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羅》引起的警覺

羅士傑

很久以前,就有人嘗言台灣的言論市場是一個淺碟化的市場!評論家與新聞製造者天天所畏懼的,往往並不是其製造的內容的品質,而是擔心沒有人會討論他/她的言論。

當某項熱門事件出現時,因為網路的推波助瀾,順應就會出現些無所不能的固定專家的評論,且多半是以一種「你所不知道的XXX」為主題句的論述行銷的模式,這幾乎變成一種當代的另類官民合作,不知不覺中也形塑了我們對事物的思考方式與習慣。正如同吳慷仁說過的:每天演出一樣的東西,一旦沈溺,表演的習慣就回不去了」。這對天天面對「看似出新,恐仍是推陳」的閱聽人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警醒。

圖片來源:翻攝斯卡羅SEQALU:Formosa 1867臉書專頁

「時代精神」有時就只有「時代」局限

我上課很喜歡跟學生分享一段話。學生問老師:現在是各種主義爭雄的時候,請問老師哪一派才是真理呢?老師答道:凡屬於所謂的「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近日台灣官方大力支持的《斯卡羅》的製播與上映,可說是近一週的「時代精神」,自然也是登上了台灣人的言論市場,並主動期待與被動地開始有各方面的大鳴大放。

有意思的是,劇都還沒播完,也不知是否真正讀過原著小說,但已經可以根據「立場」來以「互相攻伐」的形式,來進行言論市場的消費點數累積。我想吳慷仁點出的「沈溺」,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並不是危言聳聽!所以關鍵的問題會是:這些令人興奮的時代精神,跟之前有所不一樣嗎?或是說,有出現了不一樣的討論了嗎?風行一時的戲劇作品,成為歷史學家理解與重構某一個時代的切入,也並不少見。是否可以真得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還是只是另一波被提倡的趣味的復歸?但至少對我而言,任何一種被提倡的樂趣,我總是心懷畏懼。

影劇作品可以留在大眾對歷史的記憶中,看似順理成章,但能長久則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透過影劇作品去理解那一個時代,對一個歷史學家而言,不光是對不同性質資料的史料癖,與總是習慣性地會對影劇作品的詮釋內容產生「真得是這樣嗎?為何會這樣呢?如果不是這樣,又會如何呢?」的職業病外,最令我警覺的是:透過對「過去發生過的事」與「現在正在發展中的事」的對話,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國家力量對於如何結合影劇作品去進行國民教化,仍然是有非常高的興趣!

仰慕NHK大河劇,有時助力恐成阻力

戲劇承載了歷史記憶,更重要的是,透過戲劇的流傳,還可以形成貫串不同時代的人,對類似人事物的看法,而且還極不容易撼動。此間最常聽到的成功例子,應該就是日本的大河歷史劇系列。日本NHK長年製作的歷史劇,對於塑造台灣人意識有使命感的文化建設的官員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雖說是成為推動歷史劇製播最重要推力與助力,但從另一角度來觀察,我認為其實也變成了一種因為期望而產生的阻力。對這樣的阻力的思索,就如同中國的搖滾歌手崔健受訪時說過的:「藝術有政治的責任,但沒有政治的義務」。當權力結構的斧鑿,也是如此明顯時,我只想提出這樣的警醒。

戲劇往往會有失真,或說是程度的不同,但更可能是呈現手法的巧妙與熟練與否的差異。追歷史劇的時候,對我而言,總是令人期待的是:是否可以透過這些重新的詮釋,讓我們得以享受滋生出新的思考的感動?如此透過閱聽,因此享受創新所得到的自由感受,村上春樹在他的自傳性隨筆中,就有很好的描寫:

不久前我讀到紐約時報(2014/2/2)這樣描寫剛出道時的披頭四:

They produced a sound that was fresh, energetic and unmistakably their own.

他們所創造出來的聲音是新鮮的、充滿活力的、而且不會錯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雖然是非常簡單的表現,但可能是原創性最容易了解的定義。

歷史學者看歷史劇,也往往會有想要按下暫停鍵,然後開始說:「這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吧?」的時刻。但透過研究歷史,我們也深知:所謂的歷史也往往因為記錄者與詮釋者的權力斧鑿而造成落差,所以「歷史是一個浮動的、有問題的論述」。但只是沿用戲劇內容是否是百分之一百真實的命題?我更以為這更像是一個稻草人式的辯論問題。

對此,我也想起2011夏天,我在廈門跟一大群高中生一起看《建黨偉業》的往事。那一天,我因為天氣太熱,打算找間電影院避暑。我選了部最便宜的電影,走進了黑壓壓的影廳,才發現我跟四個班的中學生一起看這部政策片。後來地方宣傳部門的朋友知道我去看了,還跟我:《建黨偉業》若賣座不到八億人民幣,是不會下片的。對我跟對那四個班的高中生而言,電影的內容因為國家制式教育的關係,早已經是八股了。也因為歷史真實的塑造對權力的營造是如此地重要,但釜鑿出的真實,反而輕易地成為了笑柄。

記得片中,有一幕描寫毛澤東談戀愛的片段。被刻劃成一代文青的毛澤東,大雪天斜躺在床上,正在看著書。我當然還在想,這樣看書的姿勢也太累了吧?想著的時候,已經聽到一些類似的竊笑聲。接著楊開慧順著雪色推開了門,一陣冷風進屋。文青依然眼睛沒有離開書,只是輕聲地問:是誰呀?說著時,妹子燦笑地答:是我呀!潤之哥哥!緊接著全場大笑!不光是這情節,因為電影中有太多一線明星(往往是擁有外國籍的中國演員)跑龍套地出現,也引起好幾陣哄笑。

我想我就是因為聽到、感受過這些笑聲,讓我知道歷史跟戲劇的各自侷限,對創新的渴求,以及對閱聽者實際反應的敬畏之心。更是對那幾年在田野間體會出的「革命歷史韓劇化,革命據點迪士尼化」所發展出扁平解釋,深感戒心!但也因為那些年輕的笑聲,我不會覺得絕望。

從《源》到《斯卡羅》

弔詭的是,我自己在看《斯卡羅》的時候,除了魏德聖導演的作品外,我想起了一部講漢人移民台灣的電影:《源》(1980)。這部由中影製作,也是小說改編的「政策片」講的是漢人移民台灣的過程,之後還被教育部評為「優良教育影片」,也獲得第廿六屆亞洲影展最佳編劇獎,片中與洋人合作挖石油的描述頗有意思,但基調是充滿了漢人中心史觀的拓墾史書寫。

結合那個時代台灣的需求去觀察的話,這部電影的製作,自有他的脈絡可言。但到了今天,我想絕大多數人應該都忘記此片的存在,此片也很難可以稱上台灣史上的重要影劇作品,更難給往後的台灣人太多啟示。但弔詭的是,片中那種漢人中心的移墾史觀,還是深植/沈溺在某些人的心中。我想這自然也是今天《斯卡羅》這部戲,受到支持與討論的重要原因之一。回到台灣近日對《斯卡羅》的討論,除了立場的不同,所能輕易預測產生的攻伐外,戲劇的情節展開是否服人與動人、人物細節的考證又是否足夠精細來展現製作的能力外,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這部作品,是否真正引起了往更深層與更長期思考的興趣。

以我的了解,加上過去十多年在海峽兩岸以流域生活圈而非政區為中心所進行的田野考察,可以輕易地發現臺灣與中國各地的歷史發展的區域性差異甚大,想用單一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去詮釋歷史,應該是只有存在八股的教科書中而已。結合了田野與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在同一塊土地上,不同時間下不同的掌權者是如何去建立了不同權力結構。

在台灣田野間常見的不管「番租」或「割地換水」的實踐以及面臨外來強勢文化的衝擊,不光是台灣,也同樣發生在中國與其他華人的世界,都可說是不同人群間為了追求更好生活,所摸索建立的合作典範。雖說,我們今日在田野所見的多半已經是成王敗寇的最後結果,但進行地方歷史的研究的重要意義之一,自然就是在理解與回溯這些人群在不同的條件下建立合作典範的變遷過程,去重新對過往的解釋,提出對現在或未來生活更好的方向指引。

可是從1980年的《源》,到2021的《斯卡羅》,對上述問題切入的變與不變,又該如何去進行理解?當我讀原著小說寫道:「你體內的血,決定你的想法」時。我可以理解這句話的脈絡,但我仍倒吸了一口氣!我是一個強調用人類學的問題去研究地方歷史發展的歷史學者,我深信:任何文化最自然的本質,就是互相學習,以及共同分享。但劇中的族群矛盾算計、英雄主義與高舉人頭的畫面,再次對我造成衝擊,讓我動筆寫下了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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