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逃亡背後──中國疫情清零政策的短期原因

高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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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開始的全球疫情SARS-2疫情延續至今,由於其傳播力在逐次變異中提升,感染後重症比例及致死威脅逐步下降,加之mRNA等疫苗被證明有效抑制重症,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採取了逐步開放的防疫政策。這種開放並不完全與國家經濟或政治差異相關,無論是民主發達的歐美還是專制且嚴重貧窮的北韓等國都承擔了全民感染後治療的開放政策。

與之完全相反的是中國的防疫政策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操作,中國各省除了無法完全控制的香港外,均採取了極其嚴格的防疫政策,嚴格限制感染者、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的接觸者(次密接)等相關人員的居住,而更大範圍的相關人員,則以幾萬人的社區大規模隔離甚至轉移隔相關人群。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為外匯需求,富士康有限開放

在其中比較特殊的是鴻海在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工廠,其內部員工除了PCR確定的感染者外,密接和次密接者可以參與正常的生產操作。有待證實的是類似的其他出口相關工廠很可能存在相似的開放現象。這代表了中國防疫政策的主要趨勢,以防疫的名義全面控制大部分國內流動,其中存在的例外是出口相關企業,可以合理推測主因是中國政府在與歐美對抗中更加緊迫的外匯需求。

以上只是對現有防疫政策的觀察和簡單推測,進一步對於中國清零政策的猜測則需要結合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內外關係的需求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基於對歷史上的中國政府和大部分獨裁專制政府的推測,其最主要的需求是維持專制政府的延續。因此以下內容均以中國政府維護統治的前提對防疫政策的變化進行推測。

對於維護政權最主要的是避免短期嚴重問題的出現。中國作爲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其內部因素的影響力遠高於外交的影響力。因此對於中國政府最大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中國人對政府壓迫的適應和反抗。因此對中國政府短期最大威脅是民衆大量死亡和經濟快速崩潰,以及對於大量死亡和經濟崩潰的大範圍恐慌。

首先,疫情早期的各種SARS-2嚴重亞型和中國政府低效的疫苗和低效治療能力導致死亡率極高,因其mRNA疫苗進口限制導致今日中國很難確保達到發達國家或不發達但年輕人爲主的國家的重症率。同時隨着中國政府的清零宣傳,和民衆對於早期真相的認識,導致其民衆推測死亡率很高,對於開放有很大的牴觸。因此中國政府必須持續清零或逐步的開放政策避免大規模恐慌的出現。

但與之相反的是,嚴格的疫情隔離會導致經濟崩潰,而中國經濟體量巨大,且嚴重依賴對外貿易帶來的進口能源和糧食。因此防疫導致經濟迅速崩潰同樣是中國政府需要避免的短期嚴重問題。中國政府對此的策略是維持最重要的外匯相關出口企業的正常生產,其中的代表是富士康工廠。因此在全國清零的環境中出現了富士康開放的特例,但這與全面清零的矛盾則導致了富士康逃亡的出現。

持續清零與有限開放的矛盾

一,富士康打工者的家鄉是嚴格清零的中小城鎮和鄉村,其接觸的社交網路和媒體也是嚴格清零的擁護者。其對於工廠內部開放的推測必然是某種「大規模死亡的恐慌」。

二,另外這也會導致打工者流動到其他省市的疫情歧視,加之富士康生產有明顯的季節性,這會導致工人離開富士康後被紅碼期間失業的經濟損失。短期加班後的停工讓這個工作失去了吸引力,在被大數據捕獲前的最好選擇是立即逃亡。

三,雖然鄭州乃至河南當地政府比起中國政府更加依賴富士康帶來的外匯,但必須執行清零政策,導致富士康的生活物資採購出現了嚴重的困難。而上海封城時物資短缺的記憶則導致了更大的恐慌。而河南政府和相關出口企業所在地隨之取消了部分清零政策,確保富士康的物資供應。

然而,雖然出現了富士康逃亡的恐怖現象,但其生產短期得以維持,部分工人選擇冒險生產賺取更高的工資,同時給中國政府帶來急需的美元。雖然在重視人權的國際社會遭到譴責,但這對於中國政府並非嚴重危機。

因此中國政府應對短期危機的操作會同時出現清零和開放。中國人出境和移動保持嚴格限制,其檢疫和清零政策繼續嚴格執行。同時伴隨對於外貿企業的年輕打工者進行年輕人輕症的宣傳;部分地方政府配合外貿企業的生產生活供給;高價旅遊和商務外國人的進一步開放等。這些矛盾會導致很多類似富士康問題的出現,但並不會導致中國政府的短期危機,因此類似政策和災難仍然會持續。

而在以上的短期威脅外,中國政府的第二個考量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部分財富流入了不受共產黨控制的私人經濟手中,這是對其最大的長期威脅。中國政府在此長期威脅的影響下會怎樣操作疫情清零政策,留待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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