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看青年事務法制化之必要

361

《臺灣智庫》所做的「青年政策問卷」是2022地方大選後，首份關注「青年政策」的問卷調查，其中包含對不同年齡、性別與區域的「18歲公民權修憲案」所投選票的調查，也是選後首見。

與選前民調結合，可見「18歲公民權」儘管功敗垂成，若以年齡區分，可以看見反對的比例呈現倒U字型的曲線——年輕人與高齡者反對比例低，但中年選民反對比例較高。

這正好可以將我們這一代與五六年級生的父母作比較，後者所經歷的年代，求學與就業的機會聚集在北高等大城市，是那樣經濟飛速起飛的大時代。

「世代共榮」理想仍遙遠

然而，在我們這一代出生之後，父母經歷的是經濟發展趨緩、教育改革等重大政策轉型，但過去在政治場域鮮少討論「世代共榮」，臺灣的世代對話還沒有開啟過。臺灣這幾十年來社會前進的過程，不同世代的我們幾乎沒有「同理」過彼此的壓力。

台灣世代之間從威權的管教走向民主對話，還在努力找到對話的方式，跟憲政改革比起來，這樣的世代對話是更巨大的社會工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就能夠解釋為何「18歲公民權」沒有通過，但民調中近九成的人（34.5%非常同意、51.2%還算同意）都同意「政府有責任提出專屬青年的政策」，並且有高度共識認同「2024總統候選人應關注青年重視的議題，並提出青年政策白皮書」（40.7%非常同意、44.3%還算同意），這樣的共識甚至跨越黨派——不論泛藍或泛綠皆逼近九成認同此方向。

只是，因為青年投票率低（在本次問卷中也可見如此），且20歲以下仍沒投票權，可預期未來在政治中透過體制表達意見者，多是中高齡選民為主，而從解嚴以來，也可見台灣的政治核心決策者，幾乎都不年輕。

台灣解嚴前最後一任行政院長俞國華，內閣的平均年齡是61歲。解嚴後，從解嚴到政黨輪替，隨時間推移，但內閣平均年齡一路往下，從60出頭溜滑梯似的滑到50歲，謝長廷內閣的平均年齡甚至還低於50歲——雖然幾乎剛好壓線，但內閣可以有一半是廣義的「青年」。

領導層年齡偏高是舉世問題

從2008年後，國民兩黨兩次政黨輪替，內閣年齡持續往上走，2020年蘇貞昌領軍的內閣，能被稱為「青年」的是當時擔任政務委員、後來擔任數位發展部部長的唐鳳，整體平均年齡超過62歲。

地方議會也都「長青樂齡」——1998年選出的市議員還有超過七成是低於50歲的青年，直到上次地方大選，接近腰斬只剩下41%，而60歲以上的「長輩」，在市議會從5%暴增到將近四分之一。

不只地方議會，前年大選選出的國會平均年齡52歲。資深公民擔任內閣與主要民意代表，幾乎是所有民主國家都面臨的挑戰。2019年安倍改組的內閣，平均年齡就將近62歲，岸田文雄今年8月改組的內閣，平均年齡就超過62歲。

這樣的思考並不是要挑起世代的對立，而是凸顯所有現代國家都共同出現「戰後嬰兒潮治理千禧世代」的現象，而這也正是國家穩定運作的力量，戰後的教育普及，嬰兒潮世代成為技術官僚與公務人員的中堅力量，憑著豐富的經驗與對國家行政體系的熟悉，完成不同部會治理的角色。

只是這樣的治理基礎，當然讓國家的民意機構與決策中心很難「同理」青年的困境，也因此，國家透過18歲公民權作為解方之一，但在台灣，修改投票年齡就必須修改憲法，這是我們共同經歷的浩大工程。

理想的治理模式，當然是在各項政策中，能夠落實「青年主流化」，也就是決策都能同理青年的處境，甚至在與青年有關的所有政策，都能有青年共同參與。以高中或大學的校園為例，雖然這些青年不一定有選票，但至少有法定的「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例，學校必須遵守法規，讓學生參與校務運作。

透過校園逐步達成青年主流化

因此，學生能夠透過會議，反映日常大小事，舉凡「制服穿著」到「營養午餐」，目前沒有規定國中小的學生能夠參與校務會議。在中央政府的不同決策中，青年自然也期待能夠透過參與，乃至於法定的青年專責機關，讓青年政策能有統一的決策邏輯，不會因施政方針調整或政黨輪替就跟著轉彎。

本次調查中，不同年齡層與跨政黨的選民，過半都支持「制定一部以青年為主體，規範青年相關議題與政策的法律」，每年青年節，也都能見到多位委員倡議制定《青年基本法》或《青年發展法》，近兩屆立法院，亦都有委員實際提案，希望透過法制化的工具，讓青年發展的不同面向議題能穩定受到的重視。

期待不久的將來，台灣就能有自己的《青年基本法》，讓國家與各黨對青年的重視，能長久並具體的落實！

作者為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