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倍券」爭議看防疫與振興計劃相關討論

陳方隅

去年(2020)政府推出「三倍券」刺激經濟,最近疫情再起因此大大影響人們的經濟活動,政府預計要再推「五倍券」做為振興的手段。不過,去年曾經出現的各種質疑,現在又都重新出現一次,不免令人感到時空的錯置荒謬感。

本文目的在於整理「反對五倍券而贊成發現金」的各種說法,然後想要提醒各位讀者們,有許多不營養的討論佔據了輿論空間,反而讓真正該討論的事情不受重視。例如,真正該被討論的事情包括:振興方案的相關成本及效益到底該怎麼估算?應對疫情再起,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人潮回流之後假設疫情又再升溫(如同現在世界許多國家的狀況),政府的應對措施是什麼?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為什麼不發現金?

不管是直接發消費券(2009年)、或者是要先拿錢出來買才能夠獲得的券(2020年),統稱為「振興券」,目的是要刺激消費,這跟「紓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第一個會被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要讓人們先掏錢出來,才能發給振興券?

先從民眾的角度出發,這道理很簡單:因為發現金的話有許多人會拿去存起來。如果給予限期使用、且限定使用方式的券,比較會讓人們有動機趕快拿去消費掉。

簡單來說,所謂三倍券的性質就是政府發兩千塊錢給大家,五倍券就是政府發四千塊錢給大家,但是為了讓大家去花掉這多出來的兩千元或四千元,先請每個人拿一千元做預先押金的概念,你先拿出一千塊錢才能獲得振興券,實際消費時是連同一開始的一千塊一起來花。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像是百貨公司週年慶的買千送百,只是現在是買一千送兩千(四千),你要買滿額才能拿到促銷獎勵。

為什麼要先請人們拿一千元出來,而不是直接給券?在概念上,花一千元去買東西是一種花費,另一方面,振興券的目的(以三倍券為例)在於誘使人們「覺得自己賺到兩千元」於是「趕快去花這個一千元」。這兩種概念下的一千元是不一樣的,後續產生的經濟效果也不一樣。

的確有些人會把這些錢拿去買「本來就會買」的東西,但一定也會刺激到另一些「覺得賺到」因此可以「多花一些」的人們(或者是,原本覺得以後再買的東西,現在就先來買一買),振興的目的以及能夠達到的效果,主要就是看這些人可以達到多少數量。要求人們先拿一千元出來,這就等於是保證你一定會至少花掉一定數量的錢,而且在心態上面讓人覺得已經有一千元押金,之後一定要再來花「多拿到的」兩千元(四千元)。

以上是從個人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從廠商的角度來看,那也是很有意義,因為許多商家會針對振興券來設計優惠活動,就是一定要使用振興券才能夠做的消費,這也是發現金無法達到的效果。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花一千元、拿到面額五千的振興券,應該可以獲得比原本價值五千元更多的貨品或服務,帶來更多經濟上的乘數效應。綜上所述,從概念上來檢視振興券,應可確定效果一定會比現金還要好。

話說回來,就算我們退萬步言,即使真的很多人把振興券的錢拿去買「本來就會買」的東西,那也不能因此主張不要發券而發現金,因為拿到現金之後,大家更沒有那股「額外花費」的動機了。現金對振興的效果絕對是最小的,因此,反振興券但主張發現金的觀點,似乎是說不通的。

到底是幾倍?

去年有很多人批評說政府叫大家「花一千元拿回兩千」卻騙大家說是三倍。這是不對的講法,至少是違背基礎數學。首先,人們花一千元買回三千元的券,你的一千元以券的型式回到了自己手上,所以其實你並沒有「花了一千」買券。另外還有一個去年吵過很久,今年又被拿出來吵,實在令人相當無奈的批評:有些人堅持說「一千元加上兩千元才是三千元,三倍券明明只是兩倍券」。同理,這次又有人跑出來說你出一千只能獲得四千,只能說四倍券不能說五倍。其實,一千元乘以三倍等於三千元,所以俗稱為三倍券;一千元乘以五倍等於五千元,所以俗稱為五倍券。實在是很難理解那些很堅持說「只拿兩千元只有兩倍,大家都被騙」背後的理路,因為這種批評幾乎是沒有任何意義。

另外,去年各大line群組都在傳,說政府要拿人們的1000元中飽私囊,還有很多官員會拿這筆錢的利息去炒股票。不知道今年這樣的假訊息會有怎麼樣的變體?

到底成本及效益怎麼算?

很多人批評說要印振興券很花錢,然後論點又回到為何不發現金或直接匯錢到戶頭(那不就是更沒有拿出來花的動機嗎)。其實,「印製」本身的成本是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的。

事實上這個券的印製成本就跟印鈔票差不多。從網路上搜尋到,印一張鈔票的成本是3.2元左右。從去年三倍券的印製成本來看,三倍券一份有500元4張、200元5張,一共9張等同於鈔票的東西。根據新聞上寫的,第一批印製的1200萬份紙本花了3.15億元,第二批印製600萬份花1.5億元,基本的數學算一下就知道,以第一批三倍券紙本來看,一份券的印製成本是26.25元,即一張長得像紙鈔的500元或200元「券」,成本是2.92元(第二批來看除下來一張券的成本是2.78元),不管怎麼算,印製振興券都跟印鈔票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其實真正的隱藏成本應該是相對應的公部門人力,還有人們要預約登計及排隊領取的時間成本,但先前似乎看到討論的部分很少。到底這樣的成本划不划算?最起碼我們也該有一個底,這是應該要求政府提出來解釋的部分,很可惜相關的討論不多。

至於在預期產生的效益方面,現在也是各方都各執一詞。國發會發布聲明指出,委託中經院及台經院的研究結果,三倍券對於實質GDP可增加201至1016億元效益,對GDP貢獻最高達0.53%,每一元的預算可創造實質GDP最高達1.99元。看起來振興券的效果應可確定為正面。

不過,我們都知道這些估算的背後都有許多模型設定的條件,那麼,對於預期經濟效益的計算基礎假設是否合理?實際狀況與審計部報告(呈現實際的經濟活動狀況)相對照的結果如何?這些討論目前為止似乎較缺乏。理論上,從事前的預測到事後的實際狀況,都會有具體數據可以驗證,我們可以拿來當做下一次類似政策推出時候的參照。

很可惜在2009年消費券與2020三倍券政策之後,我們好像又陷入了口水戰的輪迴。令人驚訝的是,除了國發會委託中經院和台經院的研究成果之外,我們很少看到其他的研究估算,也就是說,除了政府委託的報告內容之外,我們就沒有其他的相抗資料。這反應出台灣的智庫市場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很多時候目前的市場現況、提供的研究能量,似乎尚無法撐起政策的討論。每一個政策都攸關數量龐大的預算使用,單憑政府方面提供的資訊是不夠的。

反對者眾,但加碼者更多

去年三倍券有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有很多政治人物及地方首長出來反對,但又紛紛推出各縣市自己的加碼。就以台北市長柯文哲來說,他認為發振興券之後還有各縣市加碼,這樣子會破壞財政紀律,然而台北市自己也動用災害預備金推出加碼計劃。柯文哲先前還說過,領紙本代表台灣數位建設落後,因為很多地方都用數位支付了。先不說三倍券可以綁定信用卡這件事好了,像歐洲大部分國家人民的習慣也都是用現金,難道代表歐洲很落後?不只地方首長競相加碼,原先大力反對人們也都一一去領取了,所以去年的三倍券後來還必須要加印,因為實際領的人比原本預估的還要多很多。我們應該可以預期,這次的五倍券也是同樣的狀況。

結論:公共討論的方向

從三倍券到五倍券的討論當中,甚至,從去年初疫情爆發以來的政策討論當中,筆者對於輿論的風向有許多擔憂之處。Covid-19疫情在全球大爆發,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從三倍券到五倍券中間經過一整年的時間,但每次看到台灣在討論重大政策的時候,那種看立場論事的氣氛仍舊相當明顯。很多該好好討論的東西,最後都會淹沒在莫名其妙的議題裡面。

事實上,政府做得不夠、且有改善空間的事情相當多。疫情影響之下,我們真的需要好好討論怎麼紓困、如何振興,怎麼樣應對不斷變種的病毒(例:篩檢量和篩檢方式的改進,警戒措施的程度和實行方式,各項措施相應的法律授權,以及如何幫助各行各業適應與病毒共存的新常態;還有最根本也最重大的問題,即是醫療體系人力不足)。很可惜這段時間以來,輿論爭辯的重心,往往都跟真正重要的事情離得很遠,例如:口罩要出口中國、要捐物資給中國、不可以建立口罩產線因為圖利廠商及政府、不可以封國境、不可以隔離14天、趕快接收中國的物資、趕快跟中國買疫苗、趕快學習中國的隔離及醫療方法、全民普篩、政府隱匿疫情、航空業隔離規定太鬆造成破口、警戒規定太嚴造成生計不濟、疫苗很危險打了會死掉、疫苗沒有現貨是因為政府在阻擋、國產疫苗很危險、只有特定疫苗最好……不及備載。

或許我們可以用正向的想法來看,台灣常常把大量的能量耗費在討論雞毛蒜皮的無意義攻防上面,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反映了台灣的實際疫情相較其他許多國家來說是相對輕微的。不過,自從五月份社區感染開始以來,也曝露出台灣政治及社會的許多脆弱面。我們真的準備好要面對目前暫時看不到終點的防疫工作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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