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自我技術：2023台北雙年展「小世界」的哲學思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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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還是無盡延長？

隨著COVID-19疫情的遠離，至少許多人主觀認為已經遠離疫情，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回歸常態，人們似乎並不在意或從未想過如何從受到疫病衝擊的身心狀態、時間感和現實感中復原。但同時間烏俄戰爭的延宕和持續加劇的以巴衝突，又似乎暴露我們的常態感是多麼脆弱和不真實，恐懼焦慮依舊蔓延著。

當COVID-19疫情還在全球各地肆虐之際，台灣遭受的疫情衝擊似乎是平行宇宙。台灣人不知是樂觀、無知或免疫力異常強大，台灣社會不太有對疫情的各種衝擊的反思。

疫情到底改變了什麼生活型態和世界觀？我們應該如何回應那些改變？如果大規模傳染病很有可能會常態化，我們應該做好什麼樣的準備？諸如此類的問題，似乎並沒有成為台灣媒體和與論關注的重點。

從疫情期間有關口罩疫苗和各種防疫措施的假訊息和惡意攻擊，一直到「後疫情」時代的雞蛋之亂，到近日的藍白合亂象，說許多台灣人處在一種價值混淆、身心紊亂、現實感支離破碎的身心困境，欠缺自我照料的意識和技術，似乎並不為過。

疫情生命政治思想論戰

回顧疫情在2020年一月底爆發之後，包括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南希（Jean-Luc Nancy）、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紀傑克（Slavoj Žižek）等歐陸哲學大師和許多其他學者之間掀起了一波疫情生命政治思想論戰。（見黃涵榆《閱讀生命政治》333-46）

包括封城隔離和許許多多的防疫措施如何限制人們的自由和破壞基本人權，「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如何常態化，疫情的擴散如何扭曲了人際關係、激發對他者的不信任和排外恐慌，都是這一波論戰的焦點。

我們一方面從這些思想交鋒中理解到疫情生命政治如何加強加深對疫病下的生命管控，我們同時也深刻反思，會不會我們對於疫情和生命政治控管的恐慌和壓迫感，事實上強化了我們回歸常態的渴望，而常態卻是最需要被反思、批判甚至改變的？也就是說，一切的焦慮和恐慌，遮蔽了我們不願意真的做什麼根本性改變的抗拒或惰性？

生命政治之外還有什麼？──拉圖的蓋婭學說

對於生命政治控管的批判似乎不應該無限上綱到把生命政治看成一種本質化的惡，而且我們也該思考對於疫情的關懷和後疫情時代的想像，是否仍受限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忽略或不願意面對像COVID-19這樣的大規模傳染病脫離不了人類過度開發，導致或加速病毒跨物種間的傳染。

就此而言，拉圖（Bruno Latour）對於疫情下的生命情境的思考就頗值得我們深思。他的《封城之後：一種變形》（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2021）以卡夫卡的《變形記》為喻，認為封城雖然限制人們行動，卻也給予人們重新認識自身生存情境的契機，如同小說主角葛瑞格的經歷。

這種重新認識出自於「現代」與「蓋婭」兩種世界觀之間的衝突。現代世界觀約莫源自伽利略以降的「往上」的科學探索，自此人們（用譬喻性的說法）就不再居住在地球上，不斷仰望「宇宙」，只從遙遠的距離觀看地球，也因此誤解或看不見地球上所有「創生的關懷」（engendering concerns）。

在拉圖提出的蓋婭世界觀裡，地球是一個由各種交互作用、自我運轉的過程所組成的活體。他認為封城（如同葛瑞格變形之後）必須回應在地球上存活的問題。封城（和其他疫情期間行動的限制）令人憂喜參半。

拉圖指出，「一方面我們不再有逃離任何限制的怪念頭，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我們得到在糾結的團塊間移動的自由。一方面自由因封城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們終於脫離宇宙無限性的束縛。所以我們需要停止從同一性的角度思考，而開始從交疊和侵佔（enchroachment）的角度思考，更進入活物的行為世界」（42）。

簡而言之，拉圖認為封城或隔離讓我們有機會擺脫各種層次的無限性（包括全球化），理解無限的域外已不復存在，重新體認我們與其他物種交疊、有限的存在事實，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在家」（53）。我們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應享環境和氣候變遷，以及我們（如同葛瑞格的變形）的新生命形式。COVID-19疫情等於是蓋婭讓人類知道自己多有毒，但這也是尋求解方的契機。

拉圖這種回歸蓋婭重新審視各種生命體人與非人存在之間的交互作用，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後疫情想像與藝術創造有效的途徑：我們需要的是能在加速和混亂的時空現實中修補與安頓自我的身心與環境關係的技術。

混沌宇宙的創生

當代義大利哲學家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闡述德勒茲與瓜達里的「生成」（becoming）理念，對於我們思考後疫情的身心安頓與出路也具有參考價值。如貝拉迪的闡述，「無器官身體是交互跨越每一個事物和每一個人的過程，是從一個合成體到另一個合成體無窮盡的分子流動」（Soul at Work 121）。無器官身體從混沌中出現，讓「一種發聲、一種集體意向、一場運動、一個典範、一個世界得以成形」（122）。

這樣的過程瓜達里稱之為「混沌宇宙」（chaosmosis）。混沌宇宙表示與他者和異質的成分（不論是人或非人）的生成和組合；沒有可預期的目的和終點，無法被限定在特定的範疇，這樣的理念對於社會運動寓意深遠。問題是，當集體快樂的結構變得如此脆弱，主體性要如何能夠「再次特異化」，而不是繼續同質化或標準化？

貝拉迪借用瓜達里的《混沌宇宙》和德勒茲的《哲學是什麼？》的理念指出，「當世界的旋轉快到我們的心智無法掌握它的形式和意義，當流動強烈到我們的情緒無法適應，那就是混沌。當心靈被這種高速運轉沖昏，它就會陷入恐慌，心靈能量被不受控制的力量翻覆，成為一種抑鬱的去活性化（depressive deactivation）狀態」（Soul at Work 125）。

加速和精神政治的關聯在這裡不言可喻，相關的精神症狀也不會只有恐慌和「抑鬱的去活性化」（那是加速質變為惰性或速度的熵），最終結果可能會是整個生命的崩塌。然而，貝拉迪認為我們可能和混沌建立親近關係，透過藝術、符號、情感或政治的方法，將加速的混沌轉化具有感性與創造性的緩慢律動。德勒茲和瓜達里將這種情感轉化的元素稱作「混沌子」（chaoids）。

「抑鬱」表示意義的匱乏，而各種詩性、思考和政治行動，例如哲學、友誼、愛情、分享和抗爭，都是混沌世界中跨越意義匱乏的創造方式。這些行動有各自的療癒效應，得以創造新的表現方式、環境、時間姓、視野或生命。

但是當我們肯定美學的精神療癒功能，並不表示美學能夠自外於加速的文化而無關乎意識和專注力受到所謂的「符號通膨」（semiotic inflation）的干擾。貝拉迪解釋，藝術不會迴避混亂，但會展望新的生成模式，所以美學同時診斷心靈領域的污染和提供解方，中心建立生命與世界的關聯（Soul at Work 130）。

貝拉迪援引德勒茲與瓜達里「疊歌」（refrain），闡述美學和哲學的療癒功能。從最表面的層次來說，疊歌是重複出現的聲響和節奏的模式，動物（包括襁褓中的嬰孩）經常以疊歌來標示他們和環境的關聯。對貝拉迪而言，疊歌代表一種獨特的時間性，讓個質化（individualization）和創造得以進行，但是他同時也意識到疊音有可能會變得僵化和抗拒生成（135）。

換個角度來說，疊歌是一種穩定化和疆域化的運作，但是德勒茲和瓜達里（以及貝拉迪）肯定它的能動性和開放性，如同「生成音樂」（becoming-music）具有去疆域化、也就是解構固定界限的潛能。這樣的潛能是「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的重要課題。精神分裂分析重點不在於詮釋官能症症狀，而是在封閉的重複回圈裡創造出分歧、偏離或斷裂，打開新的經驗可能性。

哲學與美學的療癒就在於在當前的資訊域和心靈域創造出這樣的可能。貝拉迪認為當前的世界最重大的問題是「衰老」，也就是欠缺為未來冒險的勇氣和慾望、能量與感性的退化。當代的心靈域彷彿是一場夢魘，除了官能症和衰老之外，普遍性的認知錯亂和同理心的麻痺也是常見的症狀。

對於這樣的現實情境，藝術的療效在於重新啟動混沌中的欲望，而同樣是療癒計畫一環的精神分裂分析，則是以增生逃脫計畫和存在模式取代症狀的詮釋（如同精神分析臨床）。這裡所說的「逃脫計畫」（也是所謂的「解疆界」）是要能消解強迫症的慾望凝塊，讓自我得以「再次特異化」，實現自我與他者的友誼和集體主體化。

2023台北雙年展「小世界」

2023台北雙年展「小世界」由周安曼、穆柏安（Brian Kuan Wood）、夏迪德（Reem Shadid）等人負責策展。策展團隊表示，本屆雙年展「聚焦在大型產業外的不同世界，探索日常生活和生存的壓力是如何在超高性能現代機制上翻轉尺度;使尺度經驗複雜化、讓感知處於恆常波動。」

這樣的策展理念等於也是「後疫情」或「後倦怠」想像，追問著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個令人如此倦怠甚至精疲力盡的年代，但同時希望能夠重拾對衝突和災難的感受，重新發現、訴說某種抒情生命及創造的可能。

註：【2023台北雙年展「小世界」】展期：2023.11.18-2024.03.24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參考資料

Berardi, Franco Bifo. The Soul at Work: From Autonomy to Alienation to Autonomy.
Trans.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South Pasadena, CA: Semiotext（e）, 2009.
Latour, Bruno. 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 Oxford: Polity, 2021.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