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社宅的誤解,才是阻礙社宅推動的問題」

黃仲綸

日前民眾黨發布「我們與房的距離」記者會,引起許多討論,甚至有人指出台北市政府正是造成居住問題的元凶,但實質上該文中,卻參雜許對於社宅脈絡不熟悉的誤解。

公共政策的推動,若還停留在政治鬥爭階段,那麼永遠都催生不出需要大量社會共識的社會住宅;意識形態、非實事求是的批判,對於公共政策推動來說一點幫助也沒有,甚至是傷害許長期以來關心居住正義的夥伴,我相信無論是誰都不能接受。

台北市作為住宅需求最大的城市之一,也責無旁貸地要承擔最多落實居住正義的任務。即使去年承受不少輿論攻擊,但與六都、中央住都中心相比,卻是數量最多,且最富有經驗的地方政府;也難怪主掌社宅政策的花敬群,前腳打台北市社宅辦事不利,後腳馬上邀請台北市都發局長過來協助社宅。

反觀,執政黨競選時期喊出居住正義三隻箭,承諾8年要蓋20萬戶社會住宅,到後來政策打折變成8萬戶包租代管、12萬戶社會住宅;距離2024任期結束只剩兩年多,中央至今只完工2907戶,遠遠落後地方政府所蓋的數量,更不用說中央住都中心親口說明,還尚有八萬多戶的社會住宅連土地都還沒找到落腳地。

我相信一座值得市民認同的光榮城市,並不僅止於擁有多少社會住宅存量,更重要的是市民如何看待社會住宅,還有與其互動的方式;改革的過程總是艱辛的,重點應擺在凝聚社會共識,而非打擊異己。因此,在現階段台灣社會住宅存量還非常低的時候,以中籤率去評斷地方政府的成果,有失公允。現階段社宅的問題,應該要往下一步思考的是「台灣人民要如何習慣與社會住宅共存」。

一、過高的睦鄰戶成為特權分配的籌碼?

睦鄰戶的問題,就來自於藍綠兩黨

睦鄰戶戶數比例過高的原因,很大的原因就來自於地方政治派系夾帶自身利益,以民意作要脅,汙名化社會住宅,趁機奪取利益;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里長、議員、帶頭抗議砸場社會住宅公聽會,完全不願意開啟對話的空間,甚至在自己的選區說明社宅會影響該地治安,甚至是房價,很明顯對於社宅的態度與立場都為自身利益做考量,而非公共利益。

然而,我們也要正視是怎樣的社會文化促成了睦鄰戶的產生。回顧台北市一開始決定興建社會住宅的時候,許多社區把社會住宅嫌惡設施,擔心衝擊房價和引進「低端人口」。前都發局長林洲民回顧當初與地方溝通社會住宅的情景:「公聽會上,撒冥紙、拉白布條、佔據講台、阻撓發言,或表明住進社宅居民是愛滋病患者等言行」,可想而知社會對於社會住宅一直存在許多誤解和排斥,而社會住宅包含30%的睦鄰戶便是與這些地方派系斡旋之下產生的結果。矛盾的是,如果社會住宅不是好東西,為何地方又要求那麼高的睦鄰戶比例?

另一方面,縱使睦鄰戶的制度設計有「圖利」地方居民的味道,但也需要反問:難道所有的在地居民都是那麼經濟富有的族群嗎?社會住宅已明確排除戶籍內在北北桃基擁有房產的家戶,且根據主計處統計,即使住在台北市,也並非完全都是經濟富裕者,有五分之一的人可支配所得僅約50萬,這些就正是社宅所要照顧的對象之一。

二、社會住宅為何要獨厚在地居民?

那麼我們要先問,社會住宅到底是什麼?

台灣的社會住宅與其他國家的案例有其歷史上的特殊性。相較於多數國家在都市有大量居住需求、可供規劃為住宅之空地也還多的時候,以高比例政府支出的方式興建大量社會住宅,台灣的社會住宅則誕生於台灣人口衰減、城市空地有限以及社會氛圍不支持政府支出住宅建設預算。在此條件之下,我們不可能期待所有的居住問題只靠社會住宅就可以解決,更需要同部健全購屋市場、發展租屋市場、興建社會住宅和發放租金補貼。

社會住宅既是扮演「社會安全網」也是「渡橋」的角色。所謂社會安全網,就是指因為各種原因缺乏改善經濟生活的能力,需要國家基於保障基本權的立場照顧與扶持的人。而「渡橋」則是協助因為一時無法取得合宜住居,但未來期望能有足夠能力取得房屋者,在這一段過渡期既維持一定品質的居住生活,同時不至於因為過高的居住成本而阻礙其舉得住居。在社會住宅抽籤住戶的分類中,較屬社會安全網功能的包含「低收入戶」、「其他特殊身份戶」、「原住民族戶」等;而較屬渡橋功能的則有「在地市民」、「設籍在地區里」以及「在地就學就業」等。

需要特別點出的是,市民、設籍在地區里居民、就學就業者三種身份之間,的確可以協商、討論分配比例。然而,既然社會住宅著重渡橋的功能,若指在乎這三者之間究竟何者比較需要社會住宅,恐怕使問題失焦。事實上,這三種身份別之下個體的異質性,不能且不應該辦法量化誰比較「需要」。更妥適的理解方法是:這三種粗淺的身份分類,都有人需要社會住宅幫助他一把。甚至我們可以更大膽的說,社會住宅希望幫助到的是更普遍的青年貧窮階級,而不只是被去除階級視野的「城鄉移民」而已。

問題在於「社會」而不在於「住宅」

台灣推動社會住宅政策至今約十年,各地的成果陸續長出,台北市也不例外。值得高興的是,透過十年的政策發想、嘗試、推動以及與在地協商,台灣的確跳脫過去樂透國宅一昧將住宅商品化的居住政策,讓社會住宅扮演更多社會安全網和合宜居住環境的示範功能。但另一方面,許多擁有高比例社會住宅的國家的案例也告訴我們,社會住宅不能解決居住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購房、租房政策的整體規劃和改革。

目前社會住宅的政策仍有許多不完美之處無可否認,然而許多焦點多半聚焦在聳動的數字上。面對居住正義的難題,我們需要從國土規劃、預算分配、社會安全網、產業導致人口過度集中等議題多方面檢討,更需要透過文化改造調整社會對於弱勢居民的排擠和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根源。

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