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悲劇性來自「選擇的必然」而非「邪惡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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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無政府狀態比一百年的暴君統治還要糟糕（One year of anarchy is wors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tyranny）── 中世紀波斯哲學家Abu Hamid al-Ghazali

我們不能把世界的安全，維繫在「非理性的相信獨裁者的理性」（an irrational faith in human reason.）之上 ── 當代英國哲學家John Gray

著作等身的美國知名國際政治公共知識分子Robert D. Kaplan（卡普蘭），於今（2023）年1月又出版了新作 《悲劇心靈：權力的恐懼、命運和負擔》（The Tragic Mind: Fear, Fate, and the Burden of Power）。在西方知識史傳統上，從羅馬神學家奧古斯丁到法國思想家盧梭，都盛行撰寫《懺悔錄》（Confession）。而《悲劇心靈》這本小冊子，正是卡普蘭本人的《懺悔錄》。

他在書中坦言，2003年自己曾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因為根據他多年實地採訪的經驗，就算在人權紀錄欠佳的中東地區，海珊的恐怖統治也是首屈一指；如此反人權的政權，被推翻也是剛好。但2004年，當他隨軍再進入伊拉克時，怵目驚心的景象，改變了他對這場戰爭的看法。

因為海珊政權崩潰後，整個國家四分五裂，幾乎進入「無政府狀態」。這種「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血腥暴力，已經遠超過海珊時代的暴政。這不僅讓卡普蘭反思，是不是因為作為一名記者，他讓自己不小心從「在場的他者」變成了「入戲的觀眾」；因此放任了自己的情緒，超過了靜的分析。伊拉克陷落後，各種超越海珊時代的慘無人道（例如伊斯蘭國的崛起），更讓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是，「除了少數的極端情況外，幾乎所有的情況都比『混亂』可取」

「悲劇心靈」（the tragic mind）的誕生與「現實主義」（realism）的重鑄

伊拉克戰爭後的無政府狀態震撼了卡普蘭，抹去了他心中殘存對進步的幻想。在面對伊拉克混亂悲劇的當下，他認為，只有高度重視理性的希臘文明，才不會忽視文明另一端非理性的力量，更能了解「文明與野蠻」之間無所不在的緊張關係，以及「秩序」的重要性。卡普蘭將希臘人對這種「文明脆弱性」的理解，以及對人類社會需要「穩定秩序」的洞見，稱之為「悲劇心靈」。因為希臘人正是透過「悲劇守護神」（同時也是酒神）的戴奧尼索斯信仰，來了解「讓人類走向悲劇宿命」的各種特質。其中包含了慾望、瘋狂、嗜血共同組成的，相對於理性的野蠻。而正是這種野蠻，將人類帶入文明與秩序的反面。

這種透過希臘哲學（或莎士比亞戲劇）去重建人類命運的悲劇性，並且藉此強調文明與秩序重要性的模式，按照《悲劇心靈》一書的說法，同時也是對卡普蘭自身，沒有通過「現實主義者試煉」的一次反省。因為作為一個他「自稱」的「現實主義者」，必須審慎進行政治判斷，並且極力避免美國國家權力對外過度擴張、過度干預世界政治。

但「學理上」的現實主義者，反覆強調的，通常是「無政府狀態的不可避免」，而沒有教過我們「如何避免無政府狀態的發生」。所以為了要通過現實主義者的試煉，用「悲劇心靈」去重建自身的思想體系，甚至補強現實主義的論述，即為卡普蘭自己設定的目標。

換句話說，雖然卡普蘭從沒有在《悲劇心靈》中定義「何為現實主義」，但根據印度裔英國評論家Tunku Varadarajan在《華爾街日報》的評論中表示，《悲劇心靈》，其實就是卡普蘭版本「披著古希臘外衣的現實主義宣言」（a manifesto for realism dressed up in the cloth of ancient Greece）。實際上還是要宣揚現實主義的觀點，反對美國在全球政治上的過度擴張，以及過度介入歐亞事務。

所以，縱使卡普蘭在書中引用大量希臘悲劇的名言錦句，像是「激情往往是分析的敵人」、「人是偉大的。如果他能戰勝自然界，他就能戰勝暴政」或「地緣政治的本質就是悲劇性的」。但他其實繞了一大圈跑向希臘知識系的目的，說是為了提醒美國人，不要做一個「缺乏悲劇敏感性」的非歷史民族（being an ahistorical people lack a tragic sensibility）；但實際上，他要美國人學習的對象，並不是希臘人，而是冷戰時代的美國總統，尤其是艾森豪和老布希。

悲劇心靈的最後貴族

從艾森豪到老布希，卡普蘭甚至用「最後的貴族」來形容這兩人。因為他們都能在恐懼與野心間取得平衡（got the balance between fear and ambition just right），而卡普蘭相信，這正是因為，他們倆人都揣著卡普蘭所謂的「悲劇心靈」。

根據卡普蘭在《悲劇心靈》一書中的描述，艾森豪在位期間，十幾次拒絕在美蘇衝突升高時先制使用核武；在1953年結束韓戰，避免中蘇聯手持續深化；又在1954年法越奠邊府戰役後，選擇放生軟弱的法國人；在1956年蘇聯人粉碎匈牙利革命後，他也沒有去找蘇聯人的麻煩。對卡普蘭來說，正是艾森豪這種「悲劇心靈」所帶動的「建設性悲觀主義」（constructive pessimism），給了冷戰一個平靜的開端與典範。

老布希則是在1991年，成功管理蘇聯帝國和平解體後的世界。在沒有推翻海珊政權的情況下，動用軍事力量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並且，還有訪問甫獨立的烏克蘭時，警告當地人莫要被極端民族主義綁架，因而被時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William Safire譏笑為「『雞』輔演講」的往事（Chicken Kiev speech）。對卡普蘭來說，這件往事簡直就是連普丁都會欣慰不已的「暮鼓晨鐘」；老布希上述這些做法，更是相較於小布希「新保守主義」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外送民主」的「破壞性樂觀主義」（destructive optimism ）之外，另一個真正的「建設性悲觀主義者」。

對卡普蘭來說，學習艾森豪與老布希的「悲劇心靈」，即可用「建設性悲觀主義」來警惕西方領導人，不要輕率地假設「冷戰的結束，將導致民主和自由市場在全球範圍內會不受阻礙地傳播」。因為這種普遍持有的輕率假設認為，「冷戰後的中國將轉變為一個更加自由的國度」或是「北約擴張將被冷戰後的俄羅斯勉強接受」，或甚至是「『地緣經濟』將取代『地緣政治』成為國際政治的支點」。而上述三種說法，都可以看成是集體「反地緣政治學」的過度樂觀。

卡普蘭就認為，唯有像麥金德、史匹克曼和馬漢做的那樣發展地緣政治學，並且堅持美國外交政策的終極目標，就是要「維持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多極化』」，如此才能保障西方世界的安全。甚至，這個「多極化」的歐亞，甚至不一定要以美國為首。這種對地緣政治的理解，是卡普蘭認為的「悲劇敏感性」（tragic sensibility）養成必然基礎。而當領導者同時兼備「地緣政治知識」與「悲劇敏感性」時，才能完備一個審慎的「悲劇心靈」。也才能了解到，美國縱使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但這個力量也該受到限制。因為世界擁有自己運作的邏輯。這個邏輯，有著不受美國自身民主經驗影響的歷史和傳統。

基於上述的看法，卡普蘭分析，今日美國的外交政策，其實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敗的陰影下制定的；就像 1970 年代中後期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在越南失敗的陰影下制定的一樣。而1970年代的美國，正從所謂的「越南病」中恢復過來；卡普蘭相信，今日的美國，也應該盡快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敗中恢復過來。但是，如果這個世代的美國領導人，面對當下的國際情勢，缺乏這種「地緣政治知識」與「悲劇敏感性」構成的「悲劇心靈」；那麼，在這個「正在走向多極體系」的「大國競爭新時代」，美國將面臨更嚴重的失敗。

因為今日烏克蘭和台海危機的利害關係人，遠遠強於20年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所以對美國人而言，領導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切需要具備「悲劇心靈」；甚至更重要的是，不被恐懼束縛的情況下控制恐懼。 但照卡普蘭的說法，不幸的是，目前的華盛頓，沒有艾森豪跟老布希。

悲劇心靈的核心

《悲劇心靈》大量引用了希臘悲劇作家如Euripides、 Aeschylus 與 Sophocles 的說法，但總結來說，就是要強調「有序的宇宙永遠是一種美德；相較之下，混亂則是一種詛咒」（“an orderly universe” is “always a virtue.” Chaos is anathema）。但在這裡，卡普蘭所謂的「悲劇」，除了希臘悲劇宿命論式的經常相信，人類本性的野蠻與邪惡，必然造成文明衰敗外；這種「悲劇」更是因為，「我們通常會被迫選擇的『次佳解』，而不是『最佳解』。」

在卡普蘭的論述裡，他反覆強調，我們認定的最佳解，通常只是表層的觀察；在這背後真正深層看不到的部分，通常反而是附帶各種隨之而來的混亂。所以，我們必須無時無刻承擔這種「選擇次佳解的痛苦」。而這種痛苦，就是卡普蘭所謂的「悲劇心靈」。也唯有對權力抱持敬畏之心的人，才能勇敢地承擔命運，在每一次的選擇中，痛苦的選擇次佳解、放棄最佳解。以避免「在我們片面認識的最佳解裡，經常潛伏其後的混亂與失序」。

在這裡，卡普蘭真正關心的「美國外交『次佳解』與『最佳解』」通常就是「維持暴君」與「推翻暴君」。也就是要在「維持暴君下的秩序」與「推翻暴君後的失序」做出抉擇。對卡普蘭而言，「推翻暴君」（但推翻秩序）的偉大情操有多誘人；「維持暴君」（但維持秩序）的「正確決定」，就有多痛苦。秩序是必然需要的、失序是必須避免的。就算秩序是由暴君執行，也比失序來的好。但卡普蘭在這裡，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是，「次佳解的選擇」除了避免誤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論述，揭示了一個「多元價值世界」中，人類必然面對選擇後「顧此失彼」的永恆困境。

美國威爾克斯大學（Wilkes University）政治學者Francis P. Sempa解讀《悲劇心靈》時認為，卡普蘭引用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向我們展示了人類處境的不變本質。 因為他們的故事和戲劇中，往往都在表達芸芸眾生「面對命運時」那種「英勇且徒勞」的鬥爭（heroic and often futile struggles against fate）。也因此，這些劇中的角色，不得不在「較小的邪惡之間」或在「一種善與另一種善」之間做出選擇。

當代英國哲學家John Gray就在對《悲劇心靈》的〈書評〉中，支持這樣的說法。他認為，悲劇是「一種善與另一種善的衝突」。舉例而言，正義和自由是大善，但和平與秩序也是大善，它們可能彼此不一致。那些相信「民主和人權的自由價值觀正在全世界傳播」，而且可以透過「政權更迭戰爭」加速這一進程的人，正是因為否認這種價值多元世界中價值觀的衝突，才會鑄下大錯。

Gray強調，悲劇的核心，應該是建立在「世界必然多元」，以及「人類必然在多元中進行選擇的宿命（命運）」。也就是，「多元的必然」導致「選擇的必然」；「選擇的必然」則導致「放棄的必然」。而這幾個必然的連動，才是宿命必然悲劇的根源，而無關乎人性是否必然為惡。

所以實際上，雖然卡普蘭一開始將人類命運的悲劇，歸因於不理性、反文明的「酒神」因素；但實際上，按照他的推論，悲劇並不來自人性的邪惡，而是來自命運中必然面對的選擇與放棄。在這樣的情境裡，我們可以知道，無論「猶太大屠殺」或「盧安達種族滅絕」，其實都不是悲劇，而是巨大卑鄙的罪行。面對這種罪行、承擔風險、進行選擇究竟是要「綏靖」還是要「二戰」（to be or not to be），這才是人類命運無法逃避的悲劇核心。

而卡普蘭建構這種「悲劇心靈」的理論工具，之所以要上朔至希臘悲劇，Gray給出了一個相當具有洞見的看法。他認為，極力推廣某項單一價值的決策者（例如前述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大多都相信，「決策本身」就是一個尋求改善（不停修補）的過程。只要這個選擇是夠完美的、決策得宜，計畫完整、決心足夠，目標就可以達成。一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就會被打入「宿命論」（可能是相信人性的不完美，或選擇之下必然有放棄）。

這種認定「題目一定有答案」的信念，正是來自基督教認定「服從唯一的上帝即可得到救贖」概念；而這和希臘宗教的悲劇認識，也就是「人類無論怎麼選擇，都必須有所放棄，還要承擔失敗的風險」完全不同。所以按照Gray的說法，基督教就是一種「反悲劇」的信仰。以這種反悲劇為基底，無論是新保守主義的民主十字軍，或是其它強調普世救贖的世俗人道主義，都是將原始基督信仰先驗內容掏空的當代變形版。在這種世界觀中，沒有悲劇，只有錯誤或意志薄弱。

對卡普蘭的質疑

首先，根據Varadarajan的批評，卡普蘭這種「無論如何，秩序都比無序好」的說法，他就質疑，「表象的秩序」真的有任何意義嗎？缺乏道德基礎的秩序有甚麼好處呢？或者舉例而言，如果美國當初評估將希特勒趕下台，會使德國陷入多年混亂，那難道就任由納粹繼續執政維持秩序，讓歐洲生靈塗炭嗎？

其次，卡普蘭將艾森豪與老布希挑出來，將他們塑造成冷戰時期「建設性悲觀主義」的代表（原文中還有尼克森和季辛吉，但篇幅較小，因此不贅述）。並強調這種悲觀，是一種在抉擇上「勇於承擔」，直面人們只能「尋求次佳解」的「悲劇狀態」。並且批評小布希的「破壞性樂觀主義」，將美國拖入了過度干預世界事務的窠臼。

但卡普蘭全書完全沒有提及，終結冷戰、號稱美國史上最受歡迎的總統雷根。若用卡普蘭的說法造字，也正是雷根時代那種「建設性樂觀」，方能帶領美國擊退共產主義；更能在1980年代的軍備競賽中，揭穿蘇聯的虛張聲勢。那雷根的建設性樂觀與小布希的毀滅性樂觀，差別又在哪呢？難道卡普蘭的推論邏輯，不是一種「後見之明」的「成王敗寇」嗎？

而且，卡普蘭雖然強調，我們不能把每個敵對國家都看成納粹德國、每個獨裁者都是希特勒；但領導者如何判斷當代中國或俄羅斯是不是納粹德國？習近平或普丁是不是希特勒？卡普蘭顯然也無法回答。

最後，若是按照卡普蘭的說法執行，「永遠選擇次佳解、排除最佳解；永遠選擇秩序、避免混亂」。

那當代的美國，很有可能變成「只是西方國家的一員」，而非是「西方國家的代表」。更嚴重的，則是走回某種現實主義一直以來「想像」的「光榮孤立」或「離岸平衡」。以Varadarajan的觀點看，這種膽小，或許才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