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的準備好「與病毒共存」了嗎?

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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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病毒共存」的防疫階段正式來臨?

武漢病毒自2020年一月下旬(開始人傳人的時間應可回推到2019年底)從中國武漢大爆發以來,已歷經英國和印度變種,最近的Omicron現跡近兩個月以來,全球已通報超過九千萬確診個案,比2020年全年還多。

也許是因為確診個案大多轉輕症甚至無症狀,也就是說, COVID-19已趨向流感化,包括美國、英國、德國、丹麥等歐洲國家,都已宣告進入「與病毒共存」的階段,實施包括取消確診後自我隔離、放棄防疫檢查、解除室外戴口罩的規定等不同的政策鬆綁。

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召集人李秉穎也於日前表示,台灣不能用跳崖式的全面解封,而是應該依循「漸進式」模式達到與病毒共存的長期目標。

「與病毒共存」真的是面對Omicron必要的防疫措施嗎?它代表什麼樣的生命政治管理和防護?「與病毒共存」到底所指為何,具有什麼樣的政治、社會、大眾心理甚至生命倫理的意義?這些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在專業決策或政治操作之間

即便傳染病防治需要高度的醫療專業人員和健全的醫療體系,類似「與病毒共存」或其他的防疫政策也不可能脫離政治決斷;這並不是說政治決斷「必然」會干擾甚至破壞醫療專業,端視經過什麼樣的考量和程序、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早在近來各國「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宣示之前,我早已看見各種類似「回歸常態」、「後疫情時代」的期待、修辭或想像,和「與病毒共存」其實都是殊途同歸。

包括美國的川普、英格蘭的強森等右派政府,若非否認病毒傳染的嚴重性,就是採取放任、擺爛或佛系的防疫措施,採取自由主義一貫的立場,讓經濟體系維持或儘速恢復常態性運作。

左派政黨和人權團體則經常以基本人權或「例外狀態常態化」為由,抨擊和反抗包括強制戴口罩、隔離、封城、檢疫、疫苗通行證等防疫措施。對他們而言,也許連機場行李檢查都是生命政治管控和規訓,「與病毒共存」彰顯自主權和政治異議。

至於在台灣,在防疫團隊提出「與病毒共存」的防疫目標之前,總是以科學家或孤獨的先知自居、筆者不清楚是左派右派什麼派的柯文哲,在疫情狂飆的階段,就宣示讓確診率飆高、病毒擴散到一定程度提高集體免疫力的可能。既然如此,疫調不確實、不公佈確診者足跡、醫護人員和民眾打不到疫苗卻有特權診所可以半夜偷打、疫苗施打程序和場地欠缺妥善規劃(記得他曾責怪大排長龍的老人家「誰叫你這麼早來!」)等亂象都不是問題。「與病毒共存」是多好用的施政無能和政治鬥爭的遮羞布!

我們是要與什麼病毒共存?

反思「與病毒共存」最重要也最具挑戰性的一個環節,莫過於對病毒的特性有深刻的理解,或者理解它不可理解、無法全面控制的本質,而我們又必須做出回應和防護。面對如COVID-19這樣的傳染病(或任何傳染病),放任和國家恐怖主義式的防疫都不該是選項。與「與病毒共存」如果有任何意義(筆者並不否認它有),也是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之上。

確診個案顯示,檢測結果陰轉陽已是常態,Omicron在施打三劑疫苗和解隔離之後,可能仍然具有傳染力。輕症甚至無症狀已成為主流的確診症狀,病毒更深入身體組織,傳染軌跡更為飄忽不定。

病毒充滿悖論的特性暴露逼使我們必須改變既有的病毒詞彙和敘述框架。「與病毒共存」中的病毒已無法用「入侵者」描述,畢竟時序和空間層次的界線已無法明確釐清。我們所面對的病毒總是具有「早就已經在那裡」(always-already-there)的特性,單一化的、二元對立的免疫防護邏輯也不再適用:也就是說,防疫不再是「零和的戰鬥」。

病毒成了一種我們的防疫體系、社會運作、個人和集體生命的內在界線,無法被納入各種系統。它也像是鬼魂纏繞著我們,無法分清我們在追蹤它,還是它在追蹤我們的防疫措施。用哲學的語言來說,病毒像是「鄰人」(the Neighbor),如此親近,卻又如此陌生、無法認同(“identify”一詞同時有「認同」和「辨識」的語意),無時不刻擾亂我們的慾望和生命秩序。

與病毒共存的防疫部署

各家國際媒體和學術研究似乎都一致認同,台灣的防疫成果足為國際社會楷模,但是台灣的防疫措施不見得適用於歐美或其他國家,畢竟防疫牽涉到不同國家的醫療體系水準、政府形式、政治與媒體文化、公民社會乃至群眾心理。與此類似的是,與病毒共存不盡然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程序。

台灣的防疫團隊在過去兩年多的盡心努力,已是不需筆者在此贅言的全民共識,當其他國家因為確診人數爆量而喊出「與病毒共存」的時刻,台灣的防疫團隊還在盡可能釐清最近每日約六、七十的每一個確診個案的人事時地物因素與網絡。

那些因為各種政治動機而喊出「與病毒共存」口號的人,不管是真不懂或假不懂都無法否認一點:社會整體防疫力不會自然產生,而需要醫療量能和資源分配、各種檢疫規定、資訊統整與流通的生命政治部署。

如李秉穎所指出的,台灣不會盲目跟風其他國家實施跳崖式的解封和各種鬆綁。筆者認為符合台灣情境的漸進式的「與病毒共存」是正確的目標,重點在於如何啟動更具能動性的防疫機制,例如,避免因為收治更大量的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者而擠壓其他重症或慢性病患者的治療,讓醫療資源能更有效更公平分配,將是進入「與病毒共存」最重要的環節。

與病毒共存的生命啟示

強調界線防護的生命政治免疫邏輯發展到極端,對於生命的保護將逆轉為對生命的壓迫和殘害。如果更不可捉摸的病毒和傳染病已然是我們的日常,我們除了不斷追加疫苗、不斷強化控制,卻又變得更焦躁更恐慌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

我們的焦躁和恐慌是否只是我們不願意深刻檢視我們的常態生活的症狀?台灣人素來以愛吃藥(甚至吃到洗腎)聞名全球,這顯示台灣人面對病毒和疾病什麼樣的態度,能夠在信賴醫療專業判斷的前提下與病毒共存嗎?我們真的準備好「與病毒共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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