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應天真濫用日美盟友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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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下屆日本首相熱門人選的前外相岸田文雄，近日於接受《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專訪時，一向被視為自民黨內溫和派的他，罕見將「台灣有事」這個敏感問題提上檯面。不久之前，日本副防衛相中山泰秀更在出席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討會時公然稱台灣為「兄弟」，並指出日本應保護「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台灣。

最令人驚訝的是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上個月18日接受ABC專訪時，更直接將美國對台承諾與對日韓的承諾並舉。以上的例子都顯示：在中國擴張的壓力之下，日美正在嘗試和台灣發展更進一步關係，提升實質合作的空間。

「美日來援」不是必然

然而，我們仍然必須正視一個問題：相對於日本、南韓，台美之間目前為止仍然只是非正式盟友的關係。事實是，在美國外交圈內，和台灣簽訂正式協防條約的意見仍然不是主流（更遑論日本）。我們應該清楚認知到：美日絕對是值得信賴的盟友，他們將為台灣提供愈來愈多的有利機會，但我們也絕對不能只仰仗某種毫無根據的「美日來援論」，自信美國和日本絕對會犧牲他們的子女保護台灣。

鄭南榕先生的警言至今仍然有效：「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苦難，都必須由該國的人民自己來承當。」、「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障礙，都必須靠該國的人民自己來克服。而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可以由外國友人來代勞的。」即使日美最終願意在中國入侵時協防台海，真正要提起武器來戰鬥的仍然是我們台灣人，如果台灣人選擇放棄抵抗，日本、美國——就算是神都無法阻擋我們家鄉被蹂躪的命運。

但在共機頻繁繞台、解放軍的新型船艦以驚人的速度持續下水、同時不斷在沿海進行多元化的實戰演習向台灣發出威嚇訊息，甚至於多國的情報單位都指中國的對民主世界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我們卻像是無視現實，走向完全相反的道路。或許是因為台灣沉溺在短暫的外交勝利成果，在國防改革上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不可否認，台灣確實在這幾年努力向美方爭取了許多性能優異的先進裝備，像是F-16Viper、M1A2、M109A6，這些武器的能力絕對沒有話說，但同時我們卻忽視基層的作戰部隊嚴重缺乏瞄具、夜視鏡等現代戰場必要的個人裝備（嚴格來說，不是完全沒有，而是都鎖在倉庫，以確保裝備妥善率），卻編列大筆預算到某些轄下沒有任何部隊的單位。

台灣的軍事問題不僅限於器質層面。以人才培養來說，國軍軍官通過某些方式和外國交流，得以學習到許多最新的戰術思維，但這些軍官回國後往往因為不可言說的原因遭冷凍，也失去將所學深入第一線部隊的機會，而長期的組織慣性使得沒有軍官敢於變革，迫於無奈只能操作十年如一日的老舊教範，士兵也只能被迫練習一些毫無意義而且在戰場上容易使自己暴露於極大危險的動作。每次演習，我們總能看到哭笑不得的畫面：明明是步戰協同訓練，卻是一群士兵跑在裝甲車前面萬歲衝鋒，衝到一半還在極為空曠的草地上撲倒讓自己成為活靶。

這些當然不是基層軍人的責任，更大的錯誤在於，部分高層害怕自己的職涯出現意外變故，抱持著照章辦事、遵循傳統的心理，讓士兵實行臥射等最基本的練習，而未曾試圖引進現代戰場所需的限制空間戰鬥（CQB）、戰傷救護（TCCC）等等重要的新技能。

如果國軍不願從現在開始進行大規模變革，民眾繼續將國防視為邊緣的議題，而不願投以更多的關注，只是一味沉浸在盟友會代替我們守護這塊土地這樣的集體狂歡之中，這個令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台灣是否會走向滅亡的命運？我不知道，至少也沒有多少樂觀的餘地。

台灣不能成為米洛斯第二

我們不妨留意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收錄的一段、被後世稱為「米洛斯對話」（The Melian Debate）的著名論辯，在這篇文章，我們看到雅典和米洛斯為戰爭的談判僵持不下，米洛斯人舉出了種種理由，試圖證明斯巴達絕對會派兵前來支援米洛斯免於雅典的入侵，但雅典人卻驚訝地反問米洛斯人：

「事實上，盡管你們說過談判是為了保全你們邦國，但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你們還沒有拿出一個證據使人們相信和認為你們的邦國能夠得以保全。你們最有力的論據就是把信心建立在希望和未來的變故上。」

台灣還有轉機，不應該成為第二個米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