權國家不同。帝國的脆弱在於權力輻輳的範圍遠大於自身種族或宗教族群的祖國。而這種中心統治邊陲，或著說「非中心之外全是邊陲」的模式，讓均質性或同質性的民族國家、主權國家難以落實。或者，甚至任何追求價值普世性，例如基督教普世帝國，或自由人權民主的普世共和國，都不在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選項裡。用季辛吉在《論中國》一書中的說法，這種中心統治邊陲的政治邏輯，就是一種具特殊優越感的皇朝心態，這種心態持續存在於中國這個朝代更迭眾多的龐大帝國。同質性低落，造成戰爭機器難以成型，所以古老帝國的行為模式不能與近代民族國家與主權國家一概而論。

另外，根據當代歷史社會學大師Michael Mann在The Resources of Social Power所描述，龐大的帝國看似物產總量豐富、兵強馬壯，但在調動經濟或軍事力量上面，無論是行政程序上官僚組織的龐雜無效或是物理運送上物流與後勤技術的耗損，都會讓帝國在沒有萬分征服把握的信心時，避免任何大量的軍事調動或是衝突性極高的軍事部屬。所謂用戰爭來轉移注意力的冒進行動，只會出現在當代民族國家或是主權國家，甚至是二戰時期的日本或德國這些所謂的民族帝國（民族國家對外擴張並以同化政策對待殖民地），或是一般近代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帝國，才有可能面對一個冒進成本低於對內鞏固成本的情境，因此採取對外貿進來達成對內鞏固。

更重要的是，《重回馬可波羅的世界》一書也提到，從真正陸基統治古老帝國的組織法則來看，維繫權力核心的鞏固，比遠在天邊的動亂平定還要更為重要。尤其內部統治鬆散，對內鞏固的成本始終大於對外貿進時，冒進非但不能轉移內部動亂的注意力，冒進反而成為內部動亂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讓內部動亂一觸即發。

2000年後到2010年間，中國享受了史上最長期的國土周邊安全穩定事態，因此才有2010年至今的餘裕，發展藍水海軍，持續進出南海，興建島礁，憑藉炮艦想要鞏固一個陸地擴張至水域的海上長城。但從地緣政治的地理環境面來看，中國周邊有二十個鄰國，縱使扣掉上海合作組織中的幾個友好國家，大部分周邊國家與中國縱使不完全敵對但也絕不是同盟，按照黎安友在《尋求安全感的中國》一書說法，這造成了中國國防安全上隨時處在脆弱而敏感的邊緣。

更何況，若是單純從中華帝國史來說事，張牙舞爪的發動對外總攻，自秦漢以降、隋唐與明清，無論這些攻勢成功或失敗與否，幾乎都是在帝國初定，或是國力充沛的狀態，才會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甚至新中國初定，發動韓戰抗美援朝換取蘇聯的尊重；1970年代發動「懲越」戰爭，換取與美國的合作，目的都不在轉移國內不穩定政治壓力，或畏懼於超英趕美的機會消失。

雖然歷史不會重複，但至少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若中共的統治邏輯仍然是古老帝國的朝代更迭，那真要說起來，靠發動戰爭來轉移國內衝突的注意力，或是得失於戰略機遇期的消逝因此發動戰爭把握最後時刻，看起來都是「非常不中國」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