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記憶是不夠的──《非常上訴》與《皇都電姬》中的轉型正義

鴻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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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白色恐怖檔案逐步解密,各種回憶錄及白色恐怖小說選、散文選也紛紛出版,藝術家根據白恐記憶的「再創作」不斷提出當代觀點,相關議題的劇場演出也蔚成風氣。近兩週在國家戲劇院演出的《非常上訴》和台北藝術中心演出的《皇都電姬》剛好提供了光譜兩極的佳例。

《皇都電姬》的虛構,《非常上述》的直視

這兩齣戲都是兩年前的作品,經歷了疫情的蹉跎,剛好同時推出了升級版。阮劇團的《皇都電姬》是港台編導協力創作的虛構故事,交替切換兩百年後的香港與白恐時代的台灣,以粵語和台語共同演出。一個從《英雄本色》中走出的Mark哥被困在嚴密監控的網路系統裡;一位台語片時代的女星則必須改名換姓以免受政治受難者丈夫的牽累,最後還帶出一段同志情,從人權被壓抑的觀點拓展了政治壓迫的命題。情節如台語奇情電影般峰迴路轉,情緒則伴隨音樂劇場歌曲的翅膀直上雲霄。透過港台今昔處境的對比,兩地抗爭的互通聲息雖不言卻可喻,觀眾被催動文化共融的情感,以及掙脫禁忌的勇氣,是情懷滿溢的感性之作。

狂想劇場的《非常上訴》卻恰恰相反,是一齣以真實事件為主軸、也以真人為主角的紀錄劇場,訴諸冷冽的知性論辯。一如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異,「紀錄劇場」則請真實人物出場和觀眾對話。把真實搬上舞台並非直述報告,而有各種不同的切入角度。真實經驗的講述很容易催淚,然而《非常上訴》很不尋常地,完全從法庭審判的攻防切入,完全避免了煽情。

所有的「重演」,都在法庭之上,而且就如同紀錄片《憂鬱之島》讓年輕抗爭者重演前輩故事,《非常上訴》也由年輕演員扮演受難者,重演過往的遭遇,包括以一位香港人作為來自馬來西亞的陳欽生的代理人,凸顯流亡的共同命運。他們把國家劇院變成了審理的現場,把所有觀眾當成了國民審議官,甚至要求觀眾在中場休息時進行投票。

雖然演出一開始時,所有演員都用逗趣的方式作了自我介紹,彷彿要凸顯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故事;然而等每個人換上法官、檢察總長、律師等戲服之後,他們便褪除個人情感,成為公理的思辨者,彷彿也在鼓勵觀眾放下個人立場成見,而成為法理的判斷者。

「我本無罪」和「我本有罪」直戳國家的不法

《非常上訴》把「我本無罪」和「我本有罪」的兩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並舉,一位是無辜受刑的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一位是立志推翻無良政權的本土左獨人士楊碧川。這兩種立場,向來是轉型正義過程中的重大矛盾:國家的「道歉」與「除罪」,似乎只能針對無辜被冤枉的人;但那些求仁得仁的革命者,我們如何看待?這齣戲把問題意識升高到「國家是否合法」的討論,得以兼容這兩種不同受難者在國家暴力下的處境,令人震撼不已。

甚至,要求觀眾投票決定的,是對「不法國家」的認定,同意與否。我們原本以為面對的是個人災難的平反,想不到迎面而來的是極具顛覆性的判斷:一人立法、萬民響應,甚至認為犧牲某些個人權利、換取國家安全是「必要之惡」,真的是必要的嗎?劇中如是提問:「你們開口閉口都是『集體利益』、『社會』, 集體不就是所有個體的總和嗎?犧牲個人利益才能換到的,還會是集體利益嗎?我覺得很奇怪,犧牲個人利益交換到的到底是甚麼?難道不是統治者的利益嗎?」進而聲稱動員戡亂臨時條例違憲,那事實上是利用了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來制定一個否定憲法的新法律,最終請觀眾裁決是否同意:「不僅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例違憲,當時的國家體制也是不法的存在。」

蔑視、否定政權的不正當,就是革命

劇場,帶來了現實不可能擁有的裁決權。我們常聽說,現實政治最缺乏的就是想像力,現在,觀眾卻被賦予了想像的權利,無論同意這樣的推論與否,都能激起熱烈的反應與討論。這種提問以及賦權,簡直是革命性的。一如劇中所言:「不一定是在總統府丟一個炸彈那才叫革命,知道一個政權是不正當的,我們用各種方式去否定它,那也是革命。」

向來台灣對於「大眾劇場」的想像,多偏向取悅觀眾的娛樂走向。《非常上訴》卻提出完全相反的另一種可能:引起觀眾思辨、甚至參與意見的知性劇場,也可以是一種更激進的「大眾劇場」,把劇場和立法院、法庭與街頭,擺在同一條陣線上。我忍不住想到法國導演梅古奇在劇場筆記《短暫的永恆》中的提問:「悲劇是什麼?是戴奧尼索斯的山羊牲禮儀式所伴隨著的美妙歌曲?還是山羊被武器刺穿時的慘叫?」狂想劇場卻試圖指出,是誰刺穿了山羊?以及,我們要如何定義這個「誰」?

這不啻意味著,僅僅攪動記憶、出土記憶,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去挖掘、去探問記憶的成因,甚至想像歷史的不同可能選擇,這才是面對歷史。常聽見一種說法,何必再回顧不堪的過去,應該放眼未來。這種意見一則是出自無知的樂觀,認為回到一張白紙就可以豁免於再犯同樣的錯誤;或者是身為某種(主動或被迫的)共犯而怕被追究責任。

陳欽生在劇中親口說出他的看法:「我覺得修復式正義,並不是真正的好方法,另一種所謂追求報復式的正義,也不對,甚至有些人提到『原諒』的概念,那更糟。其實我們受難者真的沒有權力去談論這些概念,對我而言,轉型正義如果能使真相大白,才能防止再次造假說謊,這樣大家才能夠理解。」

追尋記憶之外,重新定義過去更重要

身為今日的我們,面對久遠的記憶或從未有過的記憶,到底該如何理解呢?《非常上訴》如此訴諸現場觀眾:「現在的我們,大多數的人並沒有真正經歷過我們剛剛所談論到的那個年代,要不就是年紀還小,要不就是還未出生,而成長於那個時代的人們,則大多都身不由己的活在無知或被蒙蔽的環境裡……這一切最重要的並不是追究責任歸屬的問題,而是既然你我都已經共同生活在它留下的重大後果之中,那麼在情感上的同理、理解之後,我們還必須走得更遠,如果不試著去定義曾經經歷過的那段時間,將會很難找到記憶的方法。」

如何走得更遠?對那些被極權碾壓過的人生,包括在那個時代默然從命的人生,事實上已沒有任何可以彌補。然而對現在的我們及下一代,還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獨裁者的銅像還在供人膜拜,獨裁者的肖像還在我們每日使用的錢幣上,在我們經過或居住的街道名稱裡。

甚至不同的獨裁威權還在脅迫著整個世界,我們並沒有真正走出來。在這樣一個艱難的時代,劇場沒有迴避責任。像《皇都電姬》那樣連結香港與台灣的壓迫歷史,帶給我們攜手同進的勇氣,或像《非常上訴》以個人生命挑戰國家威權,都展現藝術的力量。我們也明白:在劇場投下一張票,在選舉時投下一張票,都是一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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