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負擔──獻給未來的政治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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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義》中提到，所有世界史的大事件與大人物都會出現兩次；馬克思則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給了眾所周知的補充：「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台灣正面臨這樣歷史的反覆性，2022年地方選舉過後，執政黨遭遇亂招致大敗、國民黨拿下多數縣市、蔡英文退下黨主席一職。

種種一切，彷彿在電光石火之間一閃而逝，除了讓人感到2018年的陰影回歸籠罩之外，對此次執政黨的全面失敗、親中政黨的大舉上台更是令人無所適從，檢討咎責喧囂四起，在國內莫衷一是的情形之下，對岸則在二十大以後確立更具危險性的統治結構，美中科技霸權的爭奪，在台積電的擴大投資當中浮上檯面，國際局勢暗潮洶湧，不言而喻。

歷經2018到今天的局面，不禁令人感慨，世局以我們想像力無法企及的速度流轉，活在當下的人唯有以有限的認知努力追趕，在被無以名狀的洪流席捲之前，盡可能抓住意義的浮木，使自身不致迷失。

筆者期望藉由此文，紀錄此刻令人震撼的變局，並且拋磚引玉，提出可能的原因及其解方，對錯與否都給此後走向未來更不確定局面的台灣，一個平庸但真誠的備忘。

消極革命及其不滿：蔡英文「中華民國台灣」路線的破產

地方選舉過後，許多論者認為是鐘擺效應的影響所致，即，對於執政當局的天然不滿，會反映在期中選舉之上。其實不僅是國內識者這樣看待，就連筆者熟識的日本學者，也將台灣地方大選的結果與美國期中選舉相比擬。不過這樣的政治常識，放在台灣的局面加以分析，並沒有解釋到真正重要的關鍵悖論：在一個有國防安全保障疑慮的國家，何以選民將票投給有國防安全疑慮的政黨？

唯二可能的解釋，要嘛選民不認為有國家安全疑慮，要嘛選民不認為某些政黨有政治安全疑慮。但在舉國深切認識到戰爭威脅的今天，顯然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促使此一認知失調的病根，在於蔡英文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路線。換句話說，是將台灣的認同問題「懸而不論」，不論親中與否擴大團結的基礎，這樣的政治策略。在過去，李登輝總統就任時期所主導的台灣民主化就是沿用這樣的策略，義大利統一運動的加富爾也是如此，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將此政治智慧稱為「消極革命」，在不爆發激烈流血衝突、族群矛盾的前提下完成政治改革。然而與此同時，也會留下後遺症，統一之後的義大利並未帶來最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共和制，而是反動的君主制；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並未帶來代表台灣民族的政治格局，留下了隱患叢生的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體制。而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路線，在選票最大化的同時，也讓違背台灣人利益的中國國民黨成為台灣人的政治選項。

平心而論，筆者無意批評蔡英文總統的政治決斷，畢竟一來正如同馬克思所言，人只能從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二來這樣的宣稱與政治路線，也確實成就了蔡英文總統幾次的政治勝果，但是算到今天，這個起源自李登輝的「復古革新」路線的保值期，只有區區六年。六年之後的今天，這個被堪稱能夠將選票最大化、最無爭議（實際上是懸置爭議）、「穩健」的政治路線，顯露出它「溫吞」的殘酷面目。

更糟糕的是，蔡英文總統任內對於深化台灣的認同工程著墨不深，強調民主重要性的同時並不同時強調台灣之於民主的必要性，而在沒有緊急事件發生的2022年，集體的危機意識無法藉由周子瑜事件或韓國瑜的民粹激發出來，依照民主形式的邏輯，鐘擺效應就盪回中國國民黨那邊去。

民族國家的沒落與人文學科的衰亡—原子化大眾人的民主狂歡

此次選舉大敗的外在形式如果是「中華民國台灣」路線得以讓鐘擺依循形式民主邏輯盪回國民黨，內在實質就是將票投給國民黨的選民們了。其實這是執政黨長期不重視深化台灣認同的後果的一體兩面。《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書中，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就提及，根據德國教育家洪堡的理念，大學的原型，應該是為民族國家生產公共知識分子的裝置。高等教育的初衷，在於延續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以及價值理念，讓公共生活與民主運作都能符合公共利益，這也是為何德國大學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領域都如此發達的原因。在全球化之後，由跨國資本帶來的新自由主義才讓大學變質，成為凡事追求固定指標與KPI、為跨國企業服務的論文生產機器。

在全球化底下，為了抵禦新自由主義帶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與貧窮，各個社會都在召喚民族國家，因為只有民族國家，才能夠進行符合公共利益與公平的資源重分配。然而在此一背景當中，卻看不到民族國家喚回大學，尤其是擔當民族國家文化理念的研究部門，人文社會科學的跡象。

台灣在高齡少子化的背景之下，高等教育面臨崩潰危機，政府對於文史哲等學科更是無暇顧及，令其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然而這樣的後果，就是讓民主的品質持續低落，讓政治的環境更加惡劣。

何以至此？沒有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等專業在社會的運作，任其衰亡的後果將是：失去歷史知識，人們將失去時間的縱向連結；失去社會科學，人們將失去群體的橫向連結；失去哲學，人們將無法抽象思考與推理能力；失去政治學，人們將不識公共利益。

簡而言之，被拔除在歷史記憶與社會生活之外，人們將被徹底地抽空的原子化，看不清自己與他人的聯繫和所屬群體的利益、一切的政治行動都流於情緒，民主選舉淪落為宣洩日常生活不滿的狂歡。這也是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提到，為何大眾社會時代下，被原子化的個人，會如此傾向於極端政治意識形態，進而輕易被納粹操控的原因。

台灣近來選後叢生不窮的民粹亂象，就是起源於對於人文社科的過度忽視，人們只在乎眼前利益，生活在流言蜚語當中，政府只能疲於奔命地闢謠、宣傳加以應對。如果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告德意志民族書》裡倡導以文科教育建立民族國家的構想，那麼文科的衰亡，也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喪鐘被敲響。

小結：本土政治的危機與轉機—朝向一個偉大的政治時代前行

本次地方選舉的大敗，雖然深深感到2018的陰雲風雨欲來，不過如果回想起葛蘭西曾經說過的「智識上的悲觀主義、意志上的樂觀主義」，則可以得知，儘管直面現實令人絕望，但挫折也使人得知最壞情況倒底為何，今後可以放開手腳努力前行。蔡英文總統為了穩定政局採取的「中華民國台灣」路線，也讓人看到其極限到底在哪，並且在這次的失敗以後提示了兩則本土政治不得不推行的兩個任務：「厚實台灣認同」與「復興人文學科」。我們必須將過去難以處理的台灣認同問題談清楚，並且放進政治議程當中；政府必須扶持人社領域的產業發展與延伸，將社會啟蒙的事業看作政治事業的一部分。

坦白說，台灣面臨的問題放諸全球是普遍的現象，但在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底下，這些問題又顯示出其獨特性與棘手之處。我們面臨的是內政民粹反智、外政強權圍堵、進退兩難、腹背受敵的情境。這是我們時代的負擔，也是命運女神加諸於這座島嶼的詛咒。我們唯有勇敢負擔起我們的歷史使命，才能無愧於前輩先人血淚交織、艱難保存的自由，並將這樣的自由貢獻於下個世代與全體人類。

「我們這個世代註定無法看到，我們所從事的鬥爭是否能取得成果；我們也無從得知，後世是否會將我們當成先驅。我們也將無從驅散一個詛咒，即我們出生太晚，趕不上前一個偉大的政治時代。我們只有朝向一個更加偉大的政治時代，策馬前驅！」（Nichtunserer Generation istbeschiedenzusehen, ob der Kampf, den wir führen, Früchte trug, obsich die Nachweltzuunsalsihren Ahnen bekennt. Es wirdunsnichtgelingen, den Fluchzubannen, unter dem wirstehen: Nachgeborenezu sein einerpolitischgroßen Zeit, – es müßtedenn sein, daßwir verstünden, etwas Anderes zuwerden: Vorläufereinergrößeren.）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於1895年就任弗萊堡大學時的著名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中，於演講的最後致詞，或許適合當下所有仍然熱血沸騰，願將此生奉獻於如此艱困場所的、如此艱難事業的政治工作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