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學校成為一個不快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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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服務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三月中旬傳出學生墜樓的不幸事件。無獨有偶，人本教育基金會日前舉發豐原高中一名學生因不堪學校教官和校安人員長期不當管教而輕生的不幸消息，同時控訴校方和臺中市教育局的處理方式。兩個不幸事件性質不盡相同，共同點在於它們都不應該被看成獨立的偶發事件。

哀悼這樣的不幸事件、如此年輕的生命的消逝使人無言，但筆者身為人父和教育工作者在哀傷之餘也想追問，學校作為一個知識陶冶和心靈成長的地方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孩子又為何如此絕望。

學校不是軍隊和監獄

根據人本教育基金會的陳述，豐原高中校方和台中市教育局在不幸事件發生之後，企圖掩飾和混淆視聽，把事件扭曲成學生行為不檢和適應不良，過程中家長也因爲學校傳遞的訊息而被誤導，錯過與小孩的深入溝通並即時提供必要援助的機會。

仔細了解整個不幸事件發展的過程，不禁令人憤怒與感慨，學校竟成了一座「敞視監獄」（the panopticon），不當的管教方式比之軍隊有過之而無不及，教官和校安人員的行徑更是無異於黑幫圍事。

據報導該名學生曾在校喝啤酒，自此就成為被特別「照顧」的對象，三不五時就被搜身，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被誣賴偷錢，被逼寫自白書，一個學年下來被記了四支小過，被逼休學……

關心這個不幸事件的讀者們可自行參考人本教育基金會的記者會資訊。殘害人性價值的不當管教不該有任何藉口，縱使學生曾有不當的行為，縱使輕生不是值得鼓勵的選擇，我們更需要警惕的是到底學校體制有什麼結構性的因素，造就了不當管教，成為不幸事件的誘因。

學校不是軍隊和監獄，學校「理想上」該是陶冶知識與情感乃至照料靈魂的處所，但長久以來臺灣的教育體制甚至家庭都把行為管教無限上綱，甚至有許多人「不處罰就不會教」。

自白書、悔過書、獎懲、各式各樣的處罰儀式和檢查，包括分數主義的教學與考試，都是敞視監獄的權力監控，對於學生進行級別標記，甚至是種族化的區分。這樣的敞視權力和威權的心態不懂得也不需要尊重，那是一套將學生「客體化」和非人化的權力機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教育部宣布教育鬆綁的政策，例如學生可自行添加保暖衣物，學校不得以服儀為由處罰學生，部分學校會反彈似乎並不令人意外。學生懂得據理力爭，換來教官「你去跟教育部說呀！」的反嗆。

無所不在的冷暴力

 筆者很好奇，學校裡的其他老師、教官、校安和行政人員怎麼看待整個霸凌過程，一無所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是冷漠以對。當我們企圖理解霸凌乃至於對於人性價值的壓迫的結構性因素，我們很容易忽略那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因為過於平凡，使得我們失去覺察，甚至不以為意。

瑪麗法蘭絲·伊里戈揚（Marie-France Hirigoyen）著有《冷暴力：揭開日常生活中精神虐待的真相》（La hartcèlement moral: La violence perverse au qutidien）一書，探討日常生活中各種形式的「冷暴力」。

簡單來說，作者談的「冷暴力」泛指長期貶損、打擊他人自尊、使人身心受創的精神虐待，包括語言暴力、騷擾、網路霸凌、拒絕溝通等等，常見於包括家庭、職場、社會關係之中。這類的暴力不像身體虐待那樣明顯，甚至近乎隱形而不易舉證，但形同對靈魂的實質謀殺，因此讓受害者更孤立無助。

筆者不想在這裡覆述自己親身經歷和聽聞的老師在課堂上如何責罵和羞辱學生，還有多少教育工作者「不處罰就不會教」，無限上綱記過處分，縱容或合理化各種冷暴力。

也許我們不該天真地期待學校能夠讓所有傷痛都得得到安頓，畢竟每個學生都是複雜的個體，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最低限度是不要讓學校成為一個冷暴力滋生的處所，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在言語和行為的層次上都能夠細心對待每一個學生，讓學生有更多喜歡上學的動機。

我們需要什麼樣輔導和諮商制度？

到底還要發生多少次令人悲傷的事件，我們才願意或者才能夠徹底檢討獎懲制度的存廢、教學和對待學生的方式？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輔導制度，才比較有可能接住更多的無助學生？

事實上，筆者所服務的學校在過去幾年裡接連發生過數起學生輕生的不幸事件，甚至在各大學校園也都時有所聞。更令人感到憂慮的是，這樣的現象是否會（或者已經？）向下延伸到國高中。

心理輔導和諮商乃至於整個精神醫療體系千頭萬緒，不是本文有能力處理的議題。但筆者必須沈痛地指出，若要抓住更多需要幫助的學生，絕對不能只是在不幸發生之後，行禮如儀地發布類似「校長給全校師生的一封信」。

事後的關懷和安撫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專業諮商和支援系統的建置和運作，這不是談一談就可以，而是需要充分的人力物力，要做很多實際的工作。

試問，如在類似師大校方引以為傲的「專責導師」制度下，一位專責導師要負責一整個系所有時動輒上百位學生的輔導工作，是要如何接住需要幫助的學生？健康中心提供了哪些資源，專業諮商好預約嗎？和家庭的聯繫溝通充足嗎？學校治理是否都還是成本獲利導向，不願意在這些事情上多挹注資金和資源？

學校需要建制的輔導和諮商體系不只需要充足的人物力，更需要具備更高的便利性和機動性，為個別學生不同的學業、情緒和生活狀況提供不同的協助，進行個人化的諮商和療程，不論是談話、瑜伽、音樂、藝術、哲學與文學諮商都可以是選項，到必要的轉診就醫，都可以是學校輔導和諮商體系應該提供的協助。

是什麼讓學校成為一個不快樂的地方？

根據筆者側面的了解，師大這位學生飽受憂鬱症所苦，對英語系課程的興趣不及於音樂系，但礙於缺少專業的音樂訓練，而無法實現就讀音樂系的夢想。

筆者無意在此妄加揣測任何原因，也無意訴諸任何簡化的因果關聯。筆者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面對這樣的不幸有著深深的愧疚，深自反省個人和整個學校是否還能怎麼做，才比較能夠接收到學生的求救訊號，提供必要的援助。

不快樂的老師大概也很難教出快樂的學生，甚至會把自己的不快樂投射到學生身上。即使快樂不必然是唯一的教育和生活目標，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師生之間的情感互動，一方的情緒狀態必然會牽動另一方。老師在專業養成過程和實際教職裡，也都必須要有這方面的技能，甚至也需要專業的協助。

「是什麼讓學校成為一個不快樂的地方？」這樣的提問也牽涉到學校的勞動條件。現行的教職（特別是中小學）錢少事多，教育工作者長期處在身心緊繃的狀態，特別是非正式職缺的教師，過勞、抑鬱與焦慮幾乎已是常態，行為怪異者、無理、不尊重學生、不人道的不適任教師大有人在，而且都是一教就一輩子……

追問「是什麼讓學校成為一個不快樂的地方？」也是要反思與警醒還有多少壓迫和屈辱隱藏在校園的角落裡。要做的事千頭萬緒，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做起，努力把不均等的權力關係降到最低程度。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