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功高震主」或「乾坤獨斷」嗎?──談《指揮:從朝鮮到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政治》一書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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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除麥克阿瑟,並不因為他是個「狗娘養的蠢蛋」;而是因為,他不尊重總統的權威。當然,他確實是個狗娘養的蠢蛋。但對於一個將軍而言,當個狗娘養的蠢蛋並不違法。如果狗娘養的蠢蛋當將軍違法,那這些將軍裡面,有四分之三應該都要待在監獄裡才對。(I fired him because he wouldn’t resp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President. I didn’t fire him because he was a dumb son of a bitch, although he was, but that’s not against the law for generals. If it was, half to three-quarters of them would be in jail.)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1973年美國《時代雜誌》訪問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從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到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為止。不到一年的時間,世界風行著「歷史終結」或「永久和平」等欣欣向榮的樂觀。人們甚至一度認為,戰爭與衝突,會成為過去的塵埃。但事實證明了這個錯誤。後冷戰一超多強的格局,相較於冷戰兩集體系,並沒有真的「比較和平」。從車臣和前南斯拉夫的戰爭開始,這些原本萬里之外「森林中倒下的樹木」,透過衛星電視的普及放送,進入各家廳堂與廚房。所以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我們時代的斷點,依舊是被各式大小「戰爭」標記與定義。2000年後,更隨著911事件、美國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擊殺賓拉登。一切顯示,世界沒有因此更安全,反而各處充斥著「看得見的煙硝」。

時序拉到2022年底的現在,普丁對烏克蘭發動的全面入侵,似乎沒有叫停的跡象。一方面,這讓我們再次體驗全球化與自由市場並非理所當然;更讓我們感受,超越地緣政治衝突「核戰邊緣」的可怕感覺;另一方面,烏克蘭戰爭迫使我們思考一個老問題,也就是「誰的手指真正扣在扳機上」?是軍頭還是政客?是獨裁者還是常規民主制下的當選者?還是這是兩者互動關係下,無法歸咎的必然結果?

英國戰爭史權威學者弗里曼爵士(Sir Lawrence Freedman)在今(2022)年9月出版的新書《指揮:從朝鮮到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政治》(Command: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from Korea to Ukraine)中,就在討論上述這個「政府軍文關係框架下」,「政治」與「軍事」間的競合關係。對弗里曼爵士而言,國家領導人與軍隊領導人間微觀的競合關係,而非國際局宏觀勢權力結構對比,才是真正決定衝突爆發與戰爭形成的關鍵要素。英國軍事史學者Saul David就在《泰晤士報》的書評中強調,弗里曼爵士的著作,正是透過政治與軍事間的關係,來了解「軍事行動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perations)。而正是這個「軍事行動的政治」,決定了當代國內外政治的多數面貌。

「指揮」的歷史:遍布全球的政治軍事互動關係

英國《金融時報》曾盛讚弗里曼爵士,他們認為,弗里曼爵士做為著有《戰略大歷史》(Strategy: A History)一書,並享有世界性盛名的淵博者,其雄厚的軍事知識、聊若指掌的戰場史,以及文學性的口才,使他在討論政治與軍事關係時,更加引人入勝。在本次的《指揮》一書中,他深入研究朝鮮、越南、福克蘭群島與法屬印度支那等地的衝突細節。其中每一章,都描繪了政府內部政治與軍事衝突如何點燃,以及人物和事件如何演變。

從戴高樂在阿爾及利亞和麥克阿瑟將軍在韓國的角色,到海珊在伊拉克和葉爾欽在車臣的角色,我們看到了各種重疊衝突的世界觀,以及各個時代的風雲兒如何嚴重誤判形勢。《經濟學人》認為,《指揮》最引人入勝的章節之一,就是回顧了以色列前總理夏隆(Ariel Sharon),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期間擔任以軍指揮官期間不停抗命,甚至直接率軍衝向當時以色列佔領的蘇伊士運河,並堅守陣地拒絕撤退。

這種以把握戰局為前提,習慣性蔑視上級命令的模式,讓所有夏隆從軍時期的直屬長官都怨聲載道,甚至用「贖罪日戰爭根本是夏隆的私人戰爭」來形容他的戰鬥。但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Moshe Dayan卻反駁這些夏隆的上官,強調「與其鞭打一頭懶牛,不如牽制一匹高貴的駿馬」(Better a noble steed that you have to restrain than a lazy ox you have to beat)。在後來以色列的黎巴嫩戰爭中,擔任國防部長的夏隆這樣描述自己的「戰鬥哲學」。他說:「早上,我去黎巴嫩,在戰場與恐怖份子作戰;晚上,我則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內閣與國會議員作戰。」

這種「人生就是不停戰鬥」的「戰鬥人生」,對以色列將領來說屢見不鮮。甚至這種戰鬥性格,也影響了以色列政治家的養成,以及軍事將領與政治領導之間的關係。因為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將軍幾乎就是政治家的預備梯隊,文、武領導間的界限往往很模糊。

但以色列這種「真,戰鬥民族風」的民主國家,其混淆文武的模式當世少見。一般來說,缺乏法治監督與制度化文武分割的獨裁統治下,文武區別經常消失,反而造就了不負責任又無能的專制指揮官。巴基斯坦軍事獨裁者葉海亞汗將軍(Agha Mohammad Yahya Khan),在 1971 年與印度交戰的關鍵時刻還在喝酒、玩女人。所以,戰事最後終一敗塗地,甚至間接導致孟加拉自巴基斯坦脫離建國。

《指揮》的反思:普丁並不特別,他只是做了其他獨裁者也會做的決定

有趣的是,從弗里曼爵士的觀點出發,缺乏法治監督與制度化文武分割的獨裁國家或威權國家,無論是「軍事強人統治」或「黨指揮槍」,這樣的決策,反而並非我們想像的高效率或「英明神武」,而是經常錯誤。因為這些自認「英明神武」的獨裁者,從希特勒、海珊到普丁,英明神武到底後,凡事親力親為的「微觀管理」幾乎成了必然的結果。而這樣的微觀管理,就是把人逼瘋、讓人暴君化的開端。

當獨裁者成為暴君,反覆無常、不容忍壞消息就成了日常。解雇戰敗的將領可能尚算慈善,各種花式處決也不是不曾聽聞。弗里曼爵士就在《指揮》中強調,「一旦要求所有決定都必須與獨裁者核對,整個政治系統就會失去所有主動性」。對獨裁者而言,「沉默螺旋」會先讓他周邊的人通通噤聲。消息來源越來越單一的狀況下,決策依據的錯誤資訊就會越來越多,決策也會因此越來越荒腔走板;而對前線指揮官而言,「隱藏挫折」會比「坦白承認」成本更低。因為在一個失去彈性的政治系統裡,獨裁者親力親為下,並沒有時間精力查核各種欺上瞞下的謊言,但絕對有脾氣第一時間處理掉坦承失敗的人。

所以對弗里曼爵士來說,普丁獨裁下的俄羅斯之所以會一步步走入戰爭,正是專制決策的負面影響。當領導者對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極其自信時,就容易受到阿諛奉承的弄臣慫恿。因為無視烏克蘭問題專家的專業建議,讓普丁的決定變得更容易。但這種「簡單粗暴」,通常也帶來更糟的結果。

因為,領導指揮成功的關鍵要素是做出正確決定。但這個「正確決策」的前提,應該是要在面對各種選擇時,納入對各式挑戰的評估;而不是避免挑戰,讓傲慢與偏見佔上風。手拿槌子,自然看甚麼都是釘子。而一個拿著槌子的領導者,幾乎注定自己面對的是瘋狂出現的地鼠,而非站著不動的釘子,因此只能在戰場和政治上同時面臨失敗。

正如同英國《衛報》評論所述,我們確實不知道民主國家面對戰爭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比較能打;但我們知道的是,獨裁者通常都會長成糟糕的戰略家,從海珊到普丁,幾乎無人能夠倖免。

《指揮》的洞見:民主國家的將領必須具備比我們想像更強的政治能力

相較之下,在民主國家,為了避免軍事權力喪失紀律、缺乏監督與制衡,文官控制軍隊,軍事將領聽命於政治領袖是政府運作的常態。雖然文職領導人可能有軍隊經驗(美、英現任的國防部長即為如此),但多數民主體制下、出生學者或民選官員的國防部長,他們有關戰鬥的專業知識絕對比不上職業軍人。所以民主政治下的國防部長,最重要的職能並不是戰鬥或規劃戰鬥;按照弗里曼爵士的說法,國防部長最需要的,反而是優秀的政治判斷與政治妥協能力。

做為一個國防部長,這種政治判斷與政治妥協能力,除了可以用來應對國內民主政治的馬拉松協商外;面對國際政治時,也可以發揮相當的作用。因為當代國際制度的設計,無論是在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下,或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霸權同盟體制下,幾乎所有西方世界涉入的戰爭,都是由聯盟協作執行。

其中,指揮系統錯綜複雜,牽扯到的政治角力與利益衝突更為複雜。唯有具備政治判斷與政治妥協能力的國防部長,才能平衡本國和聯盟夥伴間的利益、確保彼此的協作,並且讓軍事衝突或相關議題,可以順利在國際組織中討論與解決。正因為如此,善溝通、身段柔軟的女性國防部長,在北約國家當中就有9位。

不過,國防部長可能還是有由文官擔任的政治習慣,所以具備政治折衝能力可能並不特別。但民主政體中,當決策本非乾坤獨斷時,職業軍人也需要參與這個集體協商的決策過程。這表示,相較政治家需要軍事知識,軍事將領可能更需要政治上折衝的能力。套一句弗里曼爵士訪談前英國國防部長兼駐阿富汗北約軍隊指揮官David Richard時的話來說。David Richard就認為,現代軍事指揮官必須是「具有企業家精神與人脈的溝通者,而不是獨裁者」(That the modern commander must be an “entrepreneurial networker and communicator rather than a dictator)。

從弗里曼爵士的觀點來看,現代將領的軍事素養和戰略能力,通常都有長時間系統性軍事訓練掛保證。所以,真正能讓將領出類拔萃、脫穎而出的,並不是沒有鑑別度的「軍事能力」;反而是「政治能力」,最後決定了軍事將領是否為一流。在這裡,作者舉了近代美軍中,後來當選總統的名將艾森豪,以及提出「馬歇爾計畫」協助歐洲快速復甦的馬歇爾為例。

弗里曼爵士強調,艾森豪的成功,在於他作為二戰時期歐陸盟軍統帥時,調和鼎鼐的精明,而不是他如「坦克將軍」巴頓般作戰的英勇;馬歇爾的成功,則在於他作為國防部長時,敏銳的政治嗅覺,了解到必須透過大量的經濟援助(馬歇爾計畫),來避免西歐的全面赤化。

《指揮》的亮點:決定當代世界格局的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爭

在《指揮》中,弗里曼爵士共調查了15場戰役,並試圖從中了解,在影響一國最終行動的關鍵決策過程中,軍事將領和政治領導間的分歧。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15場戰役中的開場「韓戰」。此戰中,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和韓戰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兩人的衝突,不僅造成本次戰爭某種程度上的「戰略失敗」;而且這個失敗,甚至決定了後世至今近百年的全球政治格局。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界線,除了柏林圍牆以外,另一頭就是南北韓之間的38度線。

弗里曼爵士在《指揮》中寫道,現在被視為常識的「核武相互保證毀滅原則」,在當時還不是普遍的認識,更沒有被美軍所接受。核子威脅下的「有限戰爭」邏輯,被軍隊視為一種「慕尼黑」式的綏靖與怯懦。長期不服從命令的麥克阿瑟,對白宮強加的戰略限制(不可打過鴨綠江、不可激怒中國與蘇聯)感到惱火,甚至一再鼓動在朝鮮戰場上使用核武,並公開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

但值得注意的不是他被炒魷魚,而是「炒他」這件事情本身並不容易。麥克阿瑟時任韓戰盟軍統帥,是剛剛才帶領美軍打敗日本的當世豪傑;而且,對美國大眾而言,麥克阿瑟不僅是廣受尊敬的人物,更是杜魯門潛在的政治對手。然而,當將軍既不服從又才華橫溢時,情況就更棘手了。因為民主政治成為宮鬥,「兔死狗烹」對上了「功高震主」。這些新聞,隨著麥克阿瑟「戴著雷朋墨鏡、叼著玉米斗」的英雄形象照,燒遍全美,幾乎造成了杜魯門政權的「正當性危機」。

但事後證明,杜魯門炒掉麥克阿瑟,是極具正當性的。因為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爭,基本上已經不只是戰略路線的分歧或個人政治利益間的衝突。麥克阿瑟的不服從命令與炮打中央,一方面是對憲法賦予總統權威的不尊重;另一方面,更是對整個憲政主義框架下「軍隊行動必須掌握在民選政府決策之下」的挑戰與顛覆。麥克阿瑟從頭到尾沒有搞清楚的是,他不是在挑戰一個暫行政府權威的現任民選總統;而是在挑戰整個國家體制,乃至美國至高無上的憲政主義傳統。

弗里曼爵士強調,對當代穩固的民主國家來說,或許麥克阿瑟在軍方的位置上反抗或甚至顛覆民選國家領導人,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民主制下的總統作為三軍統帥,大多沒有軍事背景。就算是前戰爭英雄總統,還是需要軍方提供專業的軍事意見。但正因為如此,軍隊除了軍事上做為總統的工具,這個工具為了要稱手,還必須自備充分的使用說明,也就是成為更「政治化」、更了解政治運作、更能預測政治決定的軍隊。

不要說杜魯門與麥克阿瑟這對仇深似海的政敵,畢竟麥克阿瑟作為戰爭英雄,一度比艾森豪還更早要出來挑戰總統大位。連近代號稱最具民主多元素養的歐巴馬,都曾擔心他的將軍們為了部門本位利益,不停迫使他升級阿富汗戰爭。而且這種部門本位之間政治領導與軍事將領間的衝突,若是因為同盟協作,就會再升級成跨國性的矛盾。

如同弗里曼爵士在《指揮》中提到,1999年北約空襲南斯拉夫後的塞爾維亞戰爭期間,英國地面部隊指揮官少將Sir Mike Jackson如何拒絕他的美國老闆聯軍最高統帥Wesley Clark將軍,從俄羅斯人手中奪取 Pristina機場。因為根據Jackson少將的的政治判斷,如果他不抗命,他就是觸發人類毀滅按鈕的歷史罪人。他不想為了軍隊長官或更上層領導人的政治利益,佔領俄羅斯人的機場,導致西方盟軍與俄羅斯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還是必須回到克勞塞維茲

普魯士將軍、有「西方兵聖」之稱的克勞塞維茲,有句被大量引用的著名格言「戰爭無非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War is merely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cy by other means)。這句話,無疑可以貫穿弗里曼爵士《戰略大歷史》與《指揮》二書。

因為,戰略就是設定目標,並排除阻礙目標的各種障礙,藉此達成目標的整個流程。而在戰爭中的「戰略」,其目標通常都是政治的。政治目標的存在與否,不僅決定了戰略是否得以制定,更決定了戰爭與無端暴力間的差異。所以在這邊,戰爭開始的原因是為了達成政治。

另一方面,「指揮」是為了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指揮的核心,在於政治領導與軍事將領間的協作。在這裡,協調與妥協成為「軍事行動政治」的核心,政治因此成了戰爭的重要一部份。

從此,不僅政治的延續成為戰爭;戰爭的延續中也包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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