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面對更大敵人：肇始於「徵用工」爭議的日韓貿易戰極速解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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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三年的貿易戰之後，南韓政府於2023年3月6日首度鬆口釋出善意，決定不再保持過去強硬態度，選擇採取和緩方案，將此波貿易戰導火線的「舊徵用工問題」由韓方自行解決，亦即由南韓現有公益法人「日帝強制動員受害人支援財團」代替之前遭到起訴跟扣押資產的日本企業進行相關賠償。

日方表面上雖說「並未改變一貫立場」，但隔天3月7日，日本經濟產業省立刻積極回應，表示：「雙方應該回到2019年7月之前的狀態，將就相關事宜儘快舉行雙邊磋商。」雙方協商的重點，一般認為應是在於日本對南韓自2019年7月以後開始的一連串半導體原料出口限制。

「戰犯企業」與兩國僵局

這些遭到限制的原料包括了：氟聚醯亞胺，用於製造手機螢幕在內的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面板、光阻劑，應用於積體電路和離散元件的細微圖形加工、以及電子級氟化氫，半導體製程中應用最多的化學物質。從表面上看起來，這三樣原料都沒有禁止輸出到韓國，但日方改變了審查程序，從原本只要通過一次審查三年內同一企業免審的簡化優惠程序，改成每次出口都要大約90天審查期。如此一來，韓方企業將很難克服審查的延宕而趕上交期，即便要轉換進口國，也未必找得到像日本那樣品質穩定的供貨商，而速度與品質正是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所在。

其後，日本更進一步把韓國剔除出貿易優惠白名單，日本經濟產業省可以對絕大部分的韓國出口品進行個別審查。作為報復，韓國隨後也馬上把日本移出韓國的出口白名單。儘管之後雙方關於進出口相關規則皆有所修正，韓國依然採取各種反擊措施，並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雙邊磋商，但未有非常重大的進展，日韓關係陷入「史上低點」。

南韓首爾與釜山市議會宣布284家日本企業為「戰犯企業」，並且禁止市政機構採購或使用任何這些企業的產品，若要使用必須貼上「戰犯企業製品」貼紙。此舉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市議會購買日本製品的金額本來就不大，而被宣布為戰犯企業的284家日企絕大多數都跟二戰時期的日韓糾葛歷史沒多大關係。

當然，從政治軍事層面來看，影響更大的其實是事發同年的2019年8月22日，韓國宣布不再續簽《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自2010年發表，內容令日本自衛隊和大韓民國國軍可以交換物資與情報，目的是讓日韓得以名正言順聯合防衛，對於日本跟南韓來說都有益處。

然而，韓國對於此一協定始終顯得有些裹足不前，並且三不五時就會因為二戰歷史糾紛再度浮上公眾輿論檯面而想打退堂鼓。到了2019年，南韓政府不續簽的舉動在日本民眾眼中等於「片面撕毀」過往一再溝通且得來不易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這讓兩國關係更陷僵局。

這一切惡性循環都是從南韓最高法院2018年的一項判決開始的。

舊徵工爭議

1930年代，為了因應二戰局勢的展開，日本頒佈《國家總動員法》和《國民徵用令》，為了補足軍工業勞動力，從當時為日本屬地的朝鮮半島徵用了據韓方日後指稱約有一百萬名的勞工進入日本從事工程建設與礦山開發等吃重工作。這些勞工雖然理論上是「合法徵用」，但未必全部都是自願或者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工作期間受到待遇不佳，並且有被苛扣薪資與虐待等情事發生。

日本戰敗之後，事實上已經針對這些過錯賠償了至少兩次。第一次發生在二戰結束後不久，遭徵用的朝鮮半島勞工針對未足額發放的工資以及傷亡慰問金，向十一家日本企業索賠1970萬日元，並且獲得其中七家企業同意支付247萬日元的賠償金。這是企業本身對徵用工的賠償。

之後，日韓雙方更簽訂了由日本政府支付的鉅額補償。在1951年到1965年期間，日韓雙方歷經十多年的談判，終於在南韓總統朴正熙任內達成協議，兩國於1965年6月簽訂《日韓請求權協定》，日本同意對南韓無償提供三億美元、有償提供二億美元，共計五億美元的金額，同時更提供三億美元商業貸款予南韓使用；而作為交換，南韓政府宣布與徵用工相關的「二戰受害者索賠問題」已在協定簽署時獲得一次性的解決。

從日本的角度看起來，這件歷史的舊帳理應已經和平解決，但問題卻是朴正熙政府並沒有把錢發給全部被徵用的對象，也從來都沒有跟國民說明清楚簽署這項解決條款是什麼意思。九成以上的鉅額補償都被南韓政府拿去作為建設資金，並且趁機發展國家的重工業。當然，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剛剛成立不久的南韓政府把錢拿去投注在基礎建設，可能確實比直接平均發給被徵工的對象更好。但從受害者個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絕大多數沒有拿到補償，而且也不知道原來國家擅自幫他們決定「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

有鑑於以上狀況，2005年有四名舊時的徵用工對新日鐵住金（現已改名為日本製鐵）提出索賠，主張他們不應該受到《日韓請求權協定》拘束。這項請求一路遭到駁回，但2018年此案件到了南韓最高法院（稱為韓國大法院）時，卻意外得到了不一樣的最終判決：大法院認為《日韓請求權協定》只有解決欠付工資的民事債務關係，但舊徵用工仍可以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人道」不法行為請求撫慰金，並且認為日本企業如日本製鐵跟三菱重工等等依然要賠償受害者。

這引發了之後一連串的效應，事態一度失控。因為日本政府拒絕接受前述判決，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南韓大邱地方法院竟發出扣押命令，直接扣押日本製鐵所持PNR公司81075股的股票，並且打算逕自變賣日本製鐵在南韓的資產，雙方陷入了攻防戰。然而，並不是每個南韓地方法院都完全接受最高法院的判決。2021年，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就拒絕了85位舊徵用工對日本製鐵、日產化學和三菱重工的索賠訴訟，認為當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補償金確實大幅推動了國家產業建設，並認為要是准許索賠對國民全體而言是不利的。儘管如此，2018年的判決與隨著判決產生的各種強硬手段跟民眾意見氣氛，無不讓日韓陷入貿易戰的泥濘之中無法脫身。

終於結束了這場鬧劇般的日韓貿易戰

南韓外交部曾經提出一個方案，簡單來說就是不去挑戰法律上的權利存在於否的問題，而是訴諸道德責任心，透過「日韓雙方企業」捐款，不是用賠償的名義，而是用捐款的名義來讓受害者獲得精神慰撫金。

然而，日本拒絕了，他們認為「強迫日本企業捐款」在他們國家是不可行的。

這項提案顯示了南韓政府贏了面子輸了裡子的進退維谷。日本限制出口給南韓的那三項半導體關鍵原料，兩項日本市佔率九成以上，一項七成以上。強制變賣外國企業在南韓的資產從外交的角度來說也十分難看，而換來的也不是什麼大錢，不過就只是國民覺得自己有底氣的爽感。而且說穿了，當年沒有發錢給舊徵用工的也是南韓政府自己，儘管目的可能是為了整體國家的強大，但犧牲了個人是不爭的事實。三年來，南韓政府中一直有人提議退一步化解爭端，但很快都因為民間聲浪反彈而卻步。

這項嚴重的外交危機發生在文在寅與安倍晉三任內，安倍晉三在身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他非常不喜歡文在寅。在安倍聯合多國共同抗中的印太戰略中，文在寅治理的南韓似乎是最不可能加入的成員。印太聯合防衛對南韓抵禦北韓和中國都有幫助，否則北韓就不會喊打喊殺的抗議《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簽訂，然而某些與理性不太相關的因素始終左右著南韓的政治圈。文在寅在日韓貿易戰爆發時，對外說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論：「希望（日本）不要繼續自尋死路。」口氣之強硬，一時還以為他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走錯棚。

而如今，頂著民間輿論的不諒解，南韓政府也強行解決了這本不該是問題的舊徵工爭議，為了不僅是結束這場鬧劇般的日韓貿易戰，更是為了重啟《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鋪路。就南韓的社會結構來說，由受惠於當年《日韓請求權協定》鉅額補償金的大企業回過頭來補助被犧牲掉的該國民眾，是再合理不過了。但南韓民眾在長年不滿情緒的影響下，很難看出這是正確的決定。

人們經常會浪費力氣爭取表面上看起來對自己有利的事物，但最後證明那是有毒的果實。願尹錫悅政府能夠撐過這一局，讓南韓在經濟與軍事安全上都恢復到損害發生前的狀況，實現印太結盟共生的終極目標。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