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很棒的制度，總有一天成為你棺材上的最後一根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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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台中二選區的罷免連署成案之時，支持陳柏惟的人就已經預感到大事不妙。不僅僅只是因為該選區長期為親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把持，兩年前陳柏惟以新人與小黨之姿擊敗地方勢力二代已屬奇蹟與僥倖，加之該選區的特性，不難預料，更長於都會選區與輿論空戰，在地方沒有堅實基礎的陳柏惟與台灣基進，將陷入苦戰。

另一方面，與選舉投票不同，在罷免投票中，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將被不成比例放大，甚至原本的優勢都會變成劣勢，陳柏惟的辯才無礙與勇猛果敢讓他抗韓一戰成名，但到了罷免，卻成了「嘴秋」；抗中保台的政治立場也被扭曲為無心地方，乃至於在高鐵上小憩都被拿來當作「權貴」的明證，而罷免中末期爆發的肇逃往事，更是最後一根稻草。

收斂個人特色，冷處理罷免，或許是面對罷免的理性最佳解，但在對手的全面動員下，事實上並不存在這個「理性」選項，韓國瑜與王浩宇的結局歷歷在目。

因此，儘管執政黨頭人與各界輿論領袖頻走台中加持，也儘管罷免最後階段雙方陣營的網路聲量極有落差，最終的結果仍以些微差距無力回天。

陳柏惟固然輸了，但國民黨與地方勢力傾盡全力也沒能拉開差距，可謂慘勝，台派選民的不甘也已在醞釀，不若高雄市長的補選，台中二選區的補選，顏家肯定不好過。

選舉冷冰冰，罷免熱呼呼

罷免投票難免讓選民有一種「收回權力」的快感，在不確定這樣的情緒能動員出多少選票的狀況下，被罷免方往往陷入不知道要冷處理還是積極迎戰的戰略困境，即使選擇正面迎戰，「維持現狀」的情感動力終究還是不如收回權力的快感。

正是因為選舉的投票冷冰冰，罷免的選票熱呼呼，在後太陽花時期，罷免成為公民團體持續衝擊執政建制的主要手段。2014年的「割闌尾計畫」挾著運動餘威風風火火在各地展開，不過都各因連署與通過門檻而未能成案。割闌尾計畫在罷免無果後，轉向《選罷法》的修法，2016年《選罷法》修法，除了降低提案與連署門檻外，原先須投票率達50%、同意票超過50%的「雙二一」門檻，也被大舉降低僅須達選舉人的25%。

在「刪Q」成案後，質疑罷免成立門檻是否不合理的聲浪越來越強烈。質疑其來有自，韓國瑜被以遠超過其當選選票，將近94萬的同意罷免全無疑義，而陳柏惟被以遠遠低於其原先當選選票的同意罷免票罷免，這樣的結果當然引發素樸的正當性質疑。

確實，僅就結果來說，在修法過後的罷免案中，陳柏惟是唯一通過「雙二一」門檻，即使在舊制之下也依然難逃罷免命運的苦主，但不同的成案門檻，影響的是雙方陣營選民的投票動機，舊制之下，選民只要什麼都不做，就可以保護候選人不被罷免；新制之下，遇上對手強力動員不難跨過25%門檻的狀況下，候選人就得召喚出更多的選民，才能全身而退。

素樸的正當性質疑固然會影響對民主體制作為遊戲規則的信心，不過民主體制的預設往往是認定不表態的人民也認同體制。因此即使成熟民主國家的投票率往往只在差強人意的五成邊緣，也不影響其普選結果的正當性。同樣的，在罷免遊戲中，在罷免成案的狀況下，也應當認定不表態的選民其實認可了這個結果。

韓國瑜曾經在罷免成案時說「感謝130萬不投票的朋友」，但其實最後認可罷免結果的，正是這130萬的不表態選民。

因此，即便新制之下的被罷免方感受到強烈的不正當感，但只要門檻的設計不是極為不合理，否則成案與罷免制度的正當性就不該受到質疑。

罷免制度設計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不在成立門檻的合理性面向上，而在其制度設計的適用對象。對於行政首長施以罷免制度的制衡，以迅速阻卻其可能失控，回應其可能的重大政治瑕疵，自無疑義，至於是否需要限制在地方首長，則另可討論。但民選公職的代議士，一方面無掌握行政機器直接影響選民生活的權力，另一方面其本職亦在反映特定民意，在既有的定期改選已能充分約束的狀況下，卻依然適用「罷免」，就不無疑義了。

特別是台灣地方議員的SNTV選制，本意即在保障少數的人民聲音，在新制之下卻可在大黨的動員下，輕易以基本盤選票罷免，選制設計與罷免設計的精神可以說互相衝突。

以戰止戰？還是重寫遊戲規則？

對策動罷免方來說，罷免投票的情緒動員能力自然遠遠高過選舉投票，確實在這點上很難鑒別罷免是不是「惡意」，但這並不代表無法在客觀面向上評估一個罷免案的「惡意」程度。陳柏惟或許不是一個百分百的好立委，但他的問政表現客觀上來說並沒有重大缺陷，事實上也遠勝諸多國民黨的立委，更是海放顏家父子。與韓國瑜上任高雄市長後一系列的荒唐表現相比，很難認定陳柏惟的罷免案有客觀的依據。

雖然對泛藍選民來說，刪Q成功當然有讓他們終於「出了一口氣」的感覺，但民主制度的設計終究不是為了讓人民可以出一口氣，制度的設計也不應該讓意見相左的人民，陷入彼此情緒對抗的迴圈中。

然而，從立委減半、公投修法到罷免門檻，對於制度設計的變更，在「聖人光環」或者「民氣不可逆」的意氣氛圍下，台灣大眾往往無法理性討論其所造成的效應。日前時代力量曾經提出修改立委選制的建議，立即引來所謂「台派」選民的圍剿，認為其聯立制的選制主張，居心不過在不勞而獲國會席次。

但這些護台志士似乎忘記了，讓民進黨在2008年幾乎滅頂，甚至被認為將永遠無法再度執政的選制，也是同樣一個選制。

現行的立委選制會產生放大最大黨席次的紅利效應，這既適用於民進黨，但同樣也適用於國民黨。2016年，國民黨拿下了近四成的區域選票，但只換到僅僅接近三成的20個區域立委席次，民進黨則以約四成五的區域選票，拿下了七成的區域立委席次，從2008年到2016年，八年之間僅僅依靠將近10%的選票轉移，民進黨就在立法院拿下了創黨以來最大的席次優勢。

民進黨的席次被放大只是制度設計的一個偶然結果，2008年民進黨在區域選舉總得票接近四成，居然只換到不到兩成的區域立委席次，舊事完全有可能重演。亟欲為現行立委選制辯護的護台志士們，是否想過萬一有一天，國民黨拿下國會最大黨，其席次被同樣一個選制放大紅利效應時，應當怎麼辦？到時再來抱怨選制設計不公嗎？

沒有一種制度設計是十全十美的，聯立制可以平衡大黨與小黨之間的席次落差，但也就無法形成穩定的國會多數；現行選制可以讓最大黨坐收席次紅利，只是這個最大黨不一定是民進黨。降低罷免門檻可以讓人民不滿的聲音更加威嚇公職當選人，代價當然是自己支持的人也被罷免時的巨大失落。

如果刪Q一案真的引動了台灣社會對於罷免制度的反省，這樣的反省不應該單純為「自己人」被罷免後的不甘與悲憤所驅動。

後刪Q的民進黨與台灣基進

其實，民進黨不是沒有發動焦土式對抗罷免案的能力，台北七的費鴻泰、新北一的洪孟楷、桃園三的魯明哲、新竹市的鄭正鈐、新竹二的林思銘、苗栗一的陳超明以及台中三的楊瓊瓔，個個當初都是以些微差距取勝，問政表現也顯然都不及陳柏惟，如果民進黨願意，傾全黨之力要拉下幾個國民黨的立委可能並不困難。

但負責任的執政黨不應該利用一個放任人民之間彼此情緒對抗的罷免制度，全黨與在野黨焦土對抗，而是應該追本溯源，審慎處理罷免制度的缺陷，特別是針對民選公職是否適用罷免的部分。

至於台灣基進，雖然最終還是沒能守下僅有的一席立委。但從2018年以來，台灣基進毫不畏懼站在對抗「中國因素」第一線，即使經常被譏為執政黨側翼，也不改其顧全台灣大局之心。這群由年輕人為主幹的少年政黨，從抗韓、罷韓再到抗中，幾乎主導了後318時期台灣社會的政治輿論風向，如果側翼並不以大小來分別的話，嚴格來說，民進黨才是台灣基進的側翼。

過去，海線台中二選區的光怪陸離，僅僅只是其他地方人民的獵奇巷議街談，在刪Q這樣一個得到全國性關注的選戰之後，它彷彿已經成為所有台派選民的共同承擔的業障。這種身歷其境的感覺極難訴諸筆墨，但「共同體」的意識，卻是在這種模糊中逐漸清晰。

可能有更多人開始思考他們崇敬愛戴的「大甲媽祖」，不僅是慈悲的海上女神，更是地方勢力盤根錯節的世俗產物；讓更多人反省他們口中覺得好笑、甚至連顏家自己都做成周邊商品的「消波塊」根本就是建立在一塊土地鄉親多年來活生生的恐懼與苦難之上；你大可以隨口說「中二選區真沒救」，但是確實有七萬多人挺身出來反對顏家長期的綁架。

這些都遠遠超過了一場罷免案的勝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