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日文化交流上默默的巨人──李永熾教授

楊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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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恭喜李永熾教授獲得日本政府頒發「旭日中綬章」,李教授在臺日文化交流上貢獻良多,此綬章可說實至名歸。

談到「交流」,我們常會想到的是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但是,李教授不僅止於臺日雙方學者之間的互動,而是以多元的方式,透過文字、教育、實踐性的政治運動,踏實地、默默地為臺日文化交流付出一己之力。以下針對這三個方面來說明。

李永熾教授(左)。圖片來源:游擊文化提供

黑暗時代的逆流選擇

文字方面,首先理當說明李教授在日本史研究的貢獻。李永熾先生在1958年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就讀,並於1962年進入臺大史研究所展開研究生涯。在那個戒嚴時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國民黨政權,長期掌握教育與媒體話語權,強力灌輸臺灣社會反日觀。

在此情況下,異於多數歷史研究者專研中國史,李永熾教授選擇了當時被認為孤寂且亟需要勇氣的日本史研究之路,即便也有少數學者研究日本史,但大多聚焦於中日文化交流史或中日關係史,也就是所謂的「作為方法的日本」;即對他們而言,研究日本僅是認識「中國」的手段,他們並非真的想要研究、理解與「中國」無關的日本史。

不同於當時其他研究者,李永熾教授正面研究日本,這從他個人的求學經驗來說也很艱辛。1939年出生的他,是戰後才開始正式上學,一路接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所以在進行日本史研究時得面對的壓力與內心糾葛,不僅來自於大環境,也來自於他個人本身。

再者,當時學術自由並未受到保障,研究環境非常艱鉅,研究者既無法自由地去外國蒐集資料,也無法接觸外國嶄新的研究成果,乃至較具批評性、較「自由」、較「左」的學說與「異端」。但是,李教授並不氣餒,就讀臺灣大學期間,他從臺大圖書館找尋解決方法。該館收藏了許多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日文資料,隨著戰後日本人引揚回國、臺灣社會的反日氛圍,被塵封許久。

李教授慧眼識英雄地將《福澤全集》及《福澤諭吉傳》等史料挖掘出來,用嚴謹的史學方法,於1966年完成了以《福澤諭吉社會思想研究》為題目的碩士論文。該論文並沒採用反日觀,而著重在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所倡導的「近代(modern)」思想,以及此與近代日本形成的關聯性。

由於知識不斷的累積與傳承,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或許覺得這論文沒什麼新意,但對於充斥著反日觀、且相關知識相對匱乏的1960年代的臺灣學界而言,該論文無疑是一股新流,於是在1968年由同校文學院出版成書,日後也受到日本學界的矚目;1977年由福澤創辦的慶應義塾大學的佐藤一郎教授,也在該校三田史學會的《史學》期刊(第48卷第1號)撰文介紹。

接觸丸山、大塚、韋伯

之後讓李永熾先生的學術深度及廣度推進一大步的,是他的留日經驗。他在1966年臺大畢業後旋即在母校服務,不久赴東京大學就讀(1967-1969),那期間他受到許多在臺灣無法體會到的學術衝擊,舉凡課堂上「非常激烈」的討論(當時臺灣的上課方式大多是老師單方講課)、新的學說與理論,乃至在臺被視為禁忌的馬克思主義等。詳情請參見《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在此就不贅言了。不過,我想特別針對學術關懷這一點,來加以說明其與留學經驗的關聯性。

雖然留日之前李永熾教授就已經研究福澤諭吉,但由於未能接觸到日本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尚未認識到從事福澤研究已經赫赫有名的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到了日本,李教授不僅接觸到丸山真男的研究,更延伸認識到同被視為「近代主義者」的西歐經濟史學者大塚久雄等人的研究。

這些「近代主義者」,戰後基於民主主義、反省戰前的立場,並受到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等人的影響,強調國民的個人主體性,論道戰前日本並未發展出由自律、理性的個人自發性地參與政治之「近代」市民社會。

連帶地,李永熾教授不僅鑽研丸山真男等日本學者的研究,還有馬克斯.韋伯等西方的理論,同時更加深他對福澤的啟蒙思想的認識,持續主張以國民的主體性建立民主國家的重要性。這可說是李教授1980年代起投入政治運動的思想上的原點。

勤於著述,範圍深廣

留日回國後,李永熾教授為了深化近代日本形成之課題,更是追溯到前近代的日本史,產出不少名著及教科書,例如《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水牛出版社,1971年)、《日本史》(牧童出版社,1971年)、《從江戶到東京》(合志文化,1988年)、《日本近代史研究》(稻禾出版社,1992年)等等,不勝枚舉。同時,出於科普,他也積極翻譯了多本日本及西方的學術專書或文學作品。上述這些專書及譯作,結合他對臺灣的關懷,在日本-臺灣-西方三方的連結上,讓臺灣的學術界及社會對於日本的歷史、社會、文化、思想等層面,有更多元、更深入的認識。換言之,老師用文字,透過專書及譯作,將自己的所學回饋給母國臺灣,同時間接地、無形地、普及性地促進了臺日之間的文化交流。

教育方面,李永熾教授長年在臺大歷史系任教,且2003年參與了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的創立籌備,隔年開始擔任該所的兼任教授,這樣約四十年的歲月裡培育了許多出色的人才。特別是專研日本史的他,自始至終關懷的都是臺灣這塊土地,從早在1977年就已經產出《不屈的山嶽-霧社事件》(近代中國出版社)一書即可看出;他以深厚的日本認識作為背景、以日本作為一面鏡子來探究臺灣的關懷與態度,造就出其門下不僅有日本史專家,更有數名日後成為臺灣史學界領頭羊的學者,在學界以外的文史單位亦不難見到李教授的高徒。他們現在承襲老師的衣缽,也繼續在臺日的文化交流上努力著。

積極入世,不畏黨國

最後,實踐性的政治運動方面,李教授從1980年代起,為了臺灣的民主化,為了建構在國民主體性之上、以臺灣之名的民主國家,透過在各報章雜誌寫文章、著書、街頭抗爭、座談會演講、組社團等方式,參與當時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運動,他讓自己的學問不再侷限在教室裡,還活用在實踐性的政治運動裡。

例如,1990年,他與堅持臺灣主體性的多位學者,共同創設「臺灣教授協會」,他們不外乎期待保持中立的立場,來為民主的、以臺灣之名的民族國家建構而奮鬥。臺灣唯有民主,才能與日本等國,進行官方及民間的全面性交流,這正是李教授及一同奮鬥的朋友們對當時及未來的期許。

以上所述,僅是老師在臺日文化交流上的一小部分貢獻而已。真正厲害的人,總是踏實、默默努力,這也是筆者會下「默默的巨人」這個標題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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