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我的我:秘密警察與監控檔案裡的秘密人生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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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not walking in the dark. We are the dark.”

幾乎所有讀過自己監控檔案的人,都會產生一種奇特的困惑。監控檔案中的人是自己,是自己熟悉的人,其中紀錄的行為經常再日常不過,但對於其中的角色、行為與動機,檔案卻以一種詭異的邏輯進行判讀。「大鬍子」家博(J. Bruce Jacobs)被警總認定是林家血案主謀的一個重要佐證是,案發前一年的聖誕節,家博到林義雄家作客,直到11點多,林義雄的妹妹準備離開了,他才跟著離開,並且還送了他一程,一路上的對話都在打探林義雄家中人員的出入狀況。警總的頭目汪敬煦在回憶錄中,根據這個監控紀錄,認定「可見家博是這個案子的策劃人之一,他可以讓刺客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做完」。

對於一般有基本社交知識的人來說,在佳節與自己的好友聚會,在不算太晚的時間離開,順道送女性友人一程,路上關心友人的官司狀況,都是很日常的表現,日常到可能過幾天就不太記得路上到底聊了些什麼了。再正常不過的社交行為,卻是警總認定家博必然涉案的鐵證。

「檔案之我」與人民的敵人

蘇聯文化史學者Sheila Fitzpatrick將監控檔案中那個連自己都不太熟悉的鏡像稱之為「檔案之我」(file-self),被監控者無法對「檔案之我」產生任何自我認同的主要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那是由他人所書寫的我,而是因為無論情節大小,「檔案之我」最終都是需要程度不一「消滅」的敵人,無論對於自己受到監控有多大的意識,難免對於這類敵人指控產生本能的反感與噁心。

出身匈牙利的瑪頓(Kati Marton)在鐵幕瓦解後,獲准翻閱匈共安全部門對其一家的監控檔案,彼時她的父母活躍於布達佩斯的新聞界,是少數還能在匈牙利境內活動的「西方」媒體人,這也是他們一家成為重點監控的主因。1955年,瑪頓的父親在凌晨兩點被匈牙利秘密警察帶走,隨後被認定是美國中情局滲透的間諜,以間諜罪起訴。

1956 年 10 月 23 日匈牙利革命,在布達佩斯一座巨大的史達林雕像被推倒。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匈牙利民主化後,老馬頓獲頒最高文職獎,並將老馬頓的監控檔案交給他,這是他親身見證黑暗時代的見證。不過老馬頓終生都沒打開過檔案。

由於安全部門鉅細靡遺的監控,瑪頓意外地在這些檔案中補完了她的父母為了保護子女而刻意隱藏的一面,例如老馬頓曾經是反納粹地下組織成員的往事,還有兒時的塗鴉畫作還有照片,瑪頓以為這些舊物老早就因為搬家整理丟棄了,其實早就被秘密警察帶走,一直收藏在檔案堆中。

瑪頓注意到秘密警察對他們一家的描述經常以「資產階級」開頭。對於情報量極低的日常生活點滴,就強調這證明了其一家的「資產階級做派」;老馬頓則被認定是受「資產階級教育」的特務,所寫的報導都是敵視匈牙利的誹謗。「資產階級」的開頭定性了他們一家的身分,不是諸如戶籍、出生日期、性別等等現代人口治理的基本素材這類東西,瑪頓為以她們一家監控檔案為素材所寫就的專著所起的名字《人民之敵》(Enemies of the People):他們一家是資產階級,所以是潛在的「敵人」,是人民的敵人。

讓瑪頓困惑的是,秘密警察竟是從這些家居日常的監控紀錄中做出「人民之敵」的結論與指控,這對特務來說毫不困難,安全部門工作的基本假設是人們從來都不是表面的那個樣子,秘密警察的專業就是找出人們隱藏的「秘密」,秘密不只證成了秘密警察的理由存在,也斷定了人的樣子,更確切的說,「敵人」的樣子。在特務主管批示與行動建議中,她們一家從來都不是活生生的人,「其人性、情感全被洗滌得一乾二淨」,都是隨時可以驅逐、「清洗」與「處理」的「資產階級分子」。

為了維持這個資產階級家庭設定,秘密警察還會幫忙美化他們的親子時光,例如,檔案中紀錄了一日午後老馬頓帶著兩個女兒買文具、吃冰淇淋、逛玩具店與吃午餐的監控。

瑪頓不得不「感謝」秘密警察的費心,因為她早已忘了那個午後,也忘了她那個不苟言笑、脾氣暴躁令姊妹敬畏的父親,還有著關愛女兒的日常一面。

秘密警察與客觀敵人

對極權體制極具洞見的鄂蘭反覆強調極權體制與過去那些暴政的根本區別,其中之一就是它對「客觀敵人」的界定。暴政之為暴政,自然是因為它不容異議,不容體制的真正「敵人」,這些敵人可能有推翻政府的行動,可能只是有過這樣的想法,無論如何,暴政總有相對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他是「可疑分子」。然而,極權體制的完成卻是始於「完全滅絕真正的敵人,開始追捕客觀敵人」之時。

「客觀敵人」的存在不需要實際證據,任何人都可能隨時變成體制運動路線所界定的客觀敵人,之所以是客觀,是因為它是由極權體制對形勢客觀發展的邏輯推論,以及當局對特定政治路線的選擇所界定。

老馬頓曾在審訊時提到他在戰爭期間時反納粹運動經歷,旋即被秘密警察喝叱是否因為「左派傾向」才參與運動,老馬頓無法理解這個質問,但對特務來說,要先能用一分為二的邏輯將對方定性,界定敵我之後,才能理解應該如何對待對方。這則插曲令人莞爾的是,秘密警察似乎沒有發現「左派傾向」的定調將破壞檔案中「資產階級」的人設嚴謹度,同時也好像忘了他們守護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據說是無產階級專政。

當然,讓「故事」的邏輯一致在預先準備好的懺悔書、審訊記錄上顯得清楚明白,本來也就是秘密警察的專業之一,秘密警察的職責從來都不是調查可疑的犯行,而是確定可能的罪行。

客觀敵人取代真正敵人成為追捕的對象,所對應的是秘密警察或安全部門在體制中地位的轉變,從體制中的國中之國,提升到路線的主要執行者。嚴格來說,在所有曾經與現存的極權、類極權體制中,秘密警察部門都是組織最好、效率最高、辦公單位最豪華的部門。嚴格來說,秘密警察並不是黨國一體的必然邏輯延伸,因為正規政府體制中並不存在對付客觀敵人的相應部門,秘密警察是極權體制的獨到發明,它只服從領袖意志,因為只有領袖才能決定下一個潛在客觀敵人是誰。

線民是秘密警察與作為客觀敵人的監控對象之間的必要連結,讓體制的恐怖得以運作的小齒輪是由秘密警察以及成千上萬的線民與告密者共同集結而成。毫不意外也讓人意外,瑪頓在監控檔案發現她們一家的幫傭幾乎全是線民,告密網絡則包含了大部分的親友。

偉大的領袖與鬼祟的特務

黨國有時候用恐嚇的手段強迫線民,瑪頓一家有幾個幫傭曾經聲淚俱下向老馬頓坦承受到脅迫,不得不從事告密工作,老馬頓夫婦偶爾得幫忙炮製一些無關緊要的資訊,讓他們拿回去交差,甚至分飾兩角,協助這些受迫的線民撰寫對自己的監控報告。不過,老馬頓很清楚「一聲不響的告密者」才是最可怕的。

瑪頓在檔案中發現她們姊妹的保母兼法文家教「夫人」正是那個最稱職也最勤勞的線民。

對於極權體制最終得靠秘密警察,依賴秘密供養的現象,Elias Canetti認為這是權力邏輯的必然結果,壟斷權力的前提是掌握秘密,掌握權力意味著無法看透,「擁有權力的人看透別人,卻不讓別人看透」,獨裁者的力量來自於他對秘密的壟斷。

然而,極權體制畢竟不是帝王心術,後者依賴秘密的掌握維持君臣的不對等之勢,而極權體制的真正秘密在於它實際上不需要「秘密」,畢竟在一個任何日常行為都可以解讀為敵人傾向,解讀為對體制懷抱惡意,解讀為「可能之罪」的體制中,領袖並不需要像過去的暴君那樣掌握秘密維持權力,因為他已經掌握了秘密警察,而炮製的秘密無論如何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秘密:那構成一個人最為內在不欲人知的一切。假想的受困與壯膽用的歷史正確,都無法為監控報告增添任何秘密的本真,這是後來所有翻閱自己監控報告的人都不免納悶甚至哭笑不得的原因。

然而,秘密警察的恐怖不在於其虛構秘密的能力,而在於虛構過程中對於人類常識交往世界的瓦解。

秘密警察對於掌握秘密的能力與效率經常被高估,而他們瓦解社會正常交往因而釋放的破壞性力量,卻經常被遠遠低估。極權體制的副作用之一顯然是讓正常的人失去智商,秘密警察首當其衝,可是,它的另一個副作用,也是讓正直的人失去良心。

人們從來都不應該懷念過去那些還有偉大領袖與秘密警察的時代,一個依賴特務的鬼祟支撐,破壞人與人之間最單純信任的體制,沒有任何高貴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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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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