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看青年事務法制化之必要

張育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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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智庫》所做的「青年政策問卷」是2022地方大選後,首份關注「青年政策」的問卷調查,其中包含對不同年齡、性別與區域的「18歲公民權修憲案」所投選票的調查,也是選後首見。

與選前民調結合,可見「18歲公民權」儘管功敗垂成,若以年齡區分,可以看見反對的比例呈現倒U字型的曲線——年輕人與高齡者反對比例低,但中年選民反對比例較高。

這正好可以將我們這一代與五六年級生的父母作比較,後者所經歷的年代,求學與就業的機會聚集在北高等大城市,是那樣經濟飛速起飛的大時代。

圖片來源:翻攝自蔡英文臉書

「世代共榮」理想仍遙遠

然而,在我們這一代出生之後,父母經歷的是經濟發展趨緩、教育改革等重大政策轉型,但過去在政治場域鮮少討論「世代共榮」,臺灣的世代對話還沒有開啟過。臺灣這幾十年來社會前進的過程,不同世代的我們幾乎沒有「同理」過彼此的壓力。

台灣世代之間從威權的管教走向民主對話,還在努力找到對話的方式,跟憲政改革比起來,這樣的世代對話是更巨大的社會工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就能夠解釋為何「18歲公民權」沒有通過,但民調中近九成的人(34.5%非常同意、51.2%還算同意)都同意「政府有責任提出專屬青年的政策」,並且有高度共識認同「2024總統候選人應關注青年重視的議題,並提出青年政策白皮書」(40.7%非常同意、44.3%還算同意),這樣的共識甚至跨越黨派——不論泛藍或泛綠皆逼近九成認同此方向。

只是,因為青年投票率低(在本次問卷中也可見如此),且20歲以下仍沒投票權,可預期未來在政治中透過體制表達意見者,多是中高齡選民為主,而從解嚴以來,也可見台灣的政治核心決策者,幾乎都不年輕。

台灣解嚴前最後一任行政院長俞國華,內閣的平均年齡是61歲。解嚴後,從解嚴到政黨輪替,隨時間推移,但內閣平均年齡一路往下,從60出頭溜滑梯似的滑到50歲,謝長廷內閣的平均年齡甚至還低於50歲——雖然幾乎剛好壓線,但內閣可以有一半是廣義的「青年」。

領導層年齡偏高是舉世問題

從2008年後,國民兩黨兩次政黨輪替,內閣年齡持續往上走,2020年蘇貞昌領軍的內閣,能被稱為「青年」的是當時擔任政務委員、後來擔任數位發展部部長的唐鳳,整體平均年齡超過62歲。

地方議會也都「長青樂齡」——1998年選出的市議員還有超過七成是低於50歲的青年,直到上次地方大選,接近腰斬只剩下41%,而60歲以上的「長輩」,在市議會從5%暴增到將近四分之一。

不只地方議會,前年大選選出的國會平均年齡52歲。資深公民擔任內閣與主要民意代表,幾乎是所有民主國家都面臨的挑戰。2019年安倍改組的內閣,平均年齡就將近62歲,岸田文雄今年8月改組的內閣,平均年齡就超過62歲。

這樣的思考並不是要挑起世代的對立,而是凸顯所有現代國家都共同出現「戰後嬰兒潮治理千禧世代」的現象,而這也正是國家穩定運作的力量,戰後的教育普及,嬰兒潮世代成為技術官僚與公務人員的中堅力量,憑著豐富的經驗與對國家行政體系的熟悉,完成不同部會治理的角色。

只是這樣的治理基礎,當然讓國家的民意機構與決策中心很難「同理」青年的困境,也因此,國家透過18歲公民權作為解方之一,但在台灣,修改投票年齡就必須修改憲法,這是我們共同經歷的浩大工程。

理想的治理模式,當然是在各項政策中,能夠落實「青年主流化」,也就是決策都能同理青年的處境,甚至在與青年有關的所有政策,都能有青年共同參與。以高中或大學的校園為例,雖然這些青年不一定有選票,但至少有法定的「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例,學校必須遵守法規,讓學生參與校務運作。

透過校園逐步達成青年主流化

因此,學生能夠透過會議,反映日常大小事,舉凡「制服穿著」到「營養午餐」,目前沒有規定國中小的學生能夠參與校務會議。在中央政府的不同決策中,青年自然也期待能夠透過參與,乃至於法定的青年專責機關,讓青年政策能有統一的決策邏輯,不會因施政方針調整或政黨輪替就跟著轉彎。

本次調查中,不同年齡層與跨政黨的選民,過半都支持「制定一部以青年為主體,規範青年相關議題與政策的法律」,每年青年節,也都能見到多位委員倡議制定《青年基本法》或《青年發展法》,近兩屆立法院,亦都有委員實際提案,希望透過法制化的工具,讓青年發展的不同面向議題能穩定受到的重視。

期待不久的將來,台灣就能有自己的《青年基本法》,讓國家與各黨對青年的重視,能長久並具體的落實!

作者為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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