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關天」作為儒教民本主義的話術

曾昭明

封城秀急,封城侯急。天朝主義政客與文人,急了一年半多,還在急,盼望能等到「聖王專政的天下帝國」在台灣「復權」的那一天。這是我們遭逢的,21世紀的「儒教帝國主義」形成的奇特歷史現場。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聖王專政優越論的對台攻擊從未休止

至少到目前為止,雖然歷經了幾次嚴重的論述攻勢,台灣並未被「大封城、大普篩、健康碼」等元素構成的「疫病政治學上的聖王專政優越論」所擊垮。確實,沒有了大量製造「偽陽性」的「大普篩」(特別是用中國試劑的「大普篩」),你叫那些呼喊「方艙醫院」等「強制集中隔離」裝置(=「疫病政治學」上的「新疆集中營」)的天朝主義政客和文人,要怎麼繼續演下去?

實際上,我們心底都曉得,呼喊著要「大普篩」的人,潛台詞其實是:「we 不用普篩,they 要快點普篩。」——大致上,我們可以確定,那些「疫病政治學上的聖王專政優越論」的贊翼者,也都會是「新疆集中營」的支持者;而且,越是自認為菁英的「高等天龍國人」,就越喜歡這一套。

不過,最近幾天,倒是因為楊渡(曾任職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馬英九政權時期的「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的一篇〈那不是數目,是人,是生命!〉,天朝主義文人與政客掀起了一片「人命關天」的巨大聲浪,還連帶引起了一些 DPP 民代的附和,宛如蔡英文政權是「吃人血饅頭」的。

對這波包含中研院院士參與在內的「人命關天」論述攻勢,我暫時有幾個感想,想要藉此與關心「天朝主義批判」的朋友分享。

疫苗不是商品,而是戰略物資

首先,讓我們從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現實開始出發:現在你所知道的任何「合法」武漢病毒疫苗,不論其基本的生物學或醫學原理為何,事實上都是在「防疫的緊急狀態」下才被認可的產物。如果按照一般常態的疫苗許可規範和程序,任何你所知道的「合法疫苗」,都會顯得「不合法」;唯獨因為應對「武漢病毒造成的防疫緊急狀態」,才被 WHO 和國家政權用「緊急授權」的方式許可使用。

其次,重點是:這些在「緊急授權」下許可使用的疫苗,因此並不是一般的「醫療商品」,而是對應「防疫的緊急狀態」下的「公共財」,某個意義上,它們確實構成了各個國家政權在「防疫的緊急狀態」中的「關鍵戰略物資」。對如何有效地整備、流通和使用這些「戰略物資」,嚴格地說,一個政府不能讓注射疫苗成為一般的「市場商品交易」的事情,有錢的就是大爺,而必須從整個社群共同體在防疫上的緊急需要去考量,哪些是優先該注射疫苗的群體。

簡單地說,政府必須確保,居於主導地位的是「社群共同體的防疫邏輯」,而不是「武漢病毒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良好的醫療服務」,是現代社群共同體的「社會基礎設施」,不該變成「待價而沽」的事物;「全民健保」的原初目標,難道不正是為著防止「有錢」與「沒錢」的區別,成了決斷是否能獲得「良好醫療服務」的唯一有效判準?

既然如此,我們或許就該繼續追問:然而,為何在施打武漢病毒疫苗的事情上,我們就要蓄意打破「全民健保」潛在預設的「社群主義倫理共同體」?

「人命關天」的頌語者求的是天朝會普降甘霖

更有趣的,但也同時被眾人忽視的問題是:為何我們會輕易地允許天朝主義文人,用「人命關天」為「至高的政治正確理由」,來實質上推進「符合武漢病毒資本主義的基本利益」的「武漢病毒疫苗的自由貿易與自由交易」——以及,如同一些天朝主義地方政客想像的,把天朝供應的疫苗,當作是可用來重製「威權侍從體系下的福利供給模式」的「天朝遠距統治資源」?

乃至,我們為何會對「人命關天」的「儒教民本主義話術」,堂而皇之成為促進「中華型武漢病毒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的「最佳防護罩」,對這樣的荒謬魔幻事態,對這種「全球大瘟疫」期間的「儒教資本主義」,居然一致地「視而不見」?

說到底,我們或許該稍微靜下來,仔細地、慢慢地問一問自己:呼喊「人命關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儒教民本主義話術」,是如何就在自己的眼前,隱蔽地為「生命」貼上售價標籤的?

這樣的「道德倫理上的非常事態」,是如何明明白白地發生在我們眼前,卻未曾在我們身上激起任何隱微的「道德張力」或「倫理難題」?我們為何會對帝國儒教的「民本主義話術」,如此地缺乏「抗體」?

如果我們想不透、搞不懂這種「儒官集團文人愛妳的方式」,那麼,也就難怪了,兩千多年來的東洋大陸,始終是「儒教帝國主義」的「極樂淨土」和「終極樂園」。

將疫苗當商品,目的是推銷天朝的疫苗外交

如果我們就連身邊的「腐化事件」(這裡的「腐化」,採取的是美國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中使用的意思)都無法揭穿,就更別說那些圍繞著 WHO 與「世界經濟論壇」打轉,姿態與話術都更為精緻的歐美「達沃斯左派」了——他們一邊主張「說武漢肺炎、中國病毒是種族歧視」,看似「政治正確」無以倫比,然後接著轉過身來,另一邊卻又覬覦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帝國擴張方案,希望能從「建構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天下帝國大業」,攫取他們以為的「廣大長遠利益」。

因此,對於一些「偽慈善機構」的聲稱,我的基本論斷是:他們還是將武漢病毒疫苗當作是「自由市場上的一般大宗商品」來處理,以為相同於一般的賑災物資,「有錢、有管道、有輸送物質的人力與後勤能量」,就可以來做。這樣的認知,其實是錯誤的。即便是在「防疫的緊急狀態」下,運用現代生物技術的疫苗,都不是「自由市場的一般消費商品」,而如同常態時期,一樣是必須受到公共權力高度監控和規範的「特殊產品」。

沿街叫賣「人命關天」的「偽慈善組織」,或許遺忘了最基本的事情:如果「人類生命」確實是「無價」的,那麼,疫苗就不該是簡單意義下的「一般消費商品」。非常粗糙地說,在「疫苗是商品或不是商品」的問題上,一個現代社群共同體內合格的公共權力,幾乎毫無疑問,必須堅定地說:疫苗,絕對不是商品,不是可以自由貿易與自由交易的商品!

這是現代的公共權力必須為「自由市場」畫出的「道德界限」或「倫理門檻」。顯然地,基於社群主義的共同體倫理,「公民生命的內在價值」,似乎就意味著:「疫苗不是自由市場上的一般消費商品」。

不過,儒教「人命關天」的「民本主義話術」,嚴格地說,對「公民的生命形式」所顯現的「內在價值」,對這種現代公民人文主義下的社群倫理「生命觀」,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儒教所理解的「人命」,總是已然內在於「修齊治平的修養社會學」中的事物;易言之,在「君父帝國的昭昭天命」之外,沒有真正的「人命」可言。問一問香港人,香港「被自殺」的年輕人,她們最深刻通曉這種「東方王道帝國主義的道術」。

那些呼喊「人命關天」,台灣政府必須無條件許可「自由進口」天朝疫苗的天朝主義文人,尤其是楊渡,他們都不敢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乃至是遮蔽下述事實的「共謀」或者「共犯構造」: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民工,那些無法享受城市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甚至於是連「確診為武漢肺炎」的資格都沒有的,更別說注射疫苗了!如果農民工「不是數目,是人,是生命!」,那麼,目前地球上的「殘酷軸心」,絕對不在台北,而在北京!

不過,這些天朝主義文人,卻有著與天朝權力集團一樣的「大國思維」邏輯,以為用帝國儒教的「民本主義情懷」做包裝和保護罩,就可以讓北京的「疫苗外交」策略在全世界通行無阻,順便鞏固作為「儒官集團事業體」的中國生技產業的世界霸權地位。這種在「全球大瘟疫」期間的「儒教帝國主義」圖謀,才是他們的「人命關天」儒教民本主義話術真正關心的事情。

那麼,中國的農民工呢?他們難道就不是「人」?醒醒吧,對楊渡這類的天朝主義文人,可以隨意宰割的「韭菜們」,從來不過是襯托「儒教民本主義情懷」的「高大上」的「廉價背景」罷了。

最後,我必須說:愚蠢的是那些跟風的 DPP民代,那些無意間真正吃下「人血饅頭」的人。如果您的政治判讀力不足以穿透「儒教民本主義話術」,洞見其背後的「本來面目」,奉勸您:真的不要再搞政治了;至少,在台灣這個多難的國家,您並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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