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招領的災變謎面──九二一大地震23周年

林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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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往往發生得太快、太突然,無以理解。第二次則是延遲效應,是透過他者傷口的影像話語或自身擦肩而過的遭逢,那尚未理解的創傷幽靈又會回返到存活者身上,詰問受創意義。

受創心理有兩種探索觀點

受創心理意涵探究,一般有兩個觀點,一個是圖符模式(iconic model),在創傷系譜的思維,是以事件引發過度警覺、逃避麻木、及再度體驗創傷等症狀的邏輯。這是典型的概念引導診斷「後創傷壓力症候群」模式,指向一種心理病理發展的模式,也預設了消解症狀作為療癒的因應策略,但也遮蔽了繁複異質傷口性的活現經驗體現。

另一個是摹體形式(mimetic form),雖以症狀作為觀察點,但進而逆反探思背後的記憶特徵,為我們揭示出歷史的真理,以及社會文化中的敘事、正義、記憶、哀悼等相關問題。如此顯示過去的遭遇,實際上可以被現在的實踐和情境所改變,這就涉及複雜的記憶政治倫理學,不是心理病理上的解釋層次。

就在921震災將屆二十三週年前的918花東強震,受創記憶政治倫理的再喚醒,又再具現我們面臨災難無所不在的威脅與創傷撞擊。我們的生活現場不僅已然是「風險社會」的臨現,更是「自然的無常」。自然的無常並非設定「常態」這種作為世間姿態的無常,而是作為自然的作用之無常。

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大自然的無常不僅有冷酷面也有溫情面

這種無常我們無法抗拒或避免的作用,這是自然的作用。這裡指的自然並不是只會對我們施加暴力或壓力,也是給予我們慈悲與恩惠,並滋養我們的存在。正因為自然的無常這種不安定的作用,許多各式各樣的風土民情才能被形成。也因為這樣環境的多様性,人的感受、思考方式、生活及文化的多元性、特異性,才有可能孕育出來。

從921震災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看到當我們再一次「覺悟」並重新感知「自然的無常」時候,也有我們不可知且非常大的「慈愛」在起作用。我們若能想起「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然後盡自己所能,無論任何大災害,如同祖先們所做過的努力那樣,必定能重新再站起。

近日震災景觀,又讓我們反思災後心理社會重建不代表災變已被控制,而是我們在偏安慣性裡,文明越進步天然肆虐程度越加劇的警訊常被遺忘或遮蔽。佛洛伊德早已指出人類自然科學與科技的進步,也讓人誤以為生活將更幸福。但這個錯覺很快就破滅,因為就算人類主宰了大自然,生活的滿足並沒有因此增加,人也沒有覺得更幸福。

因為科技也同樣帶來痛苦,風險社會所預示的災難景觀是弔詭地存在,一方面風險可以透過科技發展的可計算性原則進行控制,另一方面風險則是指向不確定性的未來,這是工具理性主義從上帝之手接管世界後,所無法統轄的地帶。我們面對的衝突是渴望幸福的利己傾向與渴望在共同體中與他人結合的文化傾向。

在個體發展上,渴望幸福的利己傾向是主要目的。而文化過程反而越是不去考量個人的幸福,就越容易達成建立共同體的目標。佛洛伊德比喻,這就像是地球的自轉與公轉,人一方面循著自己的生命軌道活動,另一方面也參與了人類的發展。但與天體運行的永恆和諧不同,生命個體發展與人類文化發展之間的衝突,不斷地在個體當中上演。

創傷有兩種面向:個人與集體

文明進步下的天然災害發生總是被經驗、解讀為一種上帝的旨意或大自然本身的反覆無常,天然災害即便是在遙遠的一方,仍然隨時可能會發生。面對自然災難到來的創傷心理經驗,就像是希臘神話裡的約拿斯(Janus)門神,有兩個臉孔凝視相反的方向,見證一方面是向內朝向心理性向度,朝向記憶(memory);一方面是向外朝向社會性向度,朝向親證(testimony)。見證一詞是包含記憶和親證、個人和社群、心理與社會的相互連結。所以,見證創傷並非個人事件,也是無法迴避創傷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意涵。

以精神分析而言,創傷總是和他人的創傷有關,這不是意味著我的傷口代替你的傷口,或者你代替我受苦,而是個體無法脫離置身脈絡而得以自身界定他或她的存在,創傷裡的死亡,是一種未言宣的「中介」。它比「我」多,比「我們」少。當人類面臨苦痛災厄,就把自己的生命經驗推向邊界處境,更近鄰內在深層閾限。

但受苦其實是一種關照義務的呼喚,情緒的表述也不只是私密的情感流洩,同時體現著個人面臨投契於整體性經驗時,所可能遭逢的可能性、限制、挫折與後果的形式。我們可以很快速地給予受創一種情緒分類,如悲傷、罪惡或歉疚,但那只是一種所謂的「道德經濟學」的意味,把複雜的情緒政治分配到一個合理領域。面對災厄的個人創痛不該僅被視為一心理病理思緒,而是該更深入地鑲嵌於倫理絆關係裡。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提到,一個城市就像海綿一樣,不斷地吸納各式各樣的記憶。然而,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們在吸納的過程中,也是一種排擠,也就是城市本身選擇了何種記憶將被記載、流傳在城市的身世裡。這幾日報導的災後景觀變異,災難成為時間。如果時間是一種消磨,時間(災難)摧毀了一切,卻也同時保留了一切。

面對創傷的流離失所(diaspora)性質,呈現了一種待思,卻未思的處境。若西方文明化的驕傲成果就在於達到理性目標,以為凡事都是可以思考的狀態,那創傷謎面的存在作為一種無以思索的幽靈,正沾染了文明社會的理性思維假象。創傷並非僅僅帶有一種毀滅性的效果,同時也是一道生存的謎題。唯有將創傷認為是一種介於毀滅與存活之間的弔詭,我們才有能力去指認創傷經驗裡,尚未被理解的那一部份。

一再地遺忘與再喚醒的時間現象,是一道待招領的存活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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