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地方派系能參與的球賽──以雲林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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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影響著地方選舉，也與地方建設與發展息息相關，沒有參與地方派系的青年參政，當選就變得相對困難，生活在基層的政治工作者，如何爭取再次參加球賽的機會，成為非典型政治人物的難題。

全台灣除了六都，還有十三個縣、三個市，地方派系遍佈全台，尤其全縣型派系的影響力大到難以想像，以雲林來看，從2018年到2022的選舉便不難發現「鄉鎮級」派系是基本單位，縣級派系就是鄉鎮派系的結盟，派系不同，卻與公眾利益交換，來鞏固自身權力，進一步影響縣級政策。

派系政治以人際關係的鞏固、外擴為原則

這種非正式團體，因行動與目標具有集體性，其強大的意識足以影響任何公共事務，這些目標明講就是要取得及分配公部門的資源，經常包工程與關說毫不掩飾，還能得到工程的原因，就是政治權力的資源分配。建設相對落後的地方，派系越容易掌握，比起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在地方政治的運作中，更有效的是經濟利益與社會關係。選民多數不直接參與政治，在結構中顯得較為鬆散，在選戰中，會因人際關係的網路擴張，被利益為動員，在基層樁腳的動員下，會發揮顯著的效果。

地方派系的發展越盛，對於台灣的政治清明越不利，以雲林為例，作為全台最大養豬縣、農作物佔全國最大供應量，政治性角力的場域，因產業的型態，就有社會性與經濟性的領域，從行政、黨務、農會、水利會、漁會、學校、社團、工商都是動員領域，並形成資源與勢力，甚至影響全台灣，尤其政治性場域的公所與經濟性場域的「農會」是最有影響力，且能影響選戰成敗關鍵。

然而青年參政者的困境，尤其又不是派系推出的傀儡時，是很難以進入這些組織地方角力的，筆者任期間，最常遇到的是被問「你怎麼又來了」，看到別人那些贈送金錢或禮物、辦桌綁樁或造勢，部署資金比政見會與文宣有用。在民主政治發展至2023年的，我們低估了輸贏背後的社會基礎與社會意義，從1950年地方公職人員全面直選到現在經過了73年，歷經半世紀之久，台灣還未能真正突破這些長期享有地方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獨佔的特權，也因此相對進步的議題常被忽視，原因究竟為何？歷史中地方派系的分合，也許已給出了答案。

沒資源的參選人愈來愈難成功

2022年的公職人員選舉，是一場只有地方派系才能參與的球賽，沒有明星球員，只有明星球隊，單槍匹馬的選手，就算勤勞走遍全選區，還是無法解決無黨籍、無任何派系奧援的困境，2022又碰上返鄉投票率低、同質候選人高的因素下，選舉結果是組織戰，也就是一場社會網路、經濟與組織動員力量。

走訪地方的過程輕易得知的交換機制，不僅是候選人與派系間的自願性結盟協議，這樣的關係雖是民主社會的常態，但並不健康，民主是需要練習的，在百年追求的血淚裡，讓政治人物成為善的實踐者，公義與資源的分配者，才是政治的目的，民主精神如何找回？建構需要有共感危機的意識，不是非誰不可，而是認知到民代不只是一項特權，更多的是一份責任。

對雲林縣而言，政黨對地方政治發展的影響力，已經累積到足以超越地方派系的能量，只有政黨團結，制衡才能贏來共好。接下來的2024年，台灣是不是準備好守下民主的果實?必須記取80年代以前一黨獨大的威權社會，拿起1997年打破守舊勢力的霸氣，與2000年代表本土力量的進步人價值守護台灣。

雲林張家的自主性超乎想像

若認為筆者指的派系只是國民黨，那就大錯特錯了，雲林地方張家一派獨大，自主性不但極高，所具有的特殊權力結構也讓派系關係錯綜複雜，不僅成員屬性不定，就算對立也會有互利的機制，於此派系利益凌駕在黨之上，這種操盤能力已出神入化，不身歷其境，僅以旁觀者身份，是很難的體證到這種政治利益與分配。

蹲點地方確實是提倡進步議題的基礎功課。但從經濟、政治、社會等面向，看到那些從結構中獲取特權的過程，觀察到這些現象足以左右地方建設和發展，信用合作社、鄉鎮代表、鄉鎮農漁會、地方廟宇這些才是台灣地方政治的主體，這樣的民主是台灣要的嗎？應還有進步的可能。

作者為第十九屆雲林縣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