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念的聯合體到與虛無的交換？──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結構》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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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象徵冷戰壁壘的柏林圍牆倒塌，戰後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形成對抗集團的冷戰來到終點，知名學者福山將此視為「歷史的終結」，意指這並不單純只是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結束，更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而自由民主結合資本主義的制度，將成為人類最後一種政治組織形式。

福山「歷史終結」的論斷不只是對西方集團意識形態勝利的確認，同時也是暗示，伴隨資本主義而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將在這個歷史的終結中無以為繼。福山並不孤獨，事實上，早在福山之前，歐洲的左翼思想就已經對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以及「意識形態的終結」對於馬克思主義革命理念的衝擊，多有反思。

終結歷史終結：從生產模式到交換模式

歷史是否真的來到終點？福山的論斷至今仍爭論不休。在諸多對「歷史終結」的批判與反思中，柄谷行人的思想可謂獨樹一幟。他認為歷史終結並不是冷戰結束的新產物，而是早被黑格爾所預見，此即結合市民社會的自由、通過國家（官僚）的行政力量糾正市場經濟之矛盾實現的平等、以及在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中體現博愛的三位一體體系。柄谷認為，當前所謂的「歷史終結」，其實是此一「資本─民族─國家」的最終型態，福山的論斷則是黑格爾首倡「歷史終結」的當代版本。

對柄谷來說，戰後甚至是黑格爾之後的世界史發展都不脫「資本─民族─國家」這個框架，即使是聲稱要推翻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也只是意圖暫時性地運用國家權力來廢除資本主義，最終並沒能「揚棄國家」，其結果就是蘇聯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柄谷認為，馬克思對於黑格爾的「顛倒」並沒有真正擺脫這個資本─民族─國家框架，關鍵是如何「超越」馬克思與黑格爾？他提出以「交換模式」來取代左翼政治思想所慣用的生產模式。

柄谷首先區分出四種交換模式的原型，分別是贈予的互酬原則（A），以強制性的政治力量進行的掠奪與再分配（B），以及通過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C），最後是一種無法命名的交換模式（D），這是互酬原則的「強迫式回歸」。四種交換模式對應出歷史上不同的交往機制，並彼此混雜，其當代樣態則分別是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民族（A）、表現在現代治理中的國家（B）、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C）以及類似普遍宗教，訴求某種普世人性的理念式「聯合體」（association）。

對於四種交換形式的討論貫穿柄谷的所有著作中，其中，康德的思想更是重中之重。

「超越性理念」之必要

在柄谷「超越」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思想野望中，康德是最大的啟發者。對康德來說，「永久和平」無疑是一個「理念」，然而，這樣的理念是必要的幻象，一個「超越式的幻象」，它與感官上的幻象不同，無法透過理性消除它，反之，理性需要這樣的超越式幻象，例如「自我的一致」，我們只能相信明日之我也是今日之我這個「理念」的幻象，我們的「自我」才能得到一致性。

康德式「每個人不只把他人視為手段，同時也要當作目的對待」的倫理理念也是如此。在柄谷看來，其中蘊含的思想是「自由的相互性」。「將人作為目的」意謂著人並不是（只是）交換模式B中通過服從得到保護的公民，也不（只）是交換模式C中的市場交易媒介，而是某種與不知名「他者」之間，不成就任何目的的互動關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它將會是「普遍」的。

但對黑格爾來說，理念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幻象，而是存在於現實中，市民社會、國家與民族這類倫理實體本身，已經是理念的實現，馬克思「顛倒」黑格爾之處在於強調市民社會場域中存在著被黑格爾理論體系所壓抑的革命潛能，此即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中成為「賤民」的無產階級。儘管如此，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顛倒也並未瓦解其體系，歷史的終結仍是一個未完成的無產階級革命，「尚未到來」的「現實」。

眾所周知，康德首先提出了「永久和平」的理念，為此必須形成某種「國際聯合」，不過，民族國家之間無法在超越國家的層次上形成超國家的「利維坦」，因此，國際聯合還是必須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黑格爾接受了康德對於國際社會基本單元的看法，但對黑格爾來說，國際的聯合要能夠起作用，必須具有足夠的實力制裁違規的國家才行，也就是說，需要一個「霸權國家」。黑格爾對於康德的批判表面上看起來是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批判，然而，在柄谷看來，黑格爾的批評並沒有碰觸到康德「世界共和」理念的精髓，而這也是柄谷思考作為互酬原則「強迫性回歸」的「聯合」模式（D）的關鍵所在。

「永久和平」是一個超越性理念，它將自由的相互性延伸到國際之間，對於人「同時也要當作目的」的原則絕不妥協；而「超越」並不意謂著「不現實」，反倒是意謂著其必然。柄谷反覆強調，交換模式D是理念的聯合體，是以互酬為原則的交換模式A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也就是說，在交換模式B與C，國家與資本作為現實的條件下的「回歸」。柄谷對康德頗具創意的詮釋在於，他認為這樣的回歸具有「強迫性」。

人際之間實現理念聯合體的動力並非來自於任何意義上的自然本性，而是康德所說的「非社會性的社會性」。康德並不否認人類歷史中形成對抗關係從而導致血腥結果的「自然性」，非社會性的社會性造成了人類共同體中的血腥殺戮，而國家作為交換模式B的形成就在於抑制無盡的血債，例如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對於自然狀態的抑制。

但國家作為交換模式B只能在國家之內抑制此一殺戮，其實是將暴力從人際之間轉向國際之間，在現代世界中，國家之間的對抗甚至造成了更大更血腥的殺戮。但康德同時也認為，「非社會性的社會性」也是超越既有交換模式B的關鍵，柄谷據此認定，巨大的殺戮同時也是理念聯合體的契機，理念的聯合體將伴隨更血腥的殺戮而以「被壓抑」的姿態回歸。

被壓抑者的回歸與理念的聯合體

柄谷援用了佛洛伊德對「死亡驅力」的討論，來說明此一「被壓抑者的回歸」。在佛洛伊德看來，存在一種更高層次的規範，它並不是透過外在規範的他律而形成，而是透過某種反覆的強迫，從「內部」形成。佛洛伊德將此一動態稱之為「攻擊驅力的內化」。易言之，理念聯合體的形成並不是依據某個外在規範的他律而形成，而是在近乎本能的自然互動形成的「非理性」的對抗後果，產生暴力殺戮的反覆出現，其一再回歸之後對於個體的「理性」調節。此即康德所言，非社會性的對抗最終會產生「社會性」的後果，人類最終必然會形成超越交換模式B，徹底瓦解國家之間對抗的永久和平理念。

康德之所以強調「永久和平」是大自然「隱蔽的計畫」，是因為它並不是任何人類本能互動的結果，也不是外在規範馴化本能的結果，而是在「目睹」或者「想像性目睹」對抗關係慘烈後果後，通過一次次反覆的衝擊，所內化形成的理念性結果。它不會再以交換模式B的樣態出現，而是完全否定對抗，將不知名的他者「同時」也當作目的，以一種「尚未到來」聯合體的樣態出現。如康德在〈何謂啟蒙〉中說，「人類一旦抵達更高階段的道德，就將會看到比迄今更為遙遠的前方，這樣地將實際存在的人類，與應該成為的樣子進行比較，對於人類悲慘現狀的判斷，以及由此我們自責的念頭，將隨著我們在已知的世界歷程中上升到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變得越加嚴厲」。

康德並沒有否定人們從屬於某個政治共同體這個事實，他對永久和平的構思並不在於揚棄民族國家，而是強調對於永久和平的思考與行動，應該採取某種並不依附於現實樣態的「共同體」角度，此即康德所說的「世界公民」角度。如果沒有這等想像成為世界公民的意志，世界公民社會就不會存在，而如果希望永久和平可以在未來的某一日實現，就意味著必須捨棄當下情境中的「理性」，而以某種與他者的互酬關係來重新構想行動。

柄谷之所以強調理念聯合體是一個無法名狀的X，原因在於它無法完全體現在任何現實的「組織」中，更確切的說，理念的聯合體是一種「運動」，貫穿交換模式B與C，要求超越國家理性與資本邏輯的思想與行動，它出現在各種的反戰運動，與抵制市場邏輯的經濟行動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是「不理性」的，因為它對於「自由相互性」的訴求，是以放棄自體的自由，來交換不知名他者免於受到任何支配的自由，也因此，它才實現了那尚未到來的，對於對抗關係的徹底揚棄。

與虛無交換的交換模式D？

對柄谷來說，只有理念聯合體的「回歸」，才能擺脫「資本─民族─國家」環環相扣的框架。而在更高層次回歸的交換模式D，之所以無法命名，也在於它對於交換模式B與C的調節，都深受當下現實脈絡所影響。當前世界中種種並非以明確人際關係為訴求的運動，都是某種理念聯合體的樣態，例如柄谷鼓吹的「新聯合者運動」（NAM），或者通過消費抵制大資本集團，或者以在地的信用合作社形式抵制全球金融遊戲，這些運動都超越了「資本─民族─國家」框架的思想與行動，其所想望的都是一種「尚未到來」的人際共同體形式。

交換模式D的基礎是與相對他者的絕對倫理關係，在柄谷筆下，世代之間普遍人性「自由的相互性」關係可謂其典型，對下一個世代與未來的期待與想望，伴隨那些過往反覆回歸的歷史血腥，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形構了各種交換模式D的運動與雛形。而某些運動也確實因此震撼了既有的政治經濟秩序，像是佔領運動。柄谷所闡述的交換模式D中，絕對倫理關係中的對造兩方，皆為有生的世代，但是，交換模式D卻無法排除某種變種樣態，例如以完全棄置當下的生命為代價交換未來的恐怖攻擊。柄谷肯定會因為恐怖攻擊對無辜者所造成的傷害，因此背離了「他者同時也是目的」的康德式原則，而否認其作為「理念聯合體」的可能，但卻無法否認恐怖運動所蘊含的絕對倫理關係。

「被壓抑者的回歸」終究是以與無以名狀之他者的絕對倫理關係為基礎，這樣的絕對倫理關係，固然會以抑制殺戮的永久和平理念出現，但也存在恐怖攻擊行動這樣的變種樣態。固然絕對的倫理關係會某種程度上動搖國家理性與資本邏輯，然而，一旦對造方不是有生的未來世代，而是虛無的未來時，它會完全瓦解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有生交換。

提早放棄人生的繭居族，放棄生養後代的年輕夫婦，乃至於迷戀虛無的英雄景觀，犯下大規模自殺性謀殺的行兇者等等，都是通過絕對的自我「殺戮」，來交換那並不被期待與想像「目的王國」的絕對「倫理關係」，他們都是放棄了當下的「理性」，通過與那注定缺席之他者（被放棄的人生與不會存在的後代，以及虛無的英雄想像），與虛無的未來形成絕對倫理關係的結果。

書名：《世界史的結構》
作者：柄谷行人
譯者：林暉鈞
出版社：心靈工坊
出版日期：2013/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