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身故後的印太戰略發展與台日關係

賴怡忠
595 人閱讀

七月八日安倍晉三受槍擊身亡,台灣人民可能是全世界感受最沉痛的民眾了(起碼之一),畢竟安倍晉三多次對台灣發出關懷,當美國川普政府新國安戰略還沒正式提出,所謂對中政策的智識分水嶺尚未出現時,是安倍利用各種方式給台灣溫暖,在自己無法前來台灣時就請自己的母親來台,更直接派遣副大臣官員來台,提升過去日本官員正式訪台的層級,也新設台日官方的海事安全(戰略)對話。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在台灣地震時親自手寫「台灣加油」並公開展示,無懼中國的反彈。當台灣鳳梨被中國以莫名其妙理由杯葛後,是安倍在社群媒體上公開吃台灣鳳梨以示支持。卸任首相後安倍也沒閒著,屢屢在對台議題上多次發言,去年兩次與台灣的視訊會議(國策研究院、遠景基金會)提到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當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後,安倍更直接呼籲美國應該放棄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

雖然這幾年全世界都注意到台灣的重要性,但肯認直接將台灣認同與台灣的國際自尊聯繫起來的,是安倍在去年底一場與遠景基金會的視訊演講上所說出的「奮起吧,台灣」之演說。安倍期待也鼓勵台灣奮起,更說這是台灣應得的。安倍在那場演說不僅正面鼓勵台灣,也在向全世界呼籲應給予台灣一定的尊重。

記得在2008年陳水扁執政末期時民進黨曾經提出台灣的「民主崛起論」,要求全世界應將民主台灣的要求視為這是民主崛起的正常現象,不應該是其經營與中關係的麻煩。當年這個訴求被置若罔聞,認為向一中臣服的台灣才是負責任的民主,十三年後台灣的自我認同被認為是抗中衛台與守護民主的基礎,當年的論述被完全翻轉,安倍公開對台灣奮起的肯定,相信無疑是對當年民主崛起主張的肯認。

說到這裡分享一個小故事。在2007年當陳水扁政府與美國小布希政府因為「入聯公投」案搞得很僵,美國擔心中國反彈,已多次公開或私下對陳水扁政府表達勸阻之意,甚至公開指控入聯公投是有意改變現狀。但與美國關係密切的日本於當年九月,外務省發佈新聞稿指出公投是台灣居民權利,日本沒必要對此表示反對。當時正是安倍第一次擔任首相期間。這表示即便在很困難的時刻(不管是對台灣還是安倍自己的身體),安倍當時還是盡量想辦法讓台灣在鋪天蓋地的抨擊下不要感到太難堪。證諸他之後對泉裕泰代表來台灣前會特別提到「盡量讓台灣人民感到溫暖,因為台灣人很寂寞」,可以感受到他對台灣的同理相當一致。

如今這樣一位願意感受台灣人民的孤獨,深具同理心的國際領袖辭世了,台灣顯然失去一位願意為台灣發聲的國際重量級領袖,這對在國際上幾乎沒有正式機會發聲的台灣來說,其損失不可小覷。但這不是台灣的唯一損失,也不只是台灣的損失,包括印太戰略的發展、日台關係、以及日本的國際威望來說,都受到相當衝擊。偏偏在今年底中共展開二十大,這個二十大後的安倍不在的局勢更充滿不確定性,對台灣的挑戰也會更為嚴厲。

誰能扛起印太戰略知識與領導

眾所周知,安倍是印太戰略的發想者與推動者,川普政府2017年底國安戰略的兩大重點:全面調整過去四十年來的對中政策,將美中關係改為全然無誤的大國競爭關係,以及採用印太戰略,並推動建構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這都有安倍的影子。美前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甚至直接說印太戰略就是安倍的創造,但是為川普政府所接受並力推。

也因為安倍遇刺身亡後,雖然他的印太戰略已經成為印太區域以及歐盟、北約等共同維繫的戰略主張,因此不太可能會走回頭路,安倍版的印太戰略還是會作為美歐等民主國家持續經營這個區域的策略參照。

但畢竟安倍是印太戰略的起頭者、設計者與主要推動者。中國十分忌諱印太戰略,認為印太戰略就是要針對中國崛起展開抑制與對抗的戰略,也會展開種種反制措施。因此當反制與反反制在相互作用時,導致印太戰略的推動出現瓶頸時,安倍往往扮演幕後說服與協調的角色,讓可能對此三心二意的部分國家領導者不會偏離戰略軌道,也不會隨隨便便就將其閒置一旁。基本上安倍可說是對印太戰略有ownership,不是單純的追隨者。

從2018至今,正是美國與安倍雙箭頭的齊心協力,不僅讓印太戰略得以持續,安倍還透過個人不懈的努力,讓美國原先啟動但後來又自行決定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能夠延續,使其成為亞太地區至今最重要的多邊經貿協議,甚至也是全世界最重要複邊經貿安排。

過往印太戰略背後有美日雙引擎的支撐,因此安倍的不幸身亡,大家自然會擔心印太戰略是否會因此失去其中一個引擎,以及過去日美擔任正副駕駛導引印太戰略方向的狀況是否還能持續。日本是否有人能承接安倍留下的真空,特別是當美國還要分出部分心力處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時,大家也都在追問日本是否有人能承接安倍留下的真空。這可見安倍的不在所引發的憂慮(但中國可能會感到比較安心吧)。

日台關係失去重量級推手,誰能扮演下一棒?

安倍個人也對從2013至今的日台關係,以及維繫台灣的國際支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安倍主政下,日台關係有顯著提升是事實,只是正因為是安倍執政,所以對於目前日台關係發展至今的狀況,總是會感到有某些遺憾,感覺這是未竟全功,未達到預期成果的(underachieved)。當然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很多,很有多不是安倍可以掌控的因素。

以目前日台民間相互印象的良好,日台關係不會因為安倍的過去而走下坡。但現在安倍不在了,形同失去了過去十五年來維繫日台關係的日方掌舵者。對台灣而言,過去在半夜三點有緊急要事找日方協助時,我們知道打給安倍準沒錯,也知道安倍一定會接電話,而且安倍也一定會盡全力幫忙,不管安倍那時候是首相,或只是個陽春國會議員。但現在這個穩定的存在感不在了,我們不確定要找誰。以現在的狀況來說,我們會有很多人可以找,但不確定他們是否能像安倍這樣的承諾與付出。

台日關係在名義上是非官方關係,但實際上彈性很大,端視日本主導者本身的態度,以及其對台灣的重視程度。當把台灣視為日中關係的麻煩時,外務省中蒙第一課的台灣班長,就可以支配日台關係的所有事務與大多數的官方互動,當與中國關係不好時,還會特意壓低與台灣的互動以免讓要回歸正軌的日中關係橫生變數。當日本非常重視台灣時,不僅外務省事務次官會被要求對台灣與以特別的關注,台日直接對最高領導人報告的國安幕僚單位也會有很綿密的互動,日本在推進與中國的關係時,還會注意與台灣的互動不落軌,以避免造成日中與日台這兩個關係的不平衡。安倍主政時一直很注意維持日台與日中關係的平衡,但後繼者有無這樣的認知就是個未知數。

安倍在2006年上任後雖然先訪問北京,也回迎溫家寶訪日的融冰之旅,但當時台灣的陳水扁政府並不擔心安倍作為可能會出現日台關係的滑落。反而是在安倍上任不久後即訪日的馬英九團,還以為其「對中關係高於一切」的思維會被安倍接受。在該團返國後對記者編造出安倍(時任總理)對馬英九表示,他(安倍)認為民進黨是極端,希望李登輝影響力下墜,期待馬英九影響力上揚等謊言,這些發言為安倍知悉後,怒不可遏的他透過《產經新聞》報導直接打臉馬英九。

安倍對台灣另一大貢獻,是在國際上維繫主要國家對台灣的關注。對於缺乏國際舞台的台灣來說,來自安倍的行動支持不僅讓人感到窩心,也對維繫台灣的國際關注度有很實質的助益。

去年安倍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於日美同盟有事,不僅直接宣示日本在台海安全出事時一定會有角色,也進一步將拜登政府台海安全國際化的政治性宣示,賦予了在安全政策上的實質操作內容,因此具體改變了過去支配台海安全的美中台三角架構,起碼變成了「美日同盟─中─台」的新三方架構。而這個架構隨著美國與日本積極拉攏包括韓國、澳洲、英國、甚至是G7與歐盟部分國家等,也出現了多邊色彩。這也可以看出安倍影響的日本在助推台海安全國際化上,現在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

但安倍不僅止於此,也積極提出在台海「戰略模糊」無法延續的問題,更是一舉把過去限縮在美國安全社區的「戰略模糊VS.戰略清晰」的學者辯論,變成具跨國性政策意涵的論辯。如果說日本在台海安全國際化扮演重要的助推角色,安倍在讓「戰略模糊論爭國際化」,迫使全世界都要注意反省這個「戰略模糊」政策所帶來的操作問題上,絕對居首功。

很諷刺的是,這個攸關台灣安全的關鍵問題,台北對這個議題的發言權反而最小,更沒有辦法直接質問這個戰略模糊本身內廪對台灣民主的不信任。反而是安倍利用烏克蘭被侵略的反省,開始在戰略層次直接挑戰這個政策的可持續性,才讓這個問題能夠以一個新的方式被討論。

此外,當安倍2012上台再任首相後,從2013年開始,幾乎每年都會與台灣派去參加APEC會議的特使在APEC會議舉行雙邊會談,不論台灣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因此也出現了台灣與日本首相及閣僚們有個直接面對面會談的場域。

在2013年TPP開始成為重要議程時,習近平利用訪問印尼的機會,在APEC會議舉辦前提出「海洋絲綢之路」,與稍早在哈薩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結合起來,正式向世界提出中國「一帶一路」的構想,但安倍那時無視於來勢洶洶的中國主張,公開提出支持台灣加入TPP。

安倍當時的這些舉動向世界提出與台灣攸關的兩個重要主張。第一,在台灣也參與的國際場合,與參加會議的台灣特使展開雙邊高層會議是正常的,意即告訴全世界對於台灣也能參與的少數國際場合,就把台灣當成其他與會的一般正常國家,你會與其他國家的元首或是特使做什麼事,同樣的作為也可以與台灣一起做。第二,針對區域複邊/多邊的經貿安排,安倍以行動呼籲國際不要忽視台灣的存在,認為台灣本就有權利也有能力,可以且應該加入這些經濟安排。

當時除了安倍外,其他包括美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在多邊場合公開為台灣說話,與強調台灣的重要性與存在感。安倍的發言除讓倍受孤立的台灣人民感到窩心外,也維繫了在那段非常困難時刻的台灣國際交往聲量。如果記得那時正是馬英九剛連任成功沒太久,前一年與中國還達成兩岸關係是在一中架構/一中框架的認知,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說兩岸關係是「兩岸一國」而馬政府對此惦惦不說話。馬英九那時還破天荒指派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參加APEC代表團,在印尼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搞個不期而遇,為之後兩岸進入政治性交往的「王張會」積極鋪墊。在當時那個媚中氣氛濃厚,「台灣主體性」被認為是無法顧腹肚的經濟毒藥之種種認知下,安倍處心積慮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呼籲各國需要重視台灣區域存在感的訴求,讓台灣有機會從馬政府的兩岸高於一切的逆流侵襲下苦撐待變,並保存了些許國際交往的元氣。

在那時美國歐巴馬政府並不關注台灣國際被封鎖的問題,台灣邦交的失去也被視為是兩岸的問題,與美國無關。台海安全議題也被放在兩岸架構下處理,並把其與統獨爭議劃上等號。歐巴馬政府對台灣國際參與的問題,也多被認為其認定的解決之道是台北需先與北京達成共識。美國現在支持各國與台灣發展關係的操作,在當時更被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當時安倍是以行動直接挑戰這個主張,告訴大家,與台北交往的捷徑不是透過北京,而是要直接與台北討論。在安倍走了後,日本還有這樣認知與氣質的領袖,可說更是鳳毛麟角了。

二十大後的中國挑戰更激烈,台灣須有扛起支撐抗中連線的心理準備

安倍不幸身故,不論是對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執行,台日關係的策進、或是台灣的國際支持等,都會有影響。雖然這修議題並不會因為安倍的身故而走入歷史,而這或許也是安倍最大的貢獻,讓這些議題於安倍不在位後還能持續下去,但日後要找到像安倍這樣對議題有深刻理解、具備領袖魅力、與強烈個人承諾的重量級政治領導者,會是很不容易的。對此與期待日本再產生一位類似安倍這樣的領袖,台灣更應該採取主動,因為這一棒很可能會需要台灣承接。

事實上台灣也必須承接這個角色。作為海洋民主與陸權獨裁兩大勢力對決的核心點,台灣應該嘗試把議題的主動權拿在手中。安倍之所以能讓日本再度回到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並留下極為正面的遺產,即便日本經濟還是處於下墜趨勢,本身也不具備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但安倍是成功將日本國家利益與解決區域問題的戰略願景相結合的領導者,一方面使世界知道安倍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有想法,二方面也讓世界知道日本會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之一。這樣的視野領導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功課。 特別當中共即將進入二十大,一般預期習近平得連任會毫無懸念,但正如同普丁在2012回任總統後,俄羅斯對外作為日益強勢,挑戰既定國際秩序的意圖也越來越明顯,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成功後,中國內外作為的不確定性反而變得更高。特別是中國現在的經濟表現已開始走下坡,中國人未富先老,中國的崛起只剩強軍一項後,北京對外的侵略性也只會越來越強,這將會是世界更需要像安倍這樣的領導者的時候,台灣的未來領導者更要有扛起國際抗中連線的心理準備。

留言評論
賴怡忠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