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疫情社會中的弱勢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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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頻繁且快速的國際移動讓新興傳染病更易傳播；相對地，國際移工成為具有當代意義的弱勢群體，在疫情中承受不對等的壓力和照護。

聯合國的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估計目前全球有1.69億名國際移工，95%比例的移工身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的流行區域。於2020年3月底，在台灣的產業移工有45.6萬人，社福移工有26.3萬人；主要分佈縣市依序為桃園、台中、新北、高雄、台南、彰化和台北，其中的中北部縣市皆為疫情嚴峻之處。根據勞動部的資料，移工總數在今年5月略減至71.1萬人，國籍以印尼（35.6%）和越南（35.1%）為大宗，菲律賓（20.9%）和泰國（8.4%）則次之。

台灣移工住宿條件較新加坡為差

在疫情發展初期，全球公衛專家無不關注新加坡，這是東南亞擁有最完善醫療保健制度的國家。這座獅城竟然失守，於去年三月底在S11宿舍出現四例確診個案，隨後星火燎原近200天。在那一整段疫情中，居住在以工廠改建為宿舍的32萬名移工其感染盛行率高達17%。密集接觸是傳染病毒的關鍵，在鑽石公主號（Diamond Princess）郵輪船艙內的人口密度是24,400人/km2，而新加坡規定每名工人其宿舍之最小樓地板面積為4.8 m2。在S11宿舍，一間房間居住10-18人，共住13,000名工人，每人居住之樓地板面積為4.5 m2，換算為222,222人/km2。雪上加霜的是，宿舍內部的衛生條件極差，移工經常在同一居住空間內洗衣和炊煮。

比對在台灣的移工住宿條件，根據勞動部在2021年2月修定的《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移工之居住面積指事業類雇主提供每人應在3.6 m2以上，如此面積是小於新加坡的規定。雖然，在台灣的移工居住現況多符合勞動部的規定，但常見一間房間入住高達十餘人，疾病的傳播風險也相應提升。相關規定有檢討之必要，亦須落實查察移工宿舍之衛生管理，包括針對自行在外居住者。

在六月，苗栗也爆發移工疫情。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記取新加坡的防疫教訓，快速將確診者和未確診者分流處理，分散移工宿舍的人口密度，在傳染三、四波之內即將疫情給平抑。移工疫情仍然可能發生，確診移工的人口學特徵會不同於社區確診者，致死率並不高，主要以年輕者為多，反而較不會表達症狀。部分工廠位處醫療資源較缺乏的地區，尚須注意在地的醫療體系可否支撐。

防疫要成功的關鍵，不在於病毒變異與否，而是取決於各界對於防疫措施的共同實踐。面對當前疫情，各界必須進行風險系統測試，包括企業，要評估自我應對疫情的能力，建構應變的人力與程序。然而，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國際移民，移工在防疫保護方面遭遇較多的障礙。在一般情況下，移工具有較差的生活品質。即使在疫情期間，亦不能忽略移工的個別需求，其收入損失和心理恐懼可能因為強制隔離和行動限制而伴隨產生。

外籍照護人員更須要由公共衛生部門提供跨單位的綜合訊息，協助他們提供照護，也利於保護自己。然而，疫情爆發使得外籍照護人員面臨諸多危險情境。若處於染疫者之周遭，增加他們的感染機會；如果離開服務環境，則會失去工作和收入。相對地，若在疫情期間失去這群照護人力，整個國家將會面臨長照人力的短缺，照護品質亦會惡化。

疫情凸顯移工的弱勢

在非疫情期間，台灣的勞動力已是供不應求。在國家長照福利政策和家庭責任文化的驅使下，大量外籍照護人員被安排到家庭或較低層次的照護機構工作，甚至被當作家庭幫傭。當前的疫情社會裸露出對於移工的脆弱支撐，給他們和相關人帶來從未想像的健康風險。特別的是，如今台灣的年長者因疫病而死亡的風險甚高，照護機構和家戶傳染是流行的熱點，這也紊亂原先安排的照護工作。

事實上，在台灣的外籍照護人員就是健康勞動力市場和服務部門的混合體；尷尬的是，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權利經常處在健康（衛生）和社會（福利、勞動）體系、正規和非正規、公部門和私人安排的交界。

額外要提的是，食品加工製造場域的新冠病毒傳播風險僅次於醫療和長照機構。在封閉式的食品製造場域中，工作者可能密切接觸到傳染源；疫情爆發亦可能導致民眾恐慌性搶購食品，使工作者無法在食品生產和販售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食品工人多為移工或臨時工，經常同住擁擠的宿舍，屬於低社會經濟階層，也因為語言和文化障礙而較難以接收正確的健康訊息，因而缺乏健全的公衛意識，獲取個人防護設備和醫療保健的機會更加受限。

在傳遞防疫知識時，移工點頭回應，但他們可能不明白內容。多數移工不熟悉中文，意味著必須將訊息翻譯成移工熟知的文字，並減少艱深的學術用詞。互動中亦須謹慎，要理解他們的宗教文化背景，避免在無意間侵犯他們的人格和自主權利，他們也會基於利他動機而協助防疫。

公部門不能僅由獨一單位來擬定和執行政策，須把視角拉高至治理者上層位階，以跨部門的治理方式來制定和執行相關勞動者的政策。在民間，亦應籌設移工關懷組織，提供法律諮詢、財務資助和生活服務，甚至對於移工的派遣方和聘用方進行客觀的監督評核，亦應要求關係人對於移工擬定完善的生活照護內容，並落實。

疫情不僅揭露對於移工照護的不足，也凸顯對於健康勞動力政策和移民政策之整體評估的忽視，尤其從未分析國家或城市的新成員帶來或帶給他們的健康風險。若能及早應對，即可透過民間組織或派聘機構維持和移工的溝通，傳遞正確訊息，甚至提供交通和臨時庇護場所，補充臨時生活所需，包括防疫物資，力求在人權維護和行動限制之間的平衡，亦可避免防疫疏漏。

人權是普世價值，健康權更受國際重視。為所有在台灣的工作者接種疫苗，對於維護移工健康和遏制疫情流行，甚至防止病毒變異都是不可或缺的。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已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簽署備忘錄，希望透過COVAX（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平台提供疫苗以保護移工。即使國家正在努力為全體國民提供足夠的疫苗，移工必非優先考量的群體。

聯合國的《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在2003年即生效，台灣至今尚無實行。目前，台灣開展的疫苗接種工作即未納入移工，更無涵蓋無證移工。應可思考透過和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的合作，例如紅十字會、回教協會、慈濟等，在固定地點如移工之家、穆斯林之家或靜思堂來接種疫苗，進行簡單衛教和關懷。

開放疫苗施打應及於移工

這些工作必須獲得官方授權，讓民間團體來推動。因為各國皆同，非法移工擔心被移民單位處置，甚至我國近期推出的疫苗接種預約系統是須登錄數位個人資料以供識別。現今，泰國同意讓非法移工透過登記以獲取暫留兩年的合法工作許可，藉以對登記者實施篩檢，但是成效不彰。泰國政府轉向和國際組織合作，希望獲取成效。此外，語言障礙、網路訊息受限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我們必須將防疫的訊息以多種語言提供，盡速在移工聯繫管道中傳播，並提供情感和社會支持。

另一項思考就是在限期內讓非法移工免責地返回母國，保留日後尚有合法來台工作的機會。對於非法移工應該照顧，政府也須徹底阻斷提供非法移工的仲介管道。至於另一確保讓移工接種疫苗的方式，是由國際社會來提供支持。我國應向COVAX平台爭取給予移工的疫苗配額，如此工作亦可透過外交部協助，例如簽署雙邊協議，請求移工輸入國聯手爭取；尤其泰國是AstraZeneca疫苗的代工國，請其克服生產困難，加速將疫苗配給台灣，讓接種擴展到移工族群。

未來，移工在引入台灣之前，應在其健康檢查項目中，提供如現行的麻疹和德國麻疹之抗體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內容包含接種日期、接種院所及疫苗批號，而接種日期和出國日期至少間隔兩週。

在疫情社會，對於移工提供保護是深具挑戰性的任務。然而，國家必須將醫療保健擴展到每一個人。因此，社會各界必須共同努力來保護此一弱勢群體，直到每一個人都安全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