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南加州暴徒攻擊台語教會的慘案,我一再思考它的意義,現在有一點想法供大家來反省。我必須首先說我直到大學畢業出國之前都是台灣長老教會的會員,出國以後才不繼續在臺語的長老教會做禮拜。五十多年來,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參與英國人(香港或居港的外國人)或美國人的教堂做禮拜,現在則在一個「華人教會」(主要是華人,用英文做禮拜)聚會。
不少「周文偉」們仇視長老教會
周文偉選擇攻擊教會是一件令人難以瞭解的事情。這當然是因爲長老教會多年來選擇並堅持要使用母語做禮拜(有許多客家教會也繼續維持長老教會的會員地位,但是使用客語;原住民教會亦同),又似乎支持臺獨,所以引起許多人的側目。一般人認爲宗教除了勸人爲善之外,應該追求道德理想的實踐,與世俗的文化隔絕。長老會似乎與這樣的認知背道而行,於是很多人似是而非地認爲台灣長老會排斥中國文化,反對做中國人,用宗教的組織來推動他們反對中國的活動,迷信而又有政治野心,當然無法寬恕。
周文偉算是台灣的「高等華人」嗎?我不認爲是如此。當然,他沒有去美國之前,過的也算不錯,沒有什麽理由怨天尤人,覺得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無法與左鄰右舍正常交往。進一步說,這其實是很多與他相同背景的人都有的現象。固然有許多人過得比他更好,而且不合理的好,但是也有很多人難以適應他們從小就被灌輸的「金光大道」遲遲不能來臨,甚至於覺得他們的「中國夢」在台灣日益變成虛幻(怪罪是美國人造成的,連帶認爲台灣人幫凶)於是開始寄托於另一個蔣介石的出現。
兩蔣棄他們而去,於是改擁另類強人
這些人眼看著蔣介石過去了,連他的兒子也捨他們而去,於是在美夢破碎之後,開始轉向中國,相信偉大的領袖(或聖人或明君)必然仍會出現於黎明。再不然就退而求其次,寄望光頭佬韓國瑜,仰望他,以爲至少反映了他們的指望。三四年前,韓國瑜風生水起的時候,他們的興奮之情透過競選造勢,造成極大的震撼。滿街的人突然穿紅衣、戴紅帽,一時間產生了一種正常人很難瞭解的激昂。
造勢的那一天,我正好到臺北,走在徐州路上,看著剛造勢結束回家的人群,一群群地從我身邊走過,我不免會有一種驚恐的感覺。我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但是竟會有一種旁邊的人似乎講話比平常遠為大聲,不絕地向著我轟炸的恐懼。他們怎麽似乎特別魁梧,而女人也似乎特別呱噪,他們的亢奮也許帶給了他們一種一時的滿足,但也令人生畏。當然,這只是台灣的少數人的現象。許多與他們有相似背景的人,特別是有享受特權好處的人其實對於這樣的情形是保持批評態度的。
缺乏正信,寧可催眠在虛假的真理中
周文偉是一個患上群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小人物,常常陷在一種歇斯底的亢奮裡。我相信他在美國的生活也是一樣地窩藏在同溫層的洞穴裡,見不到亮光。説真的,相似的人固然不在少數,可是他卻一個人孤獨而無法自拔。以民族和宗教的角度來看,以色列人經過幾千年被歧視,甚至屠殺的日子,總是靠著他們的宗教,能一再地走出陰影。可是缺乏宗教信仰,而特別對宗教有成見的周文偉,卻寧可選擇聽從他内心自我催眠的虛假真理中自慰,終而走上毀滅的道路。
多年來,國共鬥爭造出了非常多的悲劇,其中最大的就是否定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退回去你死我活的叢林去鬥爭。於是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的德行或智慧,而是鍛造服從權威的國家齒輪,以仇恨為實現百姓追求幸福的動力,要他們以消滅敵人為踐行領袖意志的正道。所有的社會生活和機器都是為這樣的國家暴力而設計,也以之為目的。
即使到了今天,還是有不少人無法解脫這樣的鎖鏈。所幸,正如孟子說的,人生而有惻隱之心,或如神秀所説的「心如明鏡」,大部分的人都能依循人性的本真而選擇正確的是非判斷。雖然這樣的本性如果不能「拂拭」,或受到外在威權的誤導,它也會被引入歧途。過去幾十年來的教育果然使得像周文偉這樣的人越陷越深,覺得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包括與他有同樣背景的)都變成了他的敵人,而終於走上無可救藥的不歸路。
中國判斷真理的準則倚賴權威
上面説到宗教,它非常重要。在中國傳統裡,判斷真理的準則依賴的是權威(威權),此外無他,所以天地君親師的話是真理的來源。它抹殺了宗教。在西方,近代基督教經過了啓蒙運動的洗禮,漸漸脫去中古黑暗的,以神跡和教條為教義的想法,盡量結合現代價值,希望脫去迷信的基督教能在社會扮演匡扶正道(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的力量,用教會的群體力量做出個人修持所不能達成的貢獻。這就是説教會必須留存在社會裡面,幫助建造一個雖然是暫時,但卻仍然必須有公義的現世社會。
當羅馬帝國崩壞的時候,就是基督教會勉强出來維持了暫時的社會秩序,從周濟孤貧、清理垃圾、到鋪設道路、導引飲水,沒有一樣不依賴教會的參與。奧古斯丁雖然認爲羅馬(代表世俗的城市或社會)邪惡墮落,基督徒必須追求耶路撒冷(代表屬上帝的世界)的完美國度,但是仍然主張說基督徒還活在世界的日子就有責任維護羅馬城市的道德和安全,讓它在不完善的社會中保存基督徒可以盡量維持信仰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出於自己的救贖,或維持社會的道德和秩序的需要,都必須積極參與建設一個盡量合乎信仰的社會。這樣的教義到了十九世紀以來,變得特別重要。台灣的長老教會接受的近代基督教教義(有時被稱爲新派,或社會福音派),就非常重視教會的社會參與。
這樣的知識背景當然不是周文偉所能瞭解。所以我説他是一個頑冥不化,無法啓迪的小人物。對於大部分的人,雖然因爲個人的成長過程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取向或利益的評估,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説的,絕大部分的人都還是能在所謂的道德是非上面做出正確,或至少是彈性(適合情景)的判斷,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但是周文偉繼續仇恨長老會的兼宗教與社會的活動,加上過去教育的仇恨哲學,於是就反而把自己打入暴力的深淵。
文明人就得全面反暴力
在所有文明人的各樣活動裡,最不可以原諒的就是使用暴力。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錯誤或不可原諒。中國人就有「止戈為武」、「勝之不武」的種種説法,接受正當地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社會或政治行爲。西方也有「聖戰」的説法。但是對於像周文偉這樣的人來説,這些思想恐怕真是對牛彈琴。
所以在我看來,知識人容或會提出各樣的社會學的理論來分析説明,希望「瞭解」周文偉的行爲。這樣的努力將會是枉然的。正如歌德説的,「瞭解了一切,這就原諒了一切」。這就錯了。只有超然的造物主才能原諒周文偉的罪行。在人間世界,使用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暴力就一定是錯誤的,必須被譴責,也必須被定罪。
最後,中國共產黨政權常常利用社會上這樣的失意人物來推動不是國際公認的真理的國家行爲,通過恐怖行動來遂行它的意志,謀取國家的自私利益。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而失去東京大學教職的矢内原忠雄説過,國家成立的的目的就是要伸張正義。什麽是正義?孔子説得很好,「以直報怨」。這裡的「直」就是正義。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用正義的手段來作爲政府與國民,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處原則,那麽這個國家豈有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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