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冬已至—恆久戰時經濟與選後台灣

陳信仲
460 人閱讀

日本著名的經濟民族主義研究者、《TPP亡國論》作者中野剛志,在包含日本在內的全世界,困於戰爭、疫情與氣候暖化之時,更深陷嚴重物價上漲的當下,耗盡畢生所學,日前(2022.12.15)緊急出版了《世界性通膨與戰爭—邁向恆久戰時經濟》(世界インフレと戦争—恒久戦時経済への道)一書,裡頭詳盡地研究了為何這幾年全世界物價直線上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更作為一個盡責的官僚,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議。

筆者在讀完此書,感嘆人才輩出的日本,絲毫不受高齡少子化的影響,仍有如此高水準的政治評論的同時,更深感才疏學淺的自己,有向台灣讀者介紹該書論點的責任。本書涵蓋嚴謹的經濟學理論分析、圖表架構,以及精彩的學說辯論,但由於文章篇幅只能忍痛割愛,本文只講述該書的核心論點,並參照當下台灣的局勢,談談一些讀後感想。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通貨膨脹的兩種類型

在本書的開端,中野剛志為讀者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新凱因斯主義對於通貨膨脹的兩種類型劃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Cost-Push Inflation)以及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Demand-Pull Inflation),簡單來說,前者是因為供給短缺,無法趕上需求導致;後者則是需求增多,大過於供給所致。舉個簡單的例子,成本推動型就好比產油國禁運石油或者油田枯竭、或者農作物欠收、就連高齡少子化所導致的勞動力不足,都算此類的通貨膨脹。而需求拉動型就像戰爭時對物資的大量需求所導致的通貨膨脹。

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會導致物價的上升,唯一不同的是,需求拉動型的情況下,由於必須加緊生產來彌補供給的不足,因此產生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此時勞動者較有能力向資方要求加薪。並且政府可以利用加稅以及升息(提高利率)的方式減少過剩的需求,讓景氣不至於過熱、物價歸於平穩、貧富差距不至於擴大。甚至某個意義上來說,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甚至有讓經濟增長的效果,但過熱的話則有泡沫化的風險。

然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就沒有這麼容易解決了,因為原油枯竭、農糧不足的情況,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政府需要開發新的油田或替代能源,擴大糧食生產、向國外進口等,而這都不是即時就能解決的,需要大規模、長期、有計劃的公共投資。而且應對失當還會導致停滯性通膨,也就是所謂的「滯漲」,在物價上漲的同時,還會導致失業率的上升與生產減少,落入整體經濟衰退的陷阱當中。

那麼問題來了,二戰以後世界歷經了六次不同成因與程度的通貨膨脹,2022年以後的今天,我們歷經的是哪一種呢?事實上,上述所謂的兩種通貨膨脹,或多或少以混合的形式出現,只是何者比例更多一些。很不幸的,今日我們所面臨到的通貨膨脹,就中野剛志的斷言,是成本推動型居多,甚至到了停滯性通膨的地步了。不僅如此,跟1970年代出現的滯漲相比,現在的滯漲局面已經到了難以解決的地步了。

無路可出的經濟困局

何以至此?中野剛志提出了幾個因素,其一是現時代我們所面臨的滯漲,源於烏俄戰爭導致的能源供給短缺、美中貿易戰爭的產業重組、武漢肺炎導致的疫情、氣候變遷與減碳政策。上述這些成因不僅盤根錯節,許多都已經超出經濟學所能處理的範圍,需要更多專家的跨領域合作才能理解這些結構問題。

其二是短缺的物資比起1970年代第四次中東戰爭導致的原油,這次短缺的物資則不只有原油和天然氣,甚至連小麥等糧食、稀缺金屬與半導體都是欠缺的狀態,唯一幸運的是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上獨占鰲頭,暫時不受短缺影響。

其三也跟短缺有關,但缺少的是因為少子高齡化導致的勞動力不足。

其四則是相較於經濟成長的1970年代,現在的世界則陷入長期的停滯,換言之其實就算沒有戰爭與疫情,世界經濟也本來就處於危機之中,戰爭與疫情只是引爆了這場危機而已。

其五則是勞工議價能力的下降,1970年代還是工會仍有實力的時代,物價上漲可以藉由勞資之間的協調,漲薪資來加以弭平。然而現在已開發國家的工會的組織與議價能力下降,薪資停滯不前,也就更無法應對通貨膨脹的局面。

其六則是至關重要的,全球化的終結,就中野剛志所說,這個論斷不是少數學者的臆測,而是美國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的執行長勞倫斯・芬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等全球菁英的共識。全球化在經濟上的貢獻,在於能夠提供抑制通貨膨脹的手段,例如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為世界經濟提供了便宜的勞動力,並且在供給短缺之下,流通的物資與原料也可以迅速補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化就逐漸弱化,直到烏俄戰爭打下全球化的休止符。全球供應鏈「寸斷」、原物料因為各國經濟安全的考量,挪為己用無法調度、企業到開發中國家尋求低廉的勞動力會遇到排外民族主義的阻擋。簡單來說,全球化的終結,斷了世界各國逃離通貨膨脹甚至「滯漲」的後路。

其七則與台灣息息相關,中野剛志認為,地緣政治的因素也影響了通貨膨脹。甚至有互為因果的作用,烏俄戰爭導致的糧食與能源價格的上漲,又會讓國際局勢更不穩定、提高地緣政治的風險。而美國國力的衰退與中國軍事力量的擴張,更是今後東北亞一切衝突的根源。

綜上所述,當今我們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危機以及通貨膨漲乃至滯漲的局面,比起過去更加的複雜,更令人絕望的是,全球化的終結斬斷了大家逃離這場經濟災難的出路,更甚者加深了地緣政治的危機。不誇張地說,此後人們即將面臨的歷史巨變,恐怕都是上幾個世代加總也未能及的。中野剛志在本書的結尾認為,今後的日本政府與政治家,恐怕要秉持著「悲觀的積極主義」加以行事,意即,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結果為何的情況下,面對已成現實的悲劇(美國國力衰退導致中國的軍事威脅已經遠超日本所能應付、長期的通貨膨脹)戮力追趕。

台灣今後的課題

被中野剛志稱為「悲觀的積極主義」,所不得不做的政策,主要有兩大方向,其一,強化安全保障,拋棄全球化下的和平幻想,在無法繼續依靠美國霸權的前提下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因為已經走到少子化與經濟停滯的中國,作為國內焦點的轉移,一定會武力統一台灣,而這對於仰賴進出口貿易的日本將是生死攸關的威脅。其二,擴大內需、投資產業政策。並且要以數十年為單位進行巨額的投資,因為大規模、長期有計劃的投資,才可能保護重要展業與技術,並且開發新的技術弭平供給層面上的長期短缺。

換言之就是「大政府」的回歸,除了帶領舉國脫離經濟的困局之外,短期之內通貨膨脹造成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失序,仍然需要國家來救濟與維持。近來岸田政府的種種施政來看,經產省鉅額補助台積電到熊本設廠、增稅擴大國防預算、疫情與通膨中廣發救濟金(身為留學生的筆者也有領到),諸如此類,中野剛志的構想,其實在日本國內的官僚政界中,隱隱約約成為某種共識。而種種的舉措,正如同中野剛志所說,是恆久的戰時經濟體制,政府在政治經濟上的作為,跟交戰國政府所作所為差不多。

然而台灣呢?地方大選過後的台灣,以及近來國內的政治動向,都讓人深深感到憂慮,地方大選由放棄國防安全的國民黨大獲全勝,並且在經濟上極度親中,罔顧產業技術的流失,完全沒有經濟主權的概念,更有意地淡化中國對台的威脅。這樣的結果,完全是台灣選民普遍缺乏安全意識、沒有長遠計畫、投票行為情緒化所致。

否則,要是知道通貨膨脹背後的世界因素,又為何會被蛋價等惡意的風向任意擺佈呢?而地方大選大敗的民進黨,「不得不然」也好、「時勢所趨」也罷,要將超徵的稅額發還給國民,而不將其用在產業技術、國防安全等的長遠投資之上,屬實可惜,也有激化物價近一步上漲的風險,不過考量到選後方寸未定、進退失據的形勢,或許也是可以理解的悲哀。

讀畢此書,深感中野剛志所謂的「悲觀的積極主義」在台灣是如何地寸步難行,國民普遍的政治思維是「我倆沒有明天」;政治從業者則是「我死哪怕洪水滔天」。無論何者都注定狹隘而短視近利,不利於台灣長遠的發展與生存。何況全球經濟的凜冬已至,寒凍冬夜的盡頭,迎接我們的將是春暖花開,抑或是長期衰退下四海困窮、徹底失去自由?事在人為,端看有識者們的覺知與行動。

留言評論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