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異男的遲鈍與無動於衷:《人選之人─造浪者》

張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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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事件發生時,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向最初安全感的來源尋求安慰與保護,受傷的軍人和被強暴的女性會哭喊母親或上帝。一旦這樣的哭喊沒有得到回應,基本的信任感即開始破滅。」

「在受創當時,受創者無論有什麼意見,都不會被當一回事。……創傷事件也因此摧毀了受創者的信念,她不再相信與他人連結時還能保有自我。」──茱蒂絲.赫曼,《創傷與復原》

近期熱門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以政治幕僚工作為背景,鋪陳的其實主要是女性的創傷與復原經驗。

劇中角色陷入三種因為性別而產生的創傷之中:身為女同志的翁文方,遭到本應是支持者的男性長輩當面數落「你讓你爸斷子絕孫」。身為女大學生、日後成為競選助理的張亞靜,被理應是師長、上司的年長男性獵艷捕食,陷入一段虐待的關係之中。身為黨部年輕女性員工的苗珊如,遭到資深男黨工簡成力追求與強吻,拒絕之後反而面臨孤立霸凌,最後自請離職。

《人選之人─造浪者》讓人覺得震撼的部份在於,這三段創傷經驗都寫得十分細緻,可信度高到宛如就像是身邊你我的女性朋友的經歷。在這三段故事中,加害者──除了趙昌澤之外──都沒有被描寫得極度邪惡或無所不能,而受害者也沒有立刻倒地哭泣,而是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試著從往日創傷的流沙深淵中爬出來。但這個故事的關鍵卻是,由人而造成的創傷,只靠自己無法復原。

圖片來源:翻攝自人選之人─造浪者臉書

選擇性恐同,只對女人發作

翁文方如果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不會招致男性長輩理所當然的「開導說教」。這當然不是說,長輩會對男同志網開一面,而是生理體型與社會地位的差距,令老男人對女性下指導棋時特別自鳴得意。想像如果翁文方是個身高一百八的壯漢,就算在支持者面前親吻男友,也不會有人膽敢貿然上前質疑他的生活方式。

無禮地「糾正」翁文方不應該喜歡女人的老里長並不全然是個壞人,他是「我方支持者」,表示他信仰某種與翁文方相同的政治價值,只是「剛好不喜歡同志」。儘管恐同是老里長行動的基本核心,但輕視女性才是老里長真的表現出干涉舉動的原因。

翁文方在遭受創傷的當下,立即做出了物理上反擊的回應,付出的代價是議員落選。因為為了保護自己而反擊所帶來的反作用力過大,這場創傷並沒有辦法真的結束。翁文方或多或少失去了一些原本的自我,對自己的政治生涯失去了希望。

教授與學生的關係,好比諮商師與病患

張亞靜的遭遇更為複雜,她是個「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資格宣稱受害的受害者」。從表面上看起來,她是個與已婚年長男性交往的成年女性,而且她並沒有受到暴力脅迫就被趙昌澤拍下了裸照。她一直用第三人稱的角度責怪自己,甚至某程度上因為想要證明自己也是個成熟自主的人,所以下意識地合理化施暴者的舉動。

但趙昌澤對張亞靜所做的事情,無論用什麼柔焦鏡頭回放,播放什麼輕柔浪漫音樂,都是悖德而且至為邪惡的。首先,無論是否已婚,與自己的大學部學生談戀愛都是一件離譜至極的惡事。

2010年,耶魯大學成為美國第一個全面禁止教職員與學生建立戀愛關係的學校。隨後,這成為美國大學院校的基本倫理守則。2018年開始,澳洲全部的大學都簽署綱領,同意落實並遵守無論是否直接授課,教授與學生不得是戀人或者性伴侶的原則。

21世紀開始,大學校園內的師生戀在正常進步國家都被視為嚴重破壞倫理,這是因為社會開始意識到,教授與學生之間的戀愛或性關係並不是真的正常、平等的那種關係。在此之前,社會只考慮女性(在少數狀況下,也可能包括男性)是否成年,並且天真的假設「只要女大學生成年了,那麼她就能給出真正的『同意』」。

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女學生給出的同意不能算是真正的同意。從最表面的部分看起來,是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教授操持著學生成績、論文等等生殺大權。但越來越多學校認為,即便一名教授沒有實質控制該學生的利益與損害,也不能與學生談戀愛。

這是因為,學校跟求知的環境造就了一種特殊的場域,這導致教授與學生的關係,就宛如「心理諮商師與病患」的關係,很多病患會移情到諮商師身上,這明顯不是因為諮商師特別值得被愛,而是「諮商」這種特別的互動關係本質上就會創造出病患自認為墜入情網的狀況,因此諮商師應該負責畫清界線,不應與病患交往。

很可惜的是,大部分的諮商師都知道病患愛上自己並非出於真正的自由意志,但許多台灣的大學教授卻認為既然女學生愛上自己那就不妨交往,他們誤把教學場域中知識不對等的特殊情境,當成自己真實的個人魅力。

情緒勒索與後宮收集

《人選之人─造浪者》劇中,張亞靜在大學四年級時受到直接授課的教授趙昌澤邀請,參與他的競選活動,隨即與之墜入情網。從記憶回放的畫面看起來,早在校園內張亞靜就對教授懷抱仰慕之情,而後者利用了這份情愫,把她引誘到自己的競選團隊中工作,接著毫不客氣的納為後宮。

趙昌澤真正的邪惡,並不在於他喜歡為「後宮」們拍攝裸照,並且作為分手後的要脅。也不在於他透過外遇傷害了自己的髮妻,也傷害了親生女兒。他最邪惡的部份,是在於他一再的利用年輕女性對他外在學者形象的景仰,把她們當做獵物一般狩獵跟收集。

當他說出那些令人作嘔的「浪漫」台詞,表面上是在表達對後宮女性的關愛與注目,事實上是在精神控制她們不得反抗、不得逃走。他不會施予獵物任何一點恩慈,完美的已婚好男人形象是他的政治資產與對外盔甲,絕對不肯輕易卸下,但也不容許獵物反抗或逃走。說趙昌澤是渣男(fuckboy),其實不夠精確。渣男就只是想幹免錢的炮,但趙昌澤不只想幹炮,還不准四處騙來的免費炮友離開自己。他是個無恥的控制狂,活在社會對男性「知識菁英」的過度寬容之下到處為惡,絕不只是渣男那麼簡單。

張亞靜的困境在於,她認為是自己讓自己陷入了「無人相信」的處境。她無法出聲求助,因為對於身為第三者深深為恥。她無法報警,因為裸照並非被強迫拍攝,儘管她並不情願。她處在一段精神虐待、肉體剝削的關係之中,相信我,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的二十出頭女孩會打從心底覺得跟老到足以當父親的男人睡覺比跟年輕力壯的同齡男性睡覺更愉快。只有真心出自於愛,才有辦法忍受跟美化這一切,更何況她其實沒有得到愛,她充其量只是硬碟裡的幾張照片。

知情見證的力量

翁文方與張亞靜原本只是普通的同事,但因為一場性騷擾糾紛,兩人成為患難夥伴。這兩個人的創傷,透過無意間揭露跟平反另一個人的創傷,而得到洗滌。

張亞靜進入公正黨工作,遇上性騷擾慣犯簡成力的口頭和肢體侵害。為了找出得以成案的證據,她與翁文方找出了上一個受害者苗珊如,並且聽取了她的全部證詞,她們於是成了苗珊如創傷的「知情見證者」。社會對於不可告人的惡行,直覺反應是否認,因為太噁心了,連思考都討厭。就連受害者自己,也處於想掩飾跟想公開的矛盾情緒中。

然而不透過公開與之情見證,人所帶來的創傷是不可能痊癒的。過去長期遭到社會掩飾的創傷被發現了,被傾聽了,方才開始有了復原的可能。此時,性騷擾案件已不再是「一個人的公道」,在為證明他人的創傷奔走努力時,兩人最終也成了彼此創傷的知情見證者,成為修復彼此的助力。

任何人際關係導向的組織之中,都會有那種自恃功高資深,就用一副無辜的臉孔對女性為所欲為的男人。這是社會的通病,並非政黨獨有。而容易滋生性騷擾的環境,同時也是最傾向於姑息性騷擾的環境。

因為,在這些組織中「人」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人的價值卻不一樣。資深男黨工的價值比新進女黨工高,政黨的名譽與勝敗背後涉及更多更多幕僚的飯碗,當然這些人的價值都比一個無辜遭受暴行的女人來的重要。人既然已不等值,人的數量構成大局也彷彿理所當然。

但如果我們真的「只看大局」的話,法院根本不需要開庭,全部糾紛跟損害都讓有力者去磋商,豈不妙哉?在大局面前,一個受傷的女人有何重要?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其實在數以億萬計的整體人類面前,一個島國的存亡也根本都不重要。我們正是被用這樣的邏輯給碾壓著,但令人意外的卻是,依然有人在抗議台灣被輕視跟錯待的同時,遲鈍而事不關己的說著《人選之人─造浪者》醜化基層男性黨工。換位思考對於優勢性別來說,似乎真的很困難。

在這裡我們面臨到身分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問題。究竟,我先是個女人,才是台灣人,抑或應該反過來?當我對身為台灣人的身分沒有疑義時,是否等於自願放棄了其他身分?難道這世界不應該是我不需要放棄任何一個身分認同,也能存活下去的嗎?

《人選之人─造浪者》提供了一個樂觀的解答,所有的創傷都會透過知情見證而得到復原。在現實世界中,當然依然還有很多承受著創傷的人,依然躲在閃爍、破碎的言語背後,得不到幫助。這一切不在於正義的劍有多鋒利,而在於同理的想像有多貧乏。如果你看不見扶助受創者的價值,那麼問題不在於她的可信度,而是你自己本身。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信仰女性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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