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住宅的CP值是未來住宅政策的關鍵

陳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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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住宅政策,其實很簡單。只要我們要求住宅要CP值高就夠了。

目前的住宅又貴、又醜、又不好用,房價所得比世界前幾名,遠高於倫敦、紐約和東京。

為了存錢買房子,我們把自己變成CP值很高,努力超時工作、省吃儉用。

日常消費要CP值要高,要俗又要大碗,要求別人壓低提供服務和勞力的薪資。

結果,這些省下來的錢,全部都堆在房地產上面。

台灣的房地產是全世界CP值最低的產品。

如果住宅的CP值很高,房價和房租是可以負擔的,房子可以針對居住者的需求設計,可以促進鄰里關係,加強社會的互助,同時也對環境和地球友善。房價和房租可以負擔,就沒有買不起和租不起好房子的人,當然也沒有對無屋者的歧視。

歐洲的學者已經發現,愈多的房屋貸款補貼,只有讓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變多,更加推高房價。

台灣沒有左派政黨,媒體也靠房地產業生存,政策永遠不敢打房價,反而只有繼續支撐和堆高房價。房貸只是把更多人變成屋奴,讓房地產高層的炒作者,得取最高的獲利,這些高層的人才真的享受房地產的CP值。其他,都是屋奴。

只有拒絕聯考的小子,才能批判聯考體制嗎?

這麼貴的都市,卻這麼醜;都更豪宅,只管自己家,不管周圍的鄰居。

即使有屋的人, 都要站起來,我們要CP值很高的都市,要CP值很高的家。

改變台灣的都市和住宅,要求CP值高就夠了。

民間的力量才是改變住宅問題的關鍵

我為何要這樣寫這個說服台灣社會文,很多人認為台灣的住宅問題無救,因為房地產的利益和政府糾結,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然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我們忽略了人民也是重要的作用者。這不是民粹的號召,而是想要去找一個可以破解「房地產致富」緊箍咒,讓大家了解這種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的危害。

選舉又要到了,最能夠把政策改革的想法推出來就是這個時候。八年前,高房價是主要的民怨,所以成功選出了房市三箭的總統。現在,八年過了,房市三箭怎樣都不敢射中要害,無法阻止房地炒作,也無法防止更多資金流入房市,這些資金其實做更好的投資,促進更多經濟的發展。所以,住宅運動者批評,房市三箭,真的射垮的是可憐的青年。

房地產被變成像股票一樣的投資工具,這都是非實質經濟的投資,就是用錢滾錢,不是投資在工廠設備、實質建設,而且只有餘錢的人才真的玩得起,這種金融化的住宅投資嚴重加劇社會不平等,尤其世代的不平等,這些三十多歲以下的年輕人已被稱為「租屋世代」,只有仰賴富爸媽。

高房價也轉嫁在一般人的生活開銷,一家店面的租金有多少,我們的日常購物有多少錢是在幫忙付租金。很多人喜歡到國外玩,因為發現國外旅遊消費CP值很高,現在台灣旅館這麼貴,景觀混亂,怎樣去拚觀光。

很多人以為房市興盛,建築、土木和房仲工作者可以大賺一筆,但是在台灣這種低薪社會,建築師爆肝、土木營建業者爆肝、房仲超過14小時工作爆肝,最大的獲利者是可以賺取利差的投資者。房地產的買賣靠的是各種置入性行銷,房地產的蓬勃卻帶不起太多新的建築概念,蓋出各種領先世界的友善環境和社會的建築產品。房市炒作靠的是明牌,而不是好的房子。

談居住正義,要面對的是台灣民間有沒有社會正義的基本價值。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發展型國家的發展補貼策略性產業,用省籍和軍公教的區分來福利的差別,聯考的制度讓人生勝利組相信這一切都是靠個人的天資和努力。平等和正義議題,常常在認同的議題下被轉移焦點。

面對中共的武力和精神上的日夜威脅,反對共產黨統治也是社會共識,因此,有很多人也變成堅決反共的鬥士,左派友善弱勢、友善環境的思想在這情境之下竟等同於共產黨同路人,這種貼標籤的方式,也會讓台灣陷入民粹社會、而不是民主國家的隱憂。

很多人懷念強大的政府,在民主的社會,強大的政府不是蔣經國復辟的政府,是有強力的民意後盾,強力支持政府執行對社會有利的政策,這才是民主國家的真諦。

社會正義有沒有辦法變成住宅政策改革的動力,最後要看的是在這體制下的受害者,怎樣去吶喊,怎樣去動員了,怎樣去說服那些人生勝利組的爸爸媽媽叔叔伯伯阿姨了。

政府要提供紮實的住宅資訊,讓人民有知的權利

這不是民粹的號召,因為我也想藉這機會要求政府,必須做好調查,讓人民有知道目前住宅問題的權利。

我近幾年研究荷蘭的住宅問題,發現好的政策需要紮實的資訊基礎。荷蘭不僅是有好的社會住宅和都市設計,也有很紮實的都市調查的資料。整個都市決策不停地了解都市問題所在,找出好的政策因應,因此荷蘭的都市政策極為細緻,可以盡量照顧到市場和一般人民的需求,在財務上精確計算,這些政策內容非常有創意,卻也一點都不繁瑣,這跟他們在收錢時,把幾分錢的零錢四捨五入一樣,簡化但不粗糙,讓行政部門省略一些虛工,可以有效率執行。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很少人提到荷蘭是很注重數字的國家,這跟他們早期就發展國際貿易的經驗有關,國際貿易需要募集資金,所以他們很早就發明股票系統,這些都需要數字去經營。在政策上,也可以看到重視數字的政策管理和決策的模式。這些數字和紮實的田野調查可以讓政府掌握問題,也可以反過來檢視政策是否有效,可以隨時做調整。

荷蘭每兩年的住宅抽樣問卷,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政策參考,這個資料加上註冊系統和稅務系統,因此,住宅政策有充足的資料作依據,許多住宅問題,像是住宅是否有貧富隔離、種族隔離的問題,社區是否高級化、排除社會弱勢者,擁屋者的基本資料,房東的基本資料等等,都市服務的重要工作者,像是中小學老師、警察、護士,是否有辦法負擔都市的住宅,不會因為昂貴的租金或是房價,而選擇搬出城市到其他比較可負擔的地方工作,造成都市基本服務的品質下滑。

台灣的住宅狀況調查已經停止執行,之前的調查內容和社會現況脫節,也缺乏挖掘住宅問題的意識,所以調查的內容很難讓社會了解住宅問題的現況,但是政府選擇不繼續調查也是極有問題。台灣的住宅問題一直是個黑箱問題,之前房價不透明竟然可以持續幾十年。資訊愈不透明,就愈有助於有心者左右資訊來促進房地產炒作,很糟糕的是,政府也不希望更多住宅問題暴露,造成更多行政的壓力。愈無知的社會,就愈容易被操弄。有土斯有財,不是台灣的舊有文化,而是這種資訊操弄的結果,無止盡地虛報利多讓有土變成私有財,讓大家都相信住宅和土地是最好的投資,把省吃儉用的大量資金投入房市。

台灣低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過多資金累積在房地產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和世代不正義問題,資訊不透明的住宅狀況,更是有害都市環境永續發展,犧牲人民基本居住品質。資訊透明,房價只是第一步,還有很多調查研究的基本功,政府必須繼續執行下去,有正確的資訊才會有對症下藥的施政品質。我們真的不需要發小糖果的政策,而是需要正視問題,解決問題的政策。正確的資訊很重要。

作者為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公共事務與國際研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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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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