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為什麼擁抱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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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名在台灣的上班族，工時居高不下，他沒有額外心力關注社會議題，新聞播報恐怖的犯罪案件，他想要一個安全的社會；想像一個高齡者，他聽聞社會上有手法兇殘的殺人案，他想到這輩子沒有為自己受過的委屈發聲，他想要一個可以聲張正義的生活場景；想像一個中產階級，他跟小孩一起在餐廳看見新聞，小孩以童稚的發問，他想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嚇阻答案；想像一個受暴經驗的人，他出於種種原因沒有機會說出自己的苦，沒有機會復仇，他想要一個會共同對抗暴力的社會環境。

聚焦「夠惡」就建立起共同體認同

哪怕這些事情與他們沒有直接的關聯，哪怕他們的「想要」並沒有辦法透過簡單的正義符號來達成，但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在個體層次上）「夠惡」的東西，能夠讓他們不假思索地站在「正義」的一方，彷彿連他們本身受過的委屈、受過的苦。他們或許可以從受害者身上找到類似元素，或許只單單因為同樣發生在這塊土地上，他們可能投射自己的苦，而突然建立起與受害者之間的共同體認同。

台灣人很苦。很多台灣人都是苦過來的，許多委屈都是默默吞下。在殘酷恐怖的案件裡，他們終於可以公開確證地站在正義的一方，他們不假思索，他們很有信心現在可以大聲疾呼了。他們說，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就像我們從小聽過的故事，正直善良的一方獲得伸張，壞人不再侵犯好人，如果沒辦法處理掉未爆彈，已爆彈當然更要被徹底抹滅——最簡單明瞭的「壞人付出代價」，就是死刑。

當死刑成為共感之「苦」，廢死者的「置身事外」就成為仇視對象

他們感覺到「苦」，他們痛恨其他人無法共感這個「苦」，他們期待這塊土地上的人也都能夠「共苦」。他們想像那些沒有表達明確憤怒的人「一定沒有吃過苦」，所以他們起手式是「哪一天你的家人出事」，或者比這個更惡毒的描述；他們其實想要支持廢死者「充分、深刻地感覺到痛苦」，即使當然他們可能沒有任何證據說別人沒有受過苦、更不要說是同理人權工作者的苦，但「他們必須跟我一樣感覺到受苦」。

他們更想像著那些「想要廢除死刑」的人，不但沒吃過苦，還要搬出遠在天邊、他自己卻覺得從來沒有受惠於其中的「人權」，來為他們好不容易找到確定的「壞人」辯護。他們當然不曾想過人權工作者也有他們獨有的苦，甚至在工作內容必須回顧殘酷案件內容時，也會「投射了自己的苦」；他們當然也沒想過，人權工作者也有與他們一樣，在平凡個人生命中遇到種種委屈。但他們很希望，在這個媒體輿論都聚焦著一個恐怖的犯罪時，所有人都要一起憤慨，光是「一起憤慨」就有一層安全感。

同仇敵愾，是一種使人感到團結的情感凝聚作用。但是擁抱死刑的人發現有一群支持廢死的人「與我不同仇」，而且這群人者也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甚至還成立一個組織，還有組織理念的擁護者。許多台灣人投射著自己受過的苦、期望找到一個明確的符號來「怒吼」，他們擁抱死刑，痛恨罪犯，連帶痛恨「支持廢死者」。

幾年前，我曾跑過全台許多縣市，跟許多我這一輩子可能只會見過一次面的人，討論死刑。我可以從各場次的參與者的眼中，看出這與多數公共政策、社會議題的討論氣氛不同。那時候，人們願意在一個空間內坐上整個下午，談論「死刑」，表示那些與會者其實不一定堅定地支持任一主張，不一定擁抱死刑、也不一定堅定廢死。在聆聽死刑的基本資訊時，他們看到台灣槍決現場時會感到驚訝，對於一名執法者扣下板機而感到同苦。在討論替代方案時，他們的語氣有時候遲疑，或許正在壓抑腦內的憤怒，或許正在想像著那些罪大惡極的犯人，以及那些讓他們投射痛苦的暴力行為。

討論死刑可以引發多種情緒，卻從來無法獲致堅定共識

當時，我是協助廢死聯盟在全台灣各縣市辦理「全民作伙參詳」計畫；那時候，即使支持死刑的人們，也可以跟支持廢死的人一起坐下來討論。「如果有死刑的替代方案，那會是什麼？這些方案（包含死刑）背後體現了我們什麼樣的價值？我們對國家與司法的期待有哪裡不同？」是我們那幾年跑了多個縣市的場場叩問。每次長達數小時的討論，從來沒有一個場次獲得全體的堅定共識，因為這個題目真的很難。

但有時候，多數人們沒有空，也不願意去體會這個「難」。犯罪議題何其艱難，冤案也從來不是事後諸葛地回看而能說「冤案歸冤案，罪證確鑿者該死」。冤案在成為冤案之前，也都被認為罪證確鑿、無教化可能，也都被大家覺得該判死。時間再往前推，許多現在看來不該判死的案件，也曾經被執法者、政權當局認為該死。誰覺得該死才算該死？死刑制度的歷史包袱與其牽動的相關議題之「難」，太難了。

他們實在沒有理由去體會那樣的「難」，而且無論有多難，都沒辦法證成在激憤情緒當下，人們不能去對一個顯然是罪大惡極的壞人「喊死」抒發，更甚者，他們還要透過去撻伐支持廢死者，才能將激憤的正義效應更加外推。他們有正義感，他們希望身邊的人也有正義感，這就是共同體情感上的安全感。安心、安全的感受是主觀的，但他們會覺得，這樣主觀的情感，國家也必須要去維護，他們非常明白，這就是此刻他們想要這個東西。他們不想要，也不需要去想像「如果不是把罪犯『殺掉』，會不會有對這個共同體『更好』的解決方法？」那種複雜的機制，不是他們的日常。

支持死刑的日本律師在《死刑肯定論》一書中，也提到這種支撐死刑的社會共感，他說：

「到頭來，作為主權權力發動的死刑，其實就是定位、成立於如此不安定又模糊的市民情感上。反過來說，這正表示包括裁判員審判在內，市民之間的討論有多麼重要。當求處死刑的被害人情感受到市民社會的共鳴所支持，復仇情感在社會中獲得承認，占有一席官方位置時，死刑將昇華為官方報復，也可以說，『共苦』觀念就是死刑的分水嶺。」——頁175、176。

然而，作者森炎也不斷把納粹在二戰期間（對於台灣而言非常遙遠且不真正熟悉的一段歷史）以毒氣屠殺「對社會無用的障礙者」的案例拿出來說明，強調國家更加著重於生命權力的行使，而提醒人們必須徹底思考過國家執行死刑、人們支持死刑背後所隱藏的權力意圖，「否則就會輕易地被死刑權力所利用，這就是所謂的死刑權力。」

他一再引用傅柯，尤其是出於《認知的意志》的這段話：

「死刑的執行，同時是界線、醜聞、矛盾。為了維持死刑，比起犯罪本身的輕重，更不得不強調犯人的異常、矯正之不可能，以及社會安寧等等。因為這些人對他者來説一種具備生物學危害的人類，可以合法地加以殺害。」——頁147

甚至，在爬梳過眾多理論、政治哲學以及基礎事實釐清後，他在書的後記說：

「要當一個確信式的死刑肯定論者，必須做好自己可能因冤罪被判死刑的心裡準備，否則就只是一種欺瞞。」——頁313

死刑真的是很艱難之事

大多時候，他們也是我們，我們都是在台灣的我們。我並沒有想說服支持死刑者，轉變對於死刑的看法。我跟《死刑肯定論》這名與我有完全相異立場的作者森炎，有著一股可能比同立場者更強大的共識認同，那就是再多想一點，把事情「想難」一點，因為死刑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或許社會只能不斷反覆這樣思考，往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