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我們有哀悼的權力嗎?

江昺崙
614 人閱讀

每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一些關心臺灣歷史的青年朋友,就會舉行「共生音樂節」。且一如往例,會有大量鄉民到共生音樂節粉專留言吐嘈(請見共生音樂節粉專圖)。

圖片來源:翻攝自共生音樂節臉書

講求「共生」卻頻遭犀落攻訐

共生音樂節之所以名為「共生」,就是希望臺灣社會一起先擱置政治爭議,彼此靜下心來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要先理解才能和解;要對話才能共生。可惜的是,雖然在民主化之後,二二八事件不再是社會禁忌,但許多民眾還是以敬而遠之、甚或冷漠的態度在面對二二八。才會每年都會出現一模一樣的攻訐留言,無知混雜惡意,令人看了感到萬分心寒。

但為什麼二二八事件這麼重大的歷史轉折,可以說是臺灣戰後最大的社會衝突,也深埋了幾十年省籍之間的矛盾與不信任,九〇年代後好不容易經歷民主化,終於可以處理歷史傷口,但台灣人卻普遍冷漠以對,想要把歷史真相草草掩埋?

原因就在於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當中「只有轉型,沒有正義」。

台灣民主化只有轉型,沒有正義

臺灣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民主化運動,雖然成功終結了獨裁體制,且沒有發生嚴重的武裝流血衝突,是由體制內外共同完成的「寧靜革命」。詳細過程可以參閱吳乃德先生的書《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我再解釋一下,這裡說民主化是由「體制內共同完成」,體制外是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體制內則經歷了下列過程:獨裁者蔣經國晚年,先是承諾不傳位於子嗣,接著或許迫於國內外情勢,宣佈開放黨禁、報禁並解除戒嚴。蔣經國死後,總統由李登輝繼任,李登輝基於時局及個人理念,推動修憲,進行廢除萬年國會、總統直選等改革工作,終於成功在1996年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臺灣史上第一次由人民選出領導人,且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總統。到了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勝選,完成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

這些民主化過程相信讀者們一定非常熟稔,但仔細思考,我們會發現和平轉型也不是沒有代價,而且可能轉嫁到一些更幽微的地方,比方地方派系蛻變,又或者是轉型正義的推動。

由於整個八、九〇年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執政黨一直都是國民黨,李登輝身兼總統及國民黨黨主席二職,因此雖然他在1995年率先舉行二二八紀念儀式,並以總統身份道歉,但其實對於既有的國民黨權力結構,以及既有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者阿圖塞所提出,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簡稱ISA)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黨主席李登輝雖然率先道歉,但也間接種下了內部矛盾的遠因,2000年之後,國民黨與李登輝切割,同樣徹底切割了李的路線,重整並強化了ISA的遺緒。

舊黨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從未消失

歷史是由權力者書寫,2000年後國民黨雖然暫時失去政權,但ISA還殘留在基層組織當中,特別是學校。舉個例子,為什麼各個大學的中文系所還有這麼多(不算華語系就有將近37個系所)?臺灣社會真的需要這麼多熟讀四書五經、精通聲韻訓詁的專業人士嗎?現在少子化,國文老師的職缺也是僧多粥少吧。實際上過往中文系的任務,就是培訓ISA的末梢執行者、工程師。由此可見當年ISA的影響力有多深遠,至今仍控制著很大一部份的文化領域。

以今日角度來看,和平民主化的代價,有人說是「分期付款來的民主」。但或許根本上就是利滾利,後代償還不起的「高利貸」——並且國民黨始終擺出「債權人」的姿態,認為今日臺灣社會的民主自由、和平繁榮都出於蔣經國體制的遠見及「寬宥」。而不僅國民黨內部如此認為,連不少民眾也是如此深信。所以直到今天,民進黨執政仍然是一種「意外」與「例外」,假以時日,國民黨會將「道統」的象徵從民進黨手中收回來。

體制內民主化意味有太多的妥協

也就是說體制內外合作的民主化,帶來政權的和平轉移,而和平代表著一定程度的妥協,實際上等同於「赦免」了過去加害者的群體。且加害者群體雖然口頭上道歉,但國民黨實際上並不願意究責、被究責,所以形成了「有受害者、無加害者」的矛盾現象。

也因為歷史轉型期的妥協,導致臺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工作的不信任,自然臺灣也不可能進行實際的清算,更不可能出現像是德國、東歐等國的「除垢法案」(例如加害責任者不得出任公職等)。甚至到目前為止,促轉會被視為「東廠」,而加害者裡面,只有當過情治單位線民的兩位民進黨政治人物遭到社會檢視,嚴肅而重要的轉型正義工程逐漸被扭曲誤解。

改朝換代頻仍的台灣,記憶總被深埋

臺灣的身世非常曲折,自大航海時代開始,成為海權列強的兵家必爭之地,於是西班牙、荷蘭人、鄭成功、滿清、日本、國民黨先後進行大規模的殖民與移民,每一次的政權嬗遞,都伴隨著血腥殘酷的武裝衝突。所以每個政權,也都會對上一個政權進行清算,無論是實體的還是文化上的。這也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臺灣歷史斷層,都像是一段時間就會固定噴發的火山,新的岩漿及火山灰會將舊的地層掩埋,如果我們不積極去挖掘、去橫剖檢視,我們就不會知道有什麼文化被深埋在表層之下。

上一次火山噴發就是臺灣歷史上極為混亂的1942至1952年,塵土直接覆蓋了所有悲劇;而九〇年代和平民主化,火山不再噴發,人們自然也就將表層的地景視為理所當然——挖掘歷史地層的成本太高,進行轉型創傷工程太困難,最後臺灣社會傾向一律掩埋,一律將文化地層清洗掉,如果有人將企圖清創,那就是「挑動社會對立」。

我並不是說和平改革不好,也不是希望歷史轉型期應如火山噴發那樣爆裂衝突。和平很好,但我們也不能假裝沒有代價。

至少,我們總有哀悼的權力吧。有嗎?

前段提到1942年至1952年,可說是臺灣史上最悲傷的十年。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臺灣被捲入日本帝國總動員體系、全島遭到盟軍空襲、以軸心國身份戰敗又以同盟國身份受降、戰後民生凋敝、日語遭到禁用、更緊接著爆發二二八事件、帶著大江大海苦難的外省移民來到臺灣、乃至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國民黨在臺灣進行全面的政治清洗,亦即白色恐怖。這十年每個大事件都不是區域的、單獨的事件,是觸及全島、所有職業、不分男女老幼、從實體產業到精神文化的全面浩劫。

整整十年歷史被湮沒漠視

然而這十年間發生的事情,臺灣社會有整整四十年無法回憶、無法療傷,一直到今天,傷口仍未癒合、但每每揭開清創,總會有人跳出來譴責。不要說會讓國民黨失去合法性的二二八事件,就連太平洋戰爭經驗,也只能諱莫如深。直到今天,才有年輕人站出來以多元創作的形式,以「台北大空襲」為主題製作桌遊、電腦遊戲、插畫、文學等方式紀念悲劇種種。

許多人批評共生音樂節是一種政治鬥爭,但他們選擇性忽略的是,同一群青年,同時也在記憶太平洋戰爭的傷痛,當時丟下炸彈的,是美國的轟炸機。這是政治鬥爭嗎?這只是身為台灣人,對這片土地上的歷史,最基本的敬意與哀悼而已。

並且,我們都知道二二八的國定連假,只是一種形式(或儀式)、沒有辦法長出更多實質的內涵,更無力解決更深層的認同問題。所以在獨裁者蔣經國的後代選上台北市長之後,這樣的矛盾更加諷刺、更加錐心。蔣經國生前雖然承諾不再傳位於後代,但後代卻乘黨國遺緒,透過民主的形式「收回」權力,而蔣經國的傳人未來還有可能繼續參選總統,也不無可能(只要臺灣還沒被中共統治的話)。原本我們以為21世紀可以告別蔣經國,但他終於回來了,這是臺灣社會在民主轉型期欠下的龐大債務。

當全世界對於菲律賓小馬可仕選上總統感到訝異時,或許只有臺灣人沒資格提出疑問吧。沒有經過轉型正義,全體社會沒有共同走過究責、反省、改革的道路,只能由被害者自行療傷,那麼獨裁者隨時都會回來。

未來幾年,臺灣最迫切的危機,是要在中共暴政的虎口下求生存,所以我們才需要更努力重返歷史、再現身世記憶。因為我們捍衛的不僅僅是主權,也將會是自我哀悼的權力。

作者為臺中人,現居臺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肄,研究領域為臺灣農民文學。曾參與《史明口述史》、《終戰那一天》及《文協一百點》等歷史書籍撰寫。

留言評論
江昺崙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