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的最後一搏

趙君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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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滿99歲的國際政治教父級人物,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一周前應邀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接受該論壇創辦人Klaus Schwab的提問,談論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季辛吉關於烏克蘭應該考慮割讓部分土地以求和俄羅斯達到和平協議的發言不意外地引起了廣泛的矚目和批評。除此之外,在該訪談的後半段,季辛吉也談到了對現在中美關係的看法,並強調台灣問題不該是雙方試圖緩和關係、避免衝突時的外交折衷核心。

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圖右)。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季辛吉的風燭殘言是為守護其遺產

季辛吉的這些主張與其說是基於他前半生左右世局所鍛鍊出來的經歷做出的敏銳觀察,到不如說是在他垂垂老矣之時,還想守護自己帶給世界問問重重遺產的最後一搏。

季辛吉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和Klaus Schwab的問答在該論壇網站上可以找到幾乎是逐字的全文稿(但很耐人尋味的是,提到烏克蘭要考慮割讓領土的那一句話卻無法找到)。雖然他的講話內容不改其一貫的晦澀、充滿大量含糊描述的風格,但要點其實很明確:俄羅斯在過去數百年歐洲歷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俄烏戰爭是否能迅速結束要看各方能否重新找到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安全框架(割讓領土就是外交折衝、談判的一部分)。如果無法找到讓俄羅斯感到不受威脅的框架,那麼俄羅斯將會更加倒向中共,類似的觀點在季辛吉更早些參加《金融時報》的論壇接受該報專欄作家Edward Luce訪問時也表達過。

第二個他的談話重點就是美中因為日漸勢均力敵正走向衝突之路,這需要雙方以各種有耐心的外交折衝來化解,尋求雙方能合作讓世界變更好的方法。而美中進行這種化解衝突的外交動作時,台灣問題不應該成為障礙。季辛吉認為美國一向都是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海問題,現在也不該用任何方式創造出「兩個中國」的解方,而中共也該繼續發揮過去到現在為止展現出的耐心。

季辛吉不在預測世局,而是希望回到他昔日的規畫裡

這兩段話說穿了根本不是對世局發展做出預測來啟發世人,而是希望世界回到他當初一手配合尼克森總統去執行的和中共接觸,以尋求在美俄的兩極冷戰中有更多籌碼制約俄羅斯的格局,並讓俄羅斯持續在歐洲扮演影響權力平衡的重要角色,後者是他哈佛政治系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至1822年》探討的主題。

在尼克森擔任總統的1960年代末到1970年中,如此突破性的外交政策從美國的觀點來看的確有其必要性,季辛吉也以其頗為神秘、高超的外交手腕成功為尼克森歷史性地訪問中共當好先鋒的探路工作。然而如果回顧季辛吉在建立此歷史性功績前的各種經歷來看,會發現他在和中共打交道時只為了達成大的戰略目標而過度討好中共,事後又屢次以兩面人的手法欺瞞官僚體系和台灣政府,讓台海問題的過時框架到今天仍然限制了美國和台灣的行動空間都是其來有自,而他自己也不願意對這段不光彩的往事多談,在世界經濟論壇的逐字稿中他就直說「我不會再重複一次(美中協商台灣問題產生結論)的過程」。

以高超外交手法維持強權秩序

第一個讓季辛吉為了成就功業不擇手段的原因是和他的想法有關。他的博士論文是對近代由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為何歷經短期大動盪之後能迎來百年相對和平時期的深入研究,他從此得到的結論是需要政治人物以高超外交手段找出讓這套體系內的玩家都心甘情願的接受現有秩序的方法,也就是說讓諸大國都認為這套秩序是有正當性的。所以他在和中共打交道時所堅持的高度隱密和種種欺瞞在他看來也只是在效法歷史上的前賢,是為了達到減少衝突、邁向穩定的崇高目標。

第二個原因則和他處理越戰問題的實際經歷有關,他在正式進入為尼克森效勞前,已經是詹森政府的顧問並和政府內負責越戰的官員有大量的接觸。1966年他在美國文理學院出版的期刊《戴達羅斯》上發表一篇基於實際參與外交決策經驗而寫出的重要論文〈內政架構與外交政策〉,該文先直指官僚體系是造成決策的最大問題。其次他認為允許達成成果的時間越來越短,決策在壓力下匆忙做出,使決策者易受簡報的「戲劇性」效力所左右。

再來他還認為決策由「官僚角力」產生會讓總統發表外交政策演說的主要意義淪為「擺平華府內部的辯論」。一年後季辛吉還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即使在很多國家,要坐上高位的條件與在高位行使權力需要的才幹間存在重大差距。由這幾點他得到的結論是:假使現在每個國家大致都循這些路線訂定外交政策,就算沒有意識形態分歧,「要與他國做有意義的協商」機率仍低。當「官僚-務實型」國家(如美國),想要與「意識形態型」(如中、蘇)及革命-魅力型(如古巴)等國打交道,能達成任何協議都是奇蹟。

跳脫華府官僚羈絆,卻掉入共黨陷阱

不過很諷刺的是,季辛吉自己在正式進入尼克森政府前曾擔任政府體系外秘密和北越政府進行聯絡,試圖開啟談判的角色。具體是由兩位法國的左傾政治活動家和當時北越駐巴黎代表梅文博聯絡、傳話。但根據季辛吉進入政府前的人生傳記作者,著名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看來,研究過俾斯麥、景仰戴高樂、努力於多了解馬基維利心態的季辛吉,對於梅文博的城府心計和兩面手法毫無招架之力。季辛吉太熱切於達成外交突破,亟欲結束好似讓美國脫不了身的僵局:只能沒完沒了地僵持下去,或是危險地擴大戰事,以至於他未能察覺,北越打從開頭便在戲弄他。

所以即使季辛吉已經能繞開他眼中會不當影響外交決策的官僚體系,他首次和獨裁政權的狡詐官員交手還是被耍得團團轉,而很不幸的,五年後他再度被交付重任以國務卿的高位去和周恩來、毛澤東打交道時,雖然,部分達到了最主要目標,讓美國從越戰脫身。在第二個目標「節制中共在亞洲擴張」上有比較大的成功。但他為了能盡快和中共達到關係正常化,在台灣問題上依然做了太多不必要的讓步,還對台灣被逐出聯合國落井下石,這些他留給世人的惡性國際政治遺產其不良後果依然都還在發揮作用。

季辛吉嚴重傷害台灣

首先季辛吉在從巴基斯坦消失潛入中共境內和周恩來會談的第一天,就給了北京超乎預期的東西,他排除採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還保證美國政府不會有任何人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也承諾他自己會來執行此一政策。但是季辛吉在他的回憶錄《白宮歲月》中卻堅稱當他在北京時,很少提到台灣,也從未傷害它的利益。

其次在季辛吉密訪中共,預示了美中開啟了關係正常化之路後,美國本來還希望透過雙重代表權的方式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次關於中華民國席位的表決預定在1971年10月底舉行,但是季辛吉竟然在十月在國務卿羅吉斯的極力反對下再度造訪北京,這等於是傳出華府事關係正常化為最高優先的訊號,掃除了雙重代表權的任何希望。

第三是在尼克森和中共簽訂的首份《上海公報》中,還好尼克森最後決定要讓當時的東亞助理國務卿葛林和國務卿羅吉斯看公報的內容,葛林才出言反對公報中的敘述「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公報中列舉了一系列的亞洲防禦公約,卻獨漏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防禦公約。面對國務院的反對,季辛吉只好回頭和中方交涉修改,雖然他認為這些意見是「吵吵鬧鬧」、「無足掛齒」。

而尼克森和季辛吉當年對中共的秘密擔保和《上海公報》關於「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就此成為美國不變的官方政策,但在台灣今天的民意對於統獨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尼季兩人當年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設下的不當紅線卻嚴重限制了台灣前途的選項,也讓中共一直有藉口指責美國干涉內政,從《上海公報》簽訂的50年來,也只有川普時代的第三任國家安全波頓曾有挑戰此一框架的念頭。

總之,像季辛吉這樣始終抱持者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信條,以維持大國間的權力平衡完成追求和平、避免衝突的目標其實太過狹隘。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證明,伴隨者科技進步、經濟發展還有民族主義思潮的蓬勃等也會給國際體系帶來更多正面變化。

如果只是盲目的遵從權力平衡的信條而一味犧牲小國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絕非高明的外交,反而可能是政治人物為了短期政治利益在密室交易中的成果。季辛吉為了希望自己不久後蓋棺論定時不被後人非議,依然希望用自己殘餘的影響力將世界拉回自己當年設定的錯誤方向而毫無反省之意,這反而讓世人更看清他只是較有學問的機靈政客而不是偉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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