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能想像「後疫情」時代嗎?

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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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的確診數字淹沒「後疫情」?

依稀記得去年有一段時間,台灣的武漢肺炎疫情幾乎看不到本土個案,而境外移入頂多也只是零星的個位數字,舉凡國際政治、學術研究、教育學習、投資理財、房地產業等領域,都廣泛使用(甚至到有些浮濫的程度)「後疫情」一詞。

然而,隨著全球疫情的升溫和病毒的持續變種,台灣的武漢肺炎本土疫情也從五月中旬進入較為緊繃的階段,而三級警戒也將延長至六月中,「後疫情」一詞似乎漸漸被人們淡忘。焦慮和恐慌淹沒了期待和想像。大家好像活在一種疫情結束遙遙無期、時間懸置、看不見未來的悲觀狀態之中。我們真的注定只能這樣繼續恐慌和悲觀下去?

也許有人會引述各國疫情的曲線,預測台灣這波疫情的發展。問題是,病毒的變種與擴散不見得完全符合統計學的理性解釋和預測,統計學上的趨勢或任何完美的曲線都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重點在於我們如何理解現實、採取什麼行動。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武漢肺炎流感化與慢性化

由於武漢病毒主要是透過RNA進行相似度較低的複製,顯示它更容易跨越宿主、物種和環境產生變種和傳播。就目前已知的確診者個案來看,武漢肺炎相較於其他重大傳染病,致死率較低但感染率較高,而且(初期)輕症甚至無症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當我們談論武漢肺炎的疫情時,也許必須把焦點從「大爆發」(outbreak)調整到慢性病(chronic illness)。就目前個案來說,武漢肺炎會衍生出日常的慢性病,包括各種癌症、腫瘤、免疫系統失調、身心症等等。這樣的趨勢對於本身早已是慢性病患者的民眾來說,健康風險相對提高許多。在台灣有五成以上的老年人同時患有有三種以上的慢性病,最常見是高血壓、白內障和心臟病。慢性病處方籤充其量也只能控制和管理病情,很難或甚至無法完全根治。

從感染病毒到後續痊癒遙遙無期的慢性病,病患者接受的醫療照護越來越無法有確切的時間限制和終點。慢性病的存在根本否定了治癒的可能,在慢性病的時間性裡並不存在終點,於是時間失去線性的區隔與進展。

整備醫療資源,建置醫療社會

無盡延長的慢性病也模糊了陰性與陽性、健康與得病、常態與例外之間的界線,這是我們在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想像和提前部署「後疫情」時代必須先面對的形勢。「零確診」早已是個回不去的過去,發病的和沒發病的武漢病毒帶原者和確診者就在我們週遭。

「後疫情」時代不會是一個不再有人感染的「零確診」時代,而是感染、症狀和疫情的日常化。與病毒共生是必然的事實,但不表示我們什麼事都不需要做。恰好相反,我們要做的、可以做得有很多。

高效能的醫療行政絕對是首要之務。過去一年多來不管「防疫破口隊」如何干擾和唱衰,台灣的防疫成果已普遍獲得國際的肯定。面對近日頗為嚴峻的疫情變化,政府除了必須加速國際疫苗取得和國產疫苗上市的進程並努力提高疫苗接種普及率之外,更必須隨著疫情的變化調整防疫措施,部署更機動、更有效能的醫療資源,讓醫療防護網絡更有效地覆蓋每一個社區。

不論是醫療機構和資源的分級、社區醫院和醫療人員的徵召、防疫旅館和社區支持體系的建置,都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拋開黨派分野通力合作。包括目前已定期召開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防疫會議必須要持續下去,成為一種常態性的機制,通力部署醫療資源、整合資訊和發言管道,以及嚴厲執行各項防疫措施,特別是嚴厲監督高感染風險的營業場所,阻斷類似萬華茶室群聚感染。

防疫需要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公民意志

在這波疫情裡不管是「獅子王」、「萬華茶藝館」、「宜蘭遊藝場」、「全聯搶貨」或是「朝陽大學夜唱團」都與生活習慣有關。筆者無意評論個人生活方式,但必須強調個人感染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一個健全的防疫體系最重要的一環還是個人做好防疫措施,特別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病毒傳染和慢性病無所不在的時代。

公共場所、營業場所和大眾運輸工具維持嚴格的防疫措施之外,個人避免不必要的群聚、維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勤戴口罩和勤洗手等等都將是必須持續實行的防疫措施。

事實上重要的不只是「防疫措施」,而是重視衛生安全、工作態度、合乎禮儀的人際關係的生活習慣和公民意志。各位讀者不妨看看日常生活周遭有多少人對很多事都很無知和無所謂,把口罩掛在下巴和手臂(不知道那樣會讓病毒有機會附著在身體部位),在電梯內聊得口沫橫飛,一窩蜂爭搶商品和物資,上下大眾運輸共聚爭先恐後,在商店內排隊不知道維持適當距離…

遏止病毒訊息擴散

健全的防疫體系必須常態化,需要高度自律、懂得「自我照料」和防疫的生活習慣的公民。自律的防疫主體也應該是有知識的主體。台灣社會面對的除了有來自中國有系統的假信息滲透和「認知作戰」之外,還有每天堂而皇之在電視新聞、談話節目和網路社群媒體流竄的各種假訊息和似是而非的言論,在在都有可能衝擊民心士氣,造成防疫共同體的破口。

當5月22日下午衛福部長陳時中在例行的防疫記者會上宣佈當日去診人數321加400例「校正回歸」,立即引發藍白紅陣營和一些以知識分子形象為包裝的網紅一陣撻伐,他們冷嘲熱諷那是什麼鬼,完全背離現實地叫喊著那是在蓋牌、在隱匿疫情。

這些「校正回歸」的個案絕大部分都是因為雙北檢疫量能趕不上進度造成的延遲通報,陳時中部長在行政院院會和記者會都還在替地方政府說話,希望大家不要苛責。對於文字的理解力很低落就算了,至少要「已知使用谷歌搜尋」吧!

筆者無從判斷台灣社會有多少人習慣從扭曲、包藏惡意的假訊息和言論中獲得快感。除了政府部門必須繼續作出立即澄清之外,每一位進步的防疫公民都應該是這些病毒訊息的防衛者和反擊者。

防疫考驗人性與團結

眾所週知的英國文豪狄更斯《雙城記》的開卷語,「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頗適用於當前面對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的台灣,最卑劣的和最良善的人性都在此時表露無遺。

正當台灣面臨疫情嚴峻的考驗,仍然有各式各樣人為的「防疫破口」、各種包含惡意的假訊息、來自中國的認知作戰和只會噴口水說大話防疫的網紅和政治人物,也有整天喊著提前部署和封城的市長,卻連基本的防疫旅館都嚴重不足,一直把患者推到別的縣市…

繼金門片面宣布自己的防疫措施牴觸《傳染病防治法》之外,藍營執政的縣市政府、名嘴和買辦證處心積慮要讓中國疫苗在台上市,擾亂和打擊台灣防疫的民心士氣。

我們有什麼力量抵擋來自四面八方的侵擾?我們還有無數「負重前行」的醫護人員,也有許多自律的防疫公民和犧牲營業利益的防疫店家。防疫指揮官陳時中面對記者跟風炒作「校正回歸」,以他一貫冷靜耐心的口吻回答:「每個數字代表每個病人,每個病人又代表醫療資源怎麼應用。所以這不僅是一個數字,這不是新台幣,這是人!」

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順時中,也沒有人會認為整個防疫機制不容質疑,要不然例行性的防疫會議是在開什麼?防疫指揮中心每天召開的記者會應付千奇百怪的媒體發問,不是接受監督和檢驗是什麼?

當陳時中可以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都要大家不要苛責雙北市政府,包括因為檢疫量暴增塞車才有所謂的「校正回歸」,當民進黨執政的桃園市的防疫旅館收治將近九成的新北市確診者,那些恨民進黨恨之入骨的人能否多想一想,自己是否被政治立場遮蔽了人性當中美好的特質? 想像後疫情時代,我們對人性保持信念,也懂得辨別誰在消費恐懼和扭曲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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