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倍券」爭議看防疫與振興計劃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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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20）政府推出「三倍券」刺激經濟，最近疫情再起因此大大影響人們的經濟活動，政府預計要再推「五倍券」做為振興的手段。不過，去年曾經出現的各種質疑，現在又都重新出現一次，不免令人感到時空的錯置荒謬感。

本文目的在於整理「反對五倍券而贊成發現金」的各種說法，然後想要提醒各位讀者們，有許多不營養的討論佔據了輿論空間，反而讓真正該討論的事情不受重視。例如，真正該被討論的事情包括：振興方案的相關成本及效益到底該怎麼估算？應對疫情再起，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人潮回流之後假設疫情又再升溫（如同現在世界許多國家的狀況），政府的應對措施是什麼？

為什麼不發現金？

不管是直接發消費券（2009年）、或者是要先拿錢出來買才能夠獲得的券（2020年），統稱為「振興券」，目的是要刺激消費，這跟「紓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第一個會被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要讓人們先掏錢出來，才能發給振興券？

先從民眾的角度出發，這道理很簡單：因為發現金的話有許多人會拿去存起來。如果給予限期使用、且限定使用方式的券，比較會讓人們有動機趕快拿去消費掉。

簡單來說，所謂三倍券的性質就是政府發兩千塊錢給大家，五倍券就是政府發四千塊錢給大家，但是為了讓大家去花掉這多出來的兩千元或四千元，先請每個人拿一千元做預先押金的概念，你先拿出一千塊錢才能獲得振興券，實際消費時是連同一開始的一千塊一起來花。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像是百貨公司週年慶的買千送百，只是現在是買一千送兩千（四千），你要買滿額才能拿到促銷獎勵。

為什麼要先請人們拿一千元出來，而不是直接給券？在概念上，花一千元去買東西是一種花費，另一方面，振興券的目的（以三倍券為例）在於誘使人們「覺得自己賺到兩千元」於是「趕快去花這個一千元」。這兩種概念下的一千元是不一樣的，後續產生的經濟效果也不一樣。

的確有些人會把這些錢拿去買「本來就會買」的東西，但一定也會刺激到另一些「覺得賺到」因此可以「多花一些」的人們（或者是，原本覺得以後再買的東西，現在就先來買一買），振興的目的以及能夠達到的效果，主要就是看這些人可以達到多少數量。要求人們先拿一千元出來，這就等於是保證你一定會至少花掉一定數量的錢，而且在心態上面讓人覺得已經有一千元押金，之後一定要再來花「多拿到的」兩千元（四千元）。

以上是從個人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從廠商的角度來看，那也是很有意義，因為許多商家會針對振興券來設計優惠活動，就是一定要使用振興券才能夠做的消費，這也是發現金無法達到的效果。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花一千元、拿到面額五千的振興券，應該可以獲得比原本價值五千元更多的貨品或服務，帶來更多經濟上的乘數效應。綜上所述，從概念上來檢視振興券，應可確定效果一定會比現金還要好。

話說回來，就算我們退萬步言，即使真的很多人把振興券的錢拿去買「本來就會買」的東西，那也不能因此主張不要發券而發現金，因為拿到現金之後，大家更沒有那股「額外花費」的動機了。現金對振興的效果絕對是最小的，因此，反振興券但主張發現金的觀點，似乎是說不通的。

到底是幾倍？

去年有很多人批評說政府叫大家「花一千元拿回兩千」卻騙大家說是三倍。這是不對的講法，至少是違背基礎數學。首先，人們花一千元買回三千元的券，你的一千元以券的型式回到了自己手上，所以其實你並沒有「花了一千」買券。另外還有一個去年吵過很久，今年又被拿出來吵，實在令人相當無奈的批評：有些人堅持說「一千元加上兩千元才是三千元，三倍券明明只是兩倍券」。同理，這次又有人跑出來說你出一千只能獲得四千，只能說四倍券不能說五倍。其實，一千元乘以三倍等於三千元，所以俗稱為三倍券；一千元乘以五倍等於五千元，所以俗稱為五倍券。實在是很難理解那些很堅持說「只拿兩千元只有兩倍，大家都被騙」背後的理路，因為這種批評幾乎是沒有任何意義。

另外，去年各大line群組都在傳，說政府要拿人們的1000元中飽私囊，還有很多官員會拿這筆錢的利息去炒股票。不知道今年這樣的假訊息會有怎麼樣的變體？

到底成本及效益怎麼算？

很多人批評說要印振興券很花錢，然後論點又回到為何不發現金或直接匯錢到戶頭（那不就是更沒有拿出來花的動機嗎）。其實，「印製」本身的成本是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的。

事實上這個券的印製成本就跟印鈔票差不多。從網路上搜尋到，印一張鈔票的成本是3.2元左右。從去年三倍券的印製成本來看，三倍券一份有500元4張、200元5張，一共9張等同於鈔票的東西。根據新聞上寫的，第一批印製的1200萬份紙本花了3.15億元，第二批印製600萬份花1.5億元，基本的數學算一下就知道，以第一批三倍券紙本來看，一份券的印製成本是26.25元，即一張長得像紙鈔的500元或200元「券」，成本是2.92元（第二批來看除下來一張券的成本是2.78元），不管怎麼算，印製振興券都跟印鈔票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其實真正的隱藏成本應該是相對應的公部門人力，還有人們要預約登計及排隊領取的時間成本，但先前似乎看到討論的部分很少。到底這樣的成本划不划算？最起碼我們也該有一個底，這是應該要求政府提出來解釋的部分，很可惜相關的討論不多。

至於在預期產生的效益方面，現在也是各方都各執一詞。國發會發布聲明指出，委託中經院及台經院的研究結果，三倍券對於實質GDP可增加201至1016億元效益，對GDP貢獻最高達0.53%，每一元的預算可創造實質GDP最高達1.99元。看起來振興券的效果應可確定為正面。

不過，我們都知道這些估算的背後都有許多模型設定的條件，那麼，對於預期經濟效益的計算基礎假設是否合理？實際狀況與審計部報告（呈現實際的經濟活動狀況）相對照的結果如何？這些討論目前為止似乎較缺乏。理論上，從事前的預測到事後的實際狀況，都會有具體數據可以驗證，我們可以拿來當做下一次類似政策推出時候的參照。

很可惜在2009年消費券與2020三倍券政策之後，我們好像又陷入了口水戰的輪迴。令人驚訝的是，除了國發會委託中經院和台經院的研究成果之外，我們很少看到其他的研究估算，也就是說，除了政府委託的報告內容之外，我們就沒有其他的相抗資料。這反應出台灣的智庫市場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很多時候目前的市場現況、提供的研究能量，似乎尚無法撐起政策的討論。每一個政策都攸關數量龐大的預算使用，單憑政府方面提供的資訊是不夠的。

反對者眾，但加碼者更多

去年三倍券有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有很多政治人物及地方首長出來反對，但又紛紛推出各縣市自己的加碼。就以台北市長柯文哲來說，他認為發振興券之後還有各縣市加碼，這樣子會破壞財政紀律，然而台北市自己也動用災害預備金推出加碼計劃。柯文哲先前還說過，領紙本代表台灣數位建設落後，因為很多地方都用數位支付了。先不說三倍券可以綁定信用卡這件事好了，像歐洲大部分國家人民的習慣也都是用現金，難道代表歐洲很落後？不只地方首長競相加碼，原先大力反對人們也都一一去領取了，所以去年的三倍券後來還必須要加印，因為實際領的人比原本預估的還要多很多。我們應該可以預期，這次的五倍券也是同樣的狀況。

結論：公共討論的方向

從三倍券到五倍券的討論當中，甚至，從去年初疫情爆發以來的政策討論當中，筆者對於輿論的風向有許多擔憂之處。Covid-19疫情在全球大爆發，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從三倍券到五倍券中間經過一整年的時間，但每次看到台灣在討論重大政策的時候，那種看立場論事的氣氛仍舊相當明顯。很多該好好討論的東西，最後都會淹沒在莫名其妙的議題裡面。

事實上，政府做得不夠、且有改善空間的事情相當多。疫情影響之下，我們真的需要好好討論怎麼紓困、如何振興，怎麼樣應對不斷變種的病毒（例：篩檢量和篩檢方式的改進，警戒措施的程度和實行方式，各項措施相應的法律授權，以及如何幫助各行各業適應與病毒共存的新常態；還有最根本也最重大的問題，即是醫療體系人力不足）。很可惜這段時間以來，輿論爭辯的重心，往往都跟真正重要的事情離得很遠，例如：口罩要出口中國、要捐物資給中國、不可以建立口罩產線因為圖利廠商及政府、不可以封國境、不可以隔離14天、趕快接收中國的物資、趕快跟中國買疫苗、趕快學習中國的隔離及醫療方法、全民普篩、政府隱匿疫情、航空業隔離規定太鬆造成破口、警戒規定太嚴造成生計不濟、疫苗很危險打了會死掉、疫苗沒有現貨是因為政府在阻擋、國產疫苗很危險、只有特定疫苗最好……不及備載。

或許我們可以用正向的想法來看，台灣常常把大量的能量耗費在討論雞毛蒜皮的無意義攻防上面，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反映了台灣的實際疫情相較其他許多國家來說是相對輕微的。不過，自從五月份社區感染開始以來，也曝露出台灣政治及社會的許多脆弱面。我們真的準備好要面對目前暫時看不到終點的防疫工作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