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失敗的改革者／歷史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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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已蓋棺但功過難定

結束冷戰的關鍵人物，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戈巴契夫不幸在8月30日去世，享耆壽91歲。對一般人而言，他已經是個很少被提起的名字。然而他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在今天還在影響著全世界，除了對內給予蘇聯這個龐大而笨重帝國的眾多人民更多自由，對外決定放手對東歐衛星國的干預，促成冷戰結束的重大功績外，他大膽發動改革卻葬送了一黨專政讓中共大為警惕，就此走上一條長期來看禍害全世界的道路，這應該是評價他一生功過時，不應該放過的一個側面，雖然這完全不在他的控制範圍內。

在蘇聯這個嚴重僵化、停滯的大帝國被戈巴契夫的開放、改革兩部曲帶向終結前，其實並沒有多少人能預見他的崩潰。例如比較政治學大師杭亭頓在1984年於《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上發表的一篇名為〈有更多國家會變民主嗎？〉的論中便認為，在不利的結構性條件和國際環境下，7、80年代開啟的一波西班牙和拉美民主化浪潮恐怕難以為繼。

不只是政治學大師完全沒有料到5年後柏林圍牆就要倒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所著經濟學教科書曾經是史上最暢銷的Paul Samuelson在該書1989年的版本中還是寫到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系證明了中央計畫是可行的。這個論斷如果被在1985年因為前兩任年邁的總書記竟在三年內先後於任上逝世而接大位的戈巴契夫看到，恐怕會啞然失笑。

當戈巴契夫於1978年從家鄉被提拔到莫斯科負責振興全國的農業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是所謂的布里茲涅夫停滯期，整個體系已經瀕臨垂死，失去生命力，像個全身都滲出髒血的老頭在奮力前進。他所指的奄奄一息體系是一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軍工廠的產能全開，但是人民的基本需求卻根本無法滿足：生產出太多的飛彈但太少的鞋子。

整個一黨專政的政治體系完全僵化，人民再也不相信什麼「光明的未來」，而且自由和公民權利不受到尊重。KGB仗著數以百萬計的線民跟監、紀錄、竊聽並監禁任何和當局不同調的人。而其實特務機關連最高層也不放過，所以戈巴契夫一樣在回憶錄中寫道自從他來到莫斯科，我們就不在公寓裡或是度假小屋內談論嚴肅的議題。

在他成為最高領導人後一開始充滿了熱忱，因為他還沒有發現體制的問題是如此的無所不在，特別是這個軍工複合體的規模大到難以想像，根本是個真正的國中之國，充滿了祕密的工業城和貪婪無比的紅色貴族。當然著名的物理學家兼人權鬥士沙卡洛夫早在1974年便對一個掌控於官僚之手的過度軍事化蘇聯發出過警語。

戈巴契夫上台後進行開放與改革

為了給體制重新注入活力的戈巴契夫於是先後進行了開放和改革。有了開放，記者終於可以刊登之前不被允許公開的統計數據像是離婚率、犯罪率和酗酒／毒癮的數據。終於也有了首次的民意調查。之後整個蘇聯的歷史，特別是關於史達林和大清算時代也對公眾開放。1987年，莫斯科的報紙還刊出了列寧當年的證詞，說史達林太殘忍，要求要把他邊緣化。

也在同一年，英國的BBC節目停止被屏蔽，蘇聯人終於可以和外國人溝通和通信。當時的蘇聯人求知若渴，從報刊上大量閱讀關於史達林時代的黑暗面。人們開始討論清算、抓捕、德蘇互不侵犯協定，還有之前一直被賴給納粹的卡廷波蘭軍官大屠殺等。

當然，戈巴契夫一生都還是在這個體制之中生存並往上爬，在開放整個社會的同時，身為最高領導人還是在遇到挑戰時有時被迫要照著體制的慣性行事，所以當1986年車諾比核災爆發後，他到第二天才知道消息並在延遲了20個小時後才啟動居民的撤離。他在事發後三周的5月14日還批評了西方的媒體和政府誇大出於政治目的災情，雖然他也承認這是個不幸。

此外在同一年的12月，他雖然批准了沙卡洛夫夫婦從封閉的高爾基返回莫斯科，結束六年的放逐。但在前幾天作家和人權運動家安納托利．馬爾慶科因為進行三個月的絕食，最後在監獄的醫院中死亡，損害了他改革者的形象。而且在改革時期，政權反對者還是持續被送進精神病院或是送進從古拉格集中營改建的監獄中。

而他之所以能爬上高位和他趁著1970年任職於家鄉斯達夫波爾省省長時，和前來此省著名的幾個溫泉療養的最高層政治局領導人建立關係有關，例如擔任KGB領導人長達15年的安德洛波夫，個性陰沉掌管意識形態的米哈伊爾．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當然還有當時健康已經在走下坡的總書記布里斯涅夫。

幼年的經驗讓戈巴契夫崇尚赫爾岑與別林斯基

但戈巴契夫在性格上似乎已經隱藏著與其他蘇共高層領導人不同之處，也許和他剛有記憶時便對當時讓他的祖母必須在溪裡抓青蛙的飢荒印象深刻有關。而他最尊崇的兩位英雄人物都是19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和維薩里昂．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這兩人的主要關懷都是個人的尊嚴，而戈巴契夫對它們的著作幾乎熟到可以背誦的程度絕對不是巧合。

因此雖然戈巴契夫不幸在靠著開放和改革想扭轉蘇聯的體制失敗後開始變得優柔和猶疑，在蘇聯不幸垮台後他也有將近20年幾乎完全消失在公眾視野。但他本人一直保持著稱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因此在政治上完全不擔心遭到報復像是終結他政治生命，下台前醜聞纏身的葉爾欽，或是後來圍繞在普丁身邊的大亨。

而在普丁越來越導向專制獨裁後，戈巴契夫又本著良知開始出聲批評政權，例如在2011年冬天聲援反對普丁連任的中產階級抗議者，在報紙／廣播中批評普丁讓國家往後退，還有在2015年2月28著名的反對人士、曾任第一副總理的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被刺身亡的次日，他在廣播電台回聲的節目上說除了政治理由他想不出任何其他原因導致涅姆佐夫的死亡，這些都證明了他始終沒有放棄內心的良知和價值。

戈巴契夫願意放手，世界得以和平轉變

換言之，戈巴契夫雖然以政治功業的角度上來看是個失敗者，甚至被普丁之流和俄羅斯成立後因生活困苦的人民所鄙視。但他非常清楚蘇聯的種種問題，懷著堅定的價值和理想以很大的決心進行改革，逐步和當時的西方重要領導人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甚至他在1989年還見了教宗，這對他之前的蘇聯是完全不可想像的），這才能讓他在看到東歐出現變天時能抗拒權力的誘惑毅然放手，因為他知道要放棄這種過度的控制才能推進蘇聯本身的體制改革。

相形之下，中共其實是一群大部分連基本的知識教養都沒有的流氓所成立的革命組織，久了完全是以獨占權利和各種特權為目的，永遠不願意真誠反省自己的過錯並始終堅持扭曲歷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共產黨，對於思想控制的放鬆和前述戈巴契夫的開放改革期間所作所為一比較，就知道天差地遠。

所以以戈巴契夫的一生非凡經歷正好可以回答中研院院士、政治學者吳玉山9月4日在龍應台基金會所辦的「思沙龍」探討〈習近平這個人─從個人特質看二十大後新局〉所提出的疑問：對岸現在的體制，是因為習近平個人造成，或是反映一個文革世代的共同經驗，還是只是單純中共政權受到內外壓力下的自救使然。

中共的體制就是一群缺乏基本文化素養的流氓因緣際會下建立的政權，先被毛澤東的各種駭人暴政弄到奄奄一息，鄧小平只是很有謀略懂得如何重新跑好這場「百年馬拉松」靠欺瞞西方偷取各種有形無形的知識技術、靠生活的改善來麻痺人民，剛好後來又遇到網路科技的興起使得中共能一面維持一定的開放一面強化各種思想控制，隨著時間的推移表面上物質生活是不斷在提升，但是其心態之越來越仇外、扭曲和封閉完全和美國著名華裔學者蔡美兒曾提出過的命題：歷史上強大的帝國無一不具有寬容開放的精神，中共完全背道而馳。

也就是說，中共會變成今天如此這般可憎的怪獸完全是一個失控無人性、沒有任何文化基底、只看利益的畸形體制一定會造成的結果，今天的領導人不是習近平一樣會是另一個滿口民族悲情，仁義道德但私下貪婪好色，談不上有任何理想、愛好的獨裁者將中共變成類似的模樣。

只是很諷刺的是，戈巴契夫以良善的動機和充滿勇氣的政治決定不幸將蘇俄帝國帶入墳墓的前例竟然堅定了這群延安土匪後代不惜一切代價控制人民的決心，這也許是他一直沒有說出口的另一個遺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