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夫子自道看余英時先生——《余英時談話錄》讀後

陳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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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余英時先生過世不久,李懷宇先生整理出他歷年訪問余先生紀錄稿的一部分,以《余英時談話錄》為題出版(允晨,2021年11月;以下簡稱《談話錄》)。余先生自己的《余英時回憶錄》在2018年出版,記事大體止於他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階段,也就是1960年代初期。《談話錄》的起點則是余先生獲得學位,到密西根大學任教,用意在接續回憶錄。

《談話錄》到底不是回憶錄,篇章的安排雖然有時序的考慮,但有不少部分屬於課題的性質。大概來說,本書的內容有三個類別:人事、學術、思想。所謂「人事」,包括余先生對自己生涯的追憶以及對他人的認識,這部分和回憶錄的性質最接近。我這篇讀後感,投注在人事方面,主要是看看在受訪的紀錄中,余先生自己呈現了怎樣的身影。我從1981到1987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從學於余先生,當時聽到過一些他對往事的追憶,離開耶魯後,也偶爾與他有這類性質的談話。我的聽聞中,頗有能印證或幫助解讀《談話錄》的地方。由於篇幅和文章體例的限制,學術和思想部分的討論,就只能俟諸異日了。

余英時先生於書齋。圖片來源:廖志峰攝

到新亞書院任職,余英時盡了義務

余先生從1962年進入學術界職場後,1973至1975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是他人生重要的一件事,從這段經驗,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特質,這段經驗也對他往後的走向有很大影響。余先生是新亞書院第一屆校友。1973年,他43歲,是哈佛大學的新進正教授,請假回母校擔任校長,無疑是很光榮的事。此事有另外一面:他有回新亞服務的義務。余先生是在1955年,以助教的身分獲得新亞書院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當時口頭約定,他要回新亞服務兩年。不料在次年,余先生的父親余協中教授和家人透過「中國流亡知識人援助會」,得到美國政府的許可,移民美國。

余先生獲得新亞校長,也是他的老師錢穆的同意,先在美國與家人團聚,暫不回新亞,他在哈佛的身分則轉為博士生。但錢穆並沒有忽略余先生和校方的約定,他在校內的會議一再提及這件事。1962年余先生取得博士學位,錢穆希望他回新亞任教,余先生這時還是有困難。(關於錢穆一直期待余先生回校服務,可略見周言,《余英時傳》〔印刻,2021〕,頁217-219。)1973年,錢穆雖然早已從新亞退任,來臺灣定居,但余先生終於回校服務,既實現了承諾,又任一校之長,可謂人生難得的美事。

1973年的新亞書院和1955年余先生離校時,已經是兩個世界了。在1950年代前期,新亞是中國流亡知識人創辦的教育機構,不受政府承認,處境困窘。1973年,新亞則是香港第二所官方大學中文大學的成員校之一,資源豐厚,校長的薪水是哈佛教授的好幾倍。余先生到新亞時,對方應該有他久留的期待,他後來也接到繼任中大校長的邀請。對於這個情況,余先生自始就有定見,他要回哈佛續任教職,擔任校長的經驗,更強化了他原來的心志。

在新亞這兩年,是他人生中唯一擔任行政職務的日子。余先生在到香港赴任之前,有臨別詩贈予他在哈佛的老師楊聯陞,其中有句:「已甘寂寞依山鎮,又逐喧嘩向海隈」,並不是虛矯的話。詩的結尾是:「平生愧負名師教,欲著新書絹未裁」,研究寫作,過平淡的日子,是他性情所好,心之所嚮,是《談話錄》中清楚流露的態度。(《談話錄》頁13, 43-44)

新亞改制深刻考驗余英時的處事

余先生在新亞校長任上,遇到大學改制的問題,這在當時是眾所矚目的大風波。香港中文大學是在1963年結合三所民間專上院校成立的: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因此採用聯邦制,在大學本部之外,三校仍維持高度的獨立性,三院的首長都稱校長,而非如後來叫作院長。余先生上任時,改變這種疊床架屋形態的呼聲已經存在,不久港府決定推動改制,引起新亞書院的強烈反彈,認為改動聯邦制會摧毀新亞的創校理想。

不巧的是,中文大學的副校長是由三院校長輪流擔任,余先生到香港時,正值新亞書院的任期,他同時擔任大學副校長,要負責這個案子的檢討和規劃。他夾在港府、大學本部和新亞書院中間,飽受壓力。他了解母校元老的立場,但也不能無視改制要求的合理性,最終他提出的妥協方案並沒有被港府採納,中大還是變成事權統一的架構,但這已是他卸任以後的事了──余先生在提出方案前,他和中大校長李卓敏(1912-1991)都知道,這個案子是不會得到港府同意的。(《談話錄》頁47-48)

在新亞的經驗對余先生有很大的衝擊,在風波之中,他看到世間是複雜的,理想、權力、利益、各種動機交雜不清,他覺得自己過去看歷史過於天真,開始用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理解人事。《談話錄》中一再提到這一點:

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使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那麼天真。我覺得理論沒有那麼重要了。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要知道人的複雜性。換句話說,對人性的瞭解深入了。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不能聽他講理想主義的話就真的以為他是理想主義者,從頭到尾沒有現實考慮。……從前我讀歷史的時候,不容易在這方面深入,好像看一個大趨勢,其實大趨勢沒有什麼用。真正懂歷史,要懂得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結構。光是在書房裡唸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頁60-61)

他又說:「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年,使我得到了經驗,對我以後研究歷史,看人性的發展不一樣了,不是很天真地看過去了。從這方面講,這兩年對我是很有用的」(頁62);「我對從前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想法打了折扣,走上現實主義的想法,知道現實不是那麼簡單了。」(頁63)

確立以中文發表學術論著意旨

余先生在香港還發生了一個重要改變:以中文發表學術論文。余先生最早的兩篇正式論文是用中文寫的,都在1950年代後期初到美國之時。從那時到1973年赴港,十幾年之間,除了因偶然機緣寫出的《方以智晚節考》(1972),只有英文學術論著。在香港期間,由於環境的緣故,他重拾中文,一口氣發表好幾篇關於《紅樓夢》和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的大論文,是他邁向學術高峰的里程碑。我在1970年代閱讀這些著作,雖然年輕還沒社會經驗,也對余先生能在擔任校長的同時完成這些論著,感到不可思議。中年時代的余先生研究之勤,精力之盛,是我在耶魯唸書時還親見的。

余先生學思生涯的一個特點是,幾乎完全在美國生活、工作,絕大多數的著作卻是中文,這個形態是在新亞校長任內發端的,而且是有意識的決定。余先生這樣說:「我到香港以後有一個轉變,就是覺得用中文寫作很有必要,因為我用英文寫,沒有幾個讀者,就一兩百個專門的人而已。日本人也不想看,中國人也看不到。……我不覺得中文就不能寫學術論文,只能用英文寫論文實際上是崇洋心理在作怪:寫成英文就不得了,中文就不算什麼。我要打破這個觀點。」(《談話錄》頁44,又見62-63)

余先生主要以中文發表學術著作,也引起過批評,有臺灣的人暗示他能力有問題,也有美國學者認為他這樣缺乏影響力(國際學術界的中心到底是在英語圈)。但換一個觀點看,余先生幾十年的撰述成果成為學術中文的重要標竿,貢獻卓著,在思想文化史的領域尤其如此──余先生的英文論文實際上不少,它們已在2016年集成兩大冊論文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總共將近一千頁: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Volume 1, Sixth Century B.C.E. To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Volume 2, 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

輾轉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心情

余先生在美國先後任教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常春藤名校,這種經歷在美國本地學者間也很罕見,這是怎麼發生的,《談話錄》有所透露。余先生是在1966年由密西根大學轉職哈佛,他在哈佛的職位是新的,是老師楊聯陞向學校爭取來的,可見楊先生對他的看重。(《談話錄》頁22)至於余先生到耶魯,則有不小的偶然性。1976年,耶魯中國古代史教授芮沃壽(Arthur Wright)過世,需要找尋繼任者,當時在耶魯人類學系任教的張光直先生積極推動余先生來耶魯,與他進行學術合作,歷史系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後來也希望余先生能來,余先生在1977年應聘上任。

出乎余先生意料的是,哈佛同時也在爭取張光直,結果他來耶魯時,張先生轉往哈佛,兩人互換學校,錯身而過。哈佛爭取張先生的事,余先生知道非常晚,已對耶魯有承諾,如果早點知道,應該就不會有異動了。(《談話錄》頁66-67,另參他的〈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悼亡友張光直〉。)

耶魯沒有東亞研究系,傳統中國史的職位在歷史系,余先生進入以歐美史領域為主流的耶魯歷史系,和研治世界各地域歷史的重要學者成為同事。余先生原來就對西方的歷史和思想有興趣,也下過工夫。在耶魯的這段時期,他和西洋史學者多所交流,他說:「這對我有很大的好處」,「研究的領域和眼界就開闊了」。(《談話錄》頁68)余先生再從耶魯轉到普林斯頓大學,是因為該校東亞系牟復禮(Fredrick Mote)教授要在1987年退休,余先生受邀接任。這時我還在耶魯,對整個情況很了解。余先生轉到普林斯頓的情境,在一首詩中有清楚的訴說:

招隱園林事偶然,浮家久托鳥窼襌。莊周曠達猶求友,王粲流離莫問天。桑下自生三宿戀,榆城終負十年緣。輕車已入西州境,景物窗前任換遷。(《談話錄》頁94)

這首詩原作於1986年4月,是余先生到普林斯頓大學進行工作面談(job interview)途中所作,余先生是搭火車去的,「輕車已入西州境」指火車進入紐澤西。余先生到普林斯頓的訪談完全是儀式性的,他到普大,是受該校東亞系的邀請,校方極力歡迎,余先生同意,就是定局,這個意涵在詩中也有表露。全詩的關鍵句是「莊周曠達猶求友」,他這時要進入職涯的晚期,離開耶魯,一個很大的動力是想回到自己熟悉有依戀的中國研究社群。他雖然才要進行訪談,事情其實已確定,「榆城終負十年緣」——我只能辜負在職十年的耶魯了,「榆城」是耶魯所在New Haven(新港)的別稱Elm City──《訪問錄》所引的詩句與1986年原詩有四處差異,是余先生後來改動的,但意思完全一樣。余先生原詩的手寫版可見網址

馴化與抵抗的人性觀察

《談話錄》還有不少談他人的地方,除了談熟識的人,也談近當代人物,從這些地方也能見到余先生自己的意態。余先生原來就愛看傳記,中西傳記都讀,1980年代以後,他兼治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日記、回憶錄之類的資料就看得更多了。他看這些,特別留意權力高壓之下的屈服、馴化與抵抗。

他觀察的主要對象是1950、60年代中共治下的學人。他一一評點。完全不屈服的只有陳寅恪(1890-1969)、吳宓(1894-1978)、錢鍾書( 1910-1998),他們抵抗的方式不一樣,清醒不動搖則一致,他們的信念基礎是自由與民族文化。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試圖守住原則,但不免敷衍,不免受到迷惑。最重要的事實是,幾乎「每個人都慢慢馴服了」(頁89),像金岳霖、馮友蘭、費孝通、顧頡剛、朱光潛、金毓黻、夏承燾都是不設防。馴化和屈服之中,有思想混亂的現象,如朱光潛「思想被攪亂,根本沒辦法回頭」(頁131),思想混亂的原因則是自己原來沒有一套看法,沒有堅定的立足點。(《訪問錄》中有關評論非常多,見頁86, 89-91, 131, 183, 237-239, 255-256)

馴化和抵抗的問題,是人類經常要面對的,存在於清初巨變的中國,也貫穿戰後數十年的臺灣,香港現在正面臨挑戰,需要我們嚴肅省思。《談話錄》中沒有談如何事先避免極權的輾壓,根據我的了解,余先生的看法是以價值為基礎,盡力抵抗,就如他2018年3月10日接受《香港蘋果日報》訪問時所說:「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给我們好東西了」,「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

以上是我對《余英時談話錄》中有關「人」的部分的一些說明和詮釋。余先生是20世紀下半和21世紀初華人世界最傑出的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留下龐大的學術和思想遺產,可以作為我們認識重要問題與奮鬥前進的資源。他在動盪和困難的時代,不止息地探索,不斷思考,做出個人的抉擇與對公共事務的判斷。余先生的肉體生命已逝,他的精神生命還有待多方了解,《余英時談話錄》留下了許多可供我們追尋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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