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暗殺抑或是躺平世代的反噬?──另一種理解安倍之死

陳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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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當天,我到位於東京赤坂的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 Tokyo)參加德語檢定,一連上午的考試結束以後已經是下午一點,拿回考試必須上繳的手機打開一看,各大媒體版面已經被安倍晉三前首相遭到槍殺一事佔據版面。

下午兩點左右口試開始時,德國主考官劈頭就說:「你們聽說上午的政治暗殺(das Attentat)了嗎?真的好可怕。」確實,這件悲劇帶給日本人不小的震撼,就連在歌德學院的工作人員也以不敢置信的口吻,和同僚們激烈地議論著。赤坂地區中午休息的上班族們,也彷彿靜止般盯著手機,關注這起罕見的慘事。

目前台灣的相關報導與評論當中,已經有許多詳實的、對事件經過與對安倍晉三的側寫,還有他無論在發言與行動上支持台灣的種種作為,本文無意在這些專業意見上再錦上添花,只是想從筆者自身的感想出發,提出一個關於安倍之死的看法,以及對於觀看自民黨及安倍晉三的、不一樣的角度。

昭和時代的回歸抑或是平成、令和躺平世代的反撲?

首先讓筆者感到無比「違和感」的,是此次事件的時間點。就我在京都大學同個研究科的學長所說,在普遍「政治無感」(ノンポリ)的令和社會,為何會出現這樣嗜血的恐怖主義行動?彷彿讓人以為是激動、熱血沸騰的「昭和」回歸,但是望眼一看,左右之爭在日本社會早就是不值一提的「過時」議論,一般對政治無感的日本人普遍掙扎於生計、年金保險問題,偶而在出遊與飲酒會(飲み会)中尋找歡愉,這樣的社會為何會出現這樣極端的政治事件?我們應該要如何理解背後的社會氛圍與此次慘劇的關聯?筆者想點出幾個綜合性的因素,試圖為這場「不合時宜」的案件提出可能的「推理」。

首先,必須了解的是,自安倍到岸田以來的自民黨統治,是承襲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助長網路右翼與極端右翼、甚至不惜擁抱保守價值的政權。當筆者這樣說,已經感受到「左膠」、「中共同路人」的標籤在身後若隱若現了,容我借助日本「保守本流」的右派評論家中野剛志的論點,進一步說明這些問題。

中野剛志是留學愛丁堡大學的經濟官僚,承襲他老師西部邁的立場,是頗具盛名的保守派知識分子,他的經濟民族主義著作諸如《富國與強兵—地緣政治經濟學序說》、《國力論》長年在亞馬遜上暢銷(但台灣始終只翻譯他的《TPP亡國論》,實屬可惜)。

他跟安倍政權之間的爭論,在他的《TPP亡國論》當中就已經開始,不過最可以總結他對安倍政權不滿的,在於某次對自民黨要將消費稅提高到百分之十,他出席該次討論會的發言(可惜筆者執筆的當下,已經找不到當時的會議影片),他認為提高消費稅,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慾,進而導致經濟與產業的衰退,經濟與產業的衰退將加深本來就已經沒有出路的高齡少子化,因此當時他的政策建議是,無論如何都不要再將消費稅提高了。

但是當場的安倍晉三置若罔聞,隨後消費稅增加的結局也已經被我們所預見。而近幾年來中野剛志的作品的主題就是《日本的沒落》了。

據此,我們得知安倍晉三為了讓日本成為「世界上最能讓企業活躍的國家」,他提出的安倍經濟學,是左派理所當然討厭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降低企業稅率、減少社會福利、放寬勞動法規)在所不論,就連右派都對他只為了解決退休人口的年金問題(票倉來源),而採取短視近利、殺雞取卵的作法頗有微詞。

在日漸惡化的生活環境底下,一般的日本大眾只能庸庸碌碌地為了日常生活而奔波,更糟的是,日本積習已久的家族政治,也使得藉由底層民眾的加入促成體制內的改革成為不可能,日本年輕人沒有加入政治的選項,不是安分守己地成為企業戰士(或公務員)為一己營生打拼,就是在躺平中爆發。

助長殺伐的右翼極端民族主義氛圍

在台灣對於自民黨以及安倍晉三的印象,多半是「愛好民主」、「理性」、「親民」的形象,然而安倍晉三以及自民黨也有助長網路右翼、(排外式的)極端民族主義之嫌。安倍晉三對於慰安婦等等的歷史問題在所不論,而且相關政策的好壞也保有討論的空間,但本文想要提及「不允許在日外國人特權市民會」(在日特権を許さない市民の会)簡稱「在特會」的例子。

「在特會」是怎樣的組織呢?在這裡舉一個2009年京都朝鮮第一初級學校(小學)的襲擊事件為例,這個組織的關西支部因為朝鮮小學對周遭公園的使用問題,就開著街宣車到校門口示威,在仍有學生在校園的情況下,包圍學校,對學生進行語言暴力(用廣播器朝學校喊「朝鮮人滾回去」)、並且破壞學校的器材等,這樣赤裸的暴力儘管校方報了警,京都警方也只是口頭警告,並沒有更近一步的作為。

這樣被美國國務院稱為超國家主義、聯合國呼籲要修法遏止的政治團體,現在仍然在日本社會堂而皇之地活動著,並且與自民黨(包括安倍晉三)有若干聯繫,安倍晉三甚至有留下和在特會時任關西支部長増木重夫之間的合照。自民黨與極右翼團體之間諸多檯面下的關係,不言可喻──自民黨內利用希特勒的宣傳手法當作政治教科書「HITLER(ヒトラー)選挙戦略」則是另一件留待以後展開的事了。

「那麼,為什麼要在意這種事呢?你一個外國人干涉日本內政要幹嘛?」對於這樣想當然爾的質問,我無意也無能「介入」日本的內政,只是我想藉由這樣的事件說明,安倍晉三與自民黨放任國內的極端右翼團體活動,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參加政治改變社會的空間、正常的社會運動會「社會性死亡」──日本的同學們忌憚於參加社會運動,是因為極度影響之後的「就活」(就職活動)。但右翼團體的暴力又能被輕易原諒的話,那麼這次事件的某種「社會成因」,也就能「理解」了吧(當然,理解不代表原諒這類的暴力)。

餘下的懸念:大學法人化以及如何期待台日實質關係的進展

作為留學生,對於此次的事件,在震驚於此等「過時」的暴力的同時,也不禁會想這次的事件對於我、對於台灣的諸多影響。對於安倍個人,我的感想是複雜的,畢竟安倍對台灣的支持確實是「見諸報章媒體」、肉眼可見的,但是自民黨並不全然支持台灣,況且眼下的擔心是日本對台灣的支持,會不會因為安倍的逝世而「人亡政息」?

此外,對我來說影響較大的,是「國立大學法人化」的政策,對於京大、東大等前帝國大學,安倍晉三推動的這個政策,實質上將日本的大學徹底變成企業經營的模式,朝向教育商品化邁進。我理想中尊重知識、創造豐富日本文化的前帝大已然失去往日的光輝,日本的大學如同Bill Readings所說,即將因為教育商品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成為「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這是我個人較有疑慮的部分(周遭的日本朋友則懊惱於森友學園等醜聞將隨著安倍之死而石沈大海)。

無論如何,本文想要藉由另一個角度探討自民黨底下被主流媒體遮蔽的「另一個日本」,筆者認為,台日關係的實質進展,在於雙方對於彼此理解的深化,希望本文作為引玉拋磚,期待未來更多台灣知日派的深刻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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