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反侵略與反抵抗

陳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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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年,台灣吹起一股反戰風,這股聲音反對台灣強化國防,抵制購買先進武器,批評恢復一年期兵役,鼓吹與中國和談,還主張備戰會招來戰爭。反戰雖然是現代世界常見的思想,但吹在台灣還是令人覺得奇怪。到底,這不是個有和平主義或反戰傳統的國度,「反攻大陸」在這裡曾經是聖諭天條,滿朝滿野呼應,公開質疑是足以入監牢的。現在反戰吹的是什麼風,值得了解一下。

反戰非普遍例則,得視具體情境

戰爭是殘酷的事,會造成極大和突然的生命財產損失,正常人都不希望有戰爭,反戰是很自然的心理。雖然如此,戰爭的形態與情境非常多,在我看來,反戰並無法成為普遍性的原則,它會碰到太多的例外。這裡可以舉二十世紀的重要反戰人物愛因斯坦(1879-1955)為例說明。

愛因斯坦是歷史上的巨人,除了理論物理研究,最大的志業在於和平主義。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前就鼓吹反戰,戰中仍然如此,這在當時德國知識分子間是很少見的,他被認為是「不愛國」。一次大戰後,愛因斯坦繼續反戰,但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權,他迅速改變立場,願意以非和平手段來阻止納粹壯大。他在1933當年就主張一次大戰的勝利國(如法國)對德國實施軍事佔領,在那個時點,這樣做是合法的。他後來又寫信給美國羅斯福總統,催促他研製原子彈,以免被納粹德國搶了先機。不過,1945年原子彈投在廣島、長崎後,愛因斯坦改而堅決反對核武,他在晚年,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為使命,去世前幾天還簽署了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和平主義宣言》(The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綜觀其一生,愛因斯坦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但在某些時刻,這個原則顯然難以應用。

台灣根本沒有反戰傳統

對照愛因斯坦一生與和平/軍事問題奮鬥,台灣近來的反戰聲音絕對不是原則性的反戰或和平主義。台灣有很長時間是經常喊打喊殺不乏暴戾之氣的,四年前不還流行唱〈夜襲〉嗎?如果真有和平主義,怎麼會中國軍事經費長年增長,不聞批評之聲,到美國要在軍事上積極支持台灣卻突然反戰呢?

前面說過,戰爭有很多形態,談反戰,不能一概而論,必須看具體的情境。戰爭最單純的形態就是侵略和抵抗。侵略是單方面動武,抵抗則是抗拒他人的單方面動武,台海形勢剛好符合這兩個類別。

「侵略」在道德上是非常站不住腳的,侵略戰爭的發動者都很忌諱侵略這個字眼。以一年來的烏俄戰爭為例,俄國當局稱此為「特別軍事行動」,在國內則禁止使用侵略的說法。反侵略雖然有很強的正當性,在侵略國反戰有時卻不容易,因為大多數發動侵略的國家是極權或專制政體,這種意見往往受到嚴厲的壓制,我自己剛好就有親身見聞。我認識一位俄國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姑隱其名),她在俄國進攻烏克蘭後,公開批評普丁的作為,人身受到威脅,只好和丈夫、出生不久的小孩逃離俄國,輾轉到美國,暫時在一間研究機構棲身,我在這個過程中幫了一個小忙。在侵略國反戰常有風險,在侵略國之外反侵略比較容易,但台灣近來的反戰聲音顯然不是反侵略,對於烏俄戰爭,反而是對烏克蘭多所責怪。

台灣反戰者的論調就是反抵抗

歸結來說,台灣的反戰既不是原則性的和平主義,也不是反侵略,主要是以反戰為名的反抵抗,直接稱作「反抵抗」比較接近實況。面對侵略的威脅,不從事抵抗,要做什麼呢?除了投降,唯一的選項就是和談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談判,很多人已經說過,是完全不可行的,但社會上對這件事的危險和虛妄性還是缺乏足夠的警覺,這裡不避繁瑣,再說兩點。

極統派反扺抗。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首先,談判要有意義,必須假定談判雙方多少是有誠意的,能依據常理來溝通。但這個假定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無法成立。中共的歷史和黨文化顯示,它不遵循一般人的邏輯,對中共而言,只要最終能達到預想的目的,一切不過是手段,因此可柔軟可強硬,機變百出,反覆無常。說真的,中共不但不遵循日常生活的邏輯,連「盜亦有道」的江湖邏輯也沒有啊。

其次,中共真正的邏輯是「徹底控制」,談判唯一的目的是接近它所要的結果,沒有讓步和妥協的餘地。它和台灣談判,前提和目標是一樣的,前提是「一個中國」,目標也是,你必須接受前提,才能進行談判,談判的目的就是實現這個前提。如果一時無法完全實現,隨時可以推翻協議。

對共產黨投降或和談都沒好下場

在台灣當前的局勢中,「反抵抗」等同主張投降或和談,大家必須明白陷阱。我們唯一的立足之道,是與盟友協調,強化國防,積極備戰,在這個基礎上,提升經濟和社會福祉,盡量與對岸和氣,但絕不放棄籌碼。

台灣自認的反戰者還有一個特殊論調,聲稱戰爭可能爆發的責任在美國,烏俄戰爭是美國驅動的,台海對峙也是,台灣只是美國的棋子,不要上美國的當,對美、中要等距對待。這種說法跡近詐騙,至少是脫離現實。美國沒有要攻擊俄國或中國,是俄、中要征服他國,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力投射正是台灣能穩定生活和發展的重要依傍。至於等距關係,中國的軍費是台灣的11.7倍,台灣如果離開美國和它的民主國家盟友,就是自陷絕境,台灣人應不致愚不可及若此。

面對不理性的對手,我們不知道戰爭會不會來,什麼時候來,但我相信,只要我們與國際友人合作,持續強化國防,戰爭的機率會降到最低。家長們擔心子弟投入戰場的心境可以理解,但就台灣的現實而言,避免年輕人生命受到傷害,最有效的辦法其實是改善交通安全。一代代的年輕人已經為台灣的生存做出了貢獻,也有人犧牲——如八二三炮戰時的充員兵。和以前不同的是,現在是民主時代,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台灣命運的走向,只要我們團結,堅定心志,做好防衛的準備,新一代年輕人有很大的機會能成功和安全地擔起歷史帶來的任務。更何況,現代國防也不只是年輕人的事。

作者1956年生於臺灣屏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大歷史系特聘教授、臺大講座教授。行政服務方面,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臺大共同教育中心副主任、臺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等學術專書四種及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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