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不講理的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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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從驅離到殲滅

Chapter 9  一八三六年：充滿戰火的南方世界

這些獵人原以為獵犬聞到了逃跑奴隸的氣味。一八三○年代，在塔拉哈西（Tallahassee）及其周遭地區，美國人口幾乎翻倍成長，到了該年代末期，這個縣總共有超過七千名奴隸，由大約三百三十個家庭持有。這些家庭主要是讓這些無薪勞工在棉花田裡工作。有時，當地的蓄奴主也會把奴隸租給塔拉哈西鐵路公司（Tallahassee Railroad Company），協助他們將一捆捆棉花放上馬車，並在不穩固的鐵路上運送到最近的港口聖馬克斯（St. Marks），整段距離約三十英里。奴隸逃跑是常有的事。然而，獵人是在圍困逃犯後，才發現他原來是個原住民，沒有必要保他一命。於是，他們舉起步槍，瞄準好，然後發射。當他們接近受傷的逃亡者時，他的身分也漸漸明朗。他大約十九歲，看起來是克里克族的村民，肯定是在情急之下，從喬治亞州南部逃到佛羅里達領地的狹長地區，並想著要躲起來。其中一位獵人拿出一把刀，把男子的頭髮拉緊，然後割下他的頭皮。

情勢很快就陷入這個暴力的深淵，而最劇烈的轉捩點是發生在一八三六年，也就是傑克森任期的最後一年。在一八三○年代前半段，政治領袖雖然很虛偽，卻仍保持慈善姿態，但這情況逐漸被扭曲，以合理化後半段的滅族暴力行為。當然，無論是近期或遙遠的過去，其實都有許多發動戰爭攻打這座大陸原始居民的先例。有時，殖民者似乎意圖將所有的原住民徹底消滅。自一八一○年以來，短短二十五年內，美國便發動了一八一二年之戰（War of 1812，有一部分是要討伐特庫姆塞〔Tecumseh〕）、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的第一次美國與克里克人戰爭（the First U.S.-Creek War of 1813-14）、一八一七至一八一八年的第一次美國與塞米諾爾人戰爭（the First U.S.-Seminole War of 1817-18），以及一八三二年的美國與索克人戰爭（the U.S.-Sauk War of 1832）。可是，儘管美國對原住民懷有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且雙方的衝突歷史悠久，但在一八三○年代中葉以前，這個國家也不曾制定任何政策，目的是要發動多重陣線的戰爭，以消滅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原住民。

驅逐和殲滅這兩者的差異，從來就不像美國官員所希望的那樣清楚。將原住民遷至這個國家最邊境的地區，即便他們據稱是有一個慈善的目標存在，但這個目標仍變成動用武力將原住民驅離，或殺害他們的藉口。在一八三○年，喬治亞州議員蘭普金表示，許多「顯赫人士」相信驅離是將原住民從「毀滅和滅絕」當中拯救出來的唯一希望；但在三年後，在一八三三年，已經當上州長的蘭普金重申，假使原住民繼續留在自己的家園，就有被「迅速殲滅」的可能；又過了五年，也就是一八三八年，蘭普金坐在參議院的席次上表示，他先前的預測就要成真了。他把問題轉向問責。他說，既然原住民拒絕遷移，必然造成的「惡果」，將會是他們自己應負的「責任」。說這句話時，這位喬治亞州的參議員針對的是他的契羅基對手，約翰．羅斯。但，在這十年的下半部，整個南方的美國士兵、州義勇軍和白人自衛隊， 他們都認為自己應當殺死原住民。他們的行為驗證了傑克森主義者（Jacksonian）一直以來的預測：留在東部的原住民會遭到殲滅。

隨著離開家園的壓力越來越大，原住民陷入絕望之中。彼得．皮奇林的親戚表示，「白人」現在是如此死纏爛打又難以逃避，使他把原住民面臨的困境喻作《聖經》裡的禍害。殖民者會製造出「五花八門的困難，以便成功讓印地安人搬出這裡」。他最後說，從美國過去對待原住民的方式來看，「我永遠不相信原住民能擁有可以說永遠屬於他們的土地，或是只要做為一個國家存在，就能一直擁有的土地」。

在喬治亞州，騷擾契羅基人的禍害，跟寄生蟲的肆虐或血流成河的景象無關，反而是跟抽中土地大獎的幸運兒有關，因為這些彩券將契羅基族的領土分送給該州的白人了。在一八三四年五月，約翰．羅斯和其他四名契羅基代表寫了請願書給國會，在請願書中，他們把入侵者的出現直接怪到傑克森頭上。他們說，總統的權力「被用來幫助迫害他們的人，跟那些人一起合作摧毀他們。」他們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傑克森堅持把契羅基人的土地信託基金（美國販售土地後應該給契羅基族的錢），發給個別的契羅基人，而不是契羅基族的政府。他們表示，這個雙面政策的目的，是要「逼他們淪落到貧窮與絕望之中，再從他們的悲慘處境進行敲詐，要他們讓出他們所獲有的權利」。第二，美國雇用了「不適合的人」，致力讓契羅基人的生活「難以忍受地淒慘」。

他們講的不是別人，正是班傑明．柯里（Benjamin F. Currey）。柯里來自傑克森的家鄉田納西州，因為支持總統而被聘用，唯一符合印地安專員這個職位的資格條件，就是他在納士維曾經擁有的小小政治職務。柯里在一八三一年，他年僅三十一歲時受雇，是一個脾氣差、沒道德、不圓滑又熱忱過了頭的人。他逮捕那些反對他的契羅基人、提議聘請間諜（戰爭部長很明智地拒絕了這項建議）、賄賂契羅基族的主要律師，並要求更多美國軍隊，以及宣布戒嚴的權力（也遭到拒絕）。一八三四年初，他組了一批由騎著馬的武裝份子組成的準軍隊，包圍了報名西遷的契羅基人，並威脅其中一名契羅基男子說，他如果不洩露他的小孩在哪裡，就要鞭打他一百下，甚至還恐嚇另一人，要是敢跟朋友說話，就開槍射他。其中一個家庭的女性奮勇還擊，卻在打鬥中被衛兵咬斷一根手指。約翰．羅斯只用一個字形容柯里：「邪惡。」

跟柯里氣味相投的，是一個來自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Schenectady）的約翰．謝爾莫恩（John F. Schermerhorn），他是一名畢業於安多佛神學院（Andover Seminary）的荷蘭歸正教會（Reformed Dutch Church）神職人員。謝爾莫恩曾表達想要「成為海外傳教士」的願望，甚至想像自己在把福音傳給「可憐的異教徒」時，遭受「殘酷地殺害而殉教」。然而，他沒有冒險讓自己落得那麼可怕的命運，而是在一八一六年，跟著太太到紐約上州的舒適鄉下教區（離他的出生地二十英里）落地生根，而此地則是一個廣讀《聖經》的「過度覺醒區」。但是，富有上進心的謝爾莫恩，並不滿足只當個「鄉下的教士」。一八一三年，他在俄亥俄河與密西西比河航行時遇見傑克森，並運用這層人脈進入了政壇。一八二四年，他在傑克森競選總統（後來競選失敗）期間，大力鼓勵人們投給傑克森，並提醒這位恩人「你的老朋友約翰．謝爾莫恩」，對於你在河上之旅「所展現的善意與關心永遠不會忘記」。一八二六年，謝爾莫恩轉到教會行政部門，參與了一場激烈的教義辯論，將「黑暗中」（in the dark）的譬喻攻擊，比擬成「印地安人之戰」。顯然，他最接近殉教的經歷就是這樣。

在一八二八年傑克森當選後，謝爾莫恩開始跟總統和戰爭部長卡斯通信，希望能將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宗教熱忱結合。在一八三一年，他寫了一封阿諛奉承的信給總統，聲稱未來的世代將認為老山核桃的政府（意旨傑克森政府），「僅有開國元首能超越之」。一年後，傑克森便任命他為西部印地安人專員。這個職位大部分是因為他懂得跟總統培養私交而得來的。

謝爾莫恩跟麥考伊一樣，在政府的驅離政策上，塗上了一層虔誠基督徒的慈善色彩，但是他跟浸信會的麥考伊相反，謝爾莫恩殘忍無情又不擇手段。此外，他也覺得這個時期要用到極端手段，或許是因為他跟其他許多福音傳道者一樣，認為最後的末日將在未來幾十年內來臨。再怎麼樣，福音至少得傳給「所有種族」，且「猶太人要改信基督教」。把原住民帶到西部隔離，並更有效地監督與教化他們，可以部份實現這個目標。謝爾莫恩希望，或許他還可以在末日時代，透過管理自己積極創造的土地，而得到一些好處。

謝爾莫恩有個了不起的特點，便是能夠讓所有遇到他的人都不喜歡他。一名政府職員說他「冥頑不靈、固執己見」，甚至還更不厚道地主張「地球上找不到比他詭計多端、邪惡、惡毒、不開明的人」；傳教士指控謝爾莫恩是表裡不一的偽君子，哀嘆他竟然是一名神職人員；一個聯邦官員則說，他「濫用了自己高尚的職位」；就連麥考伊也不喜歡這個人，覺得他事事都要管，更羞辱他是個「老笨蛋」。

謝爾莫恩的詭計所瞄準的目標群，也十分輕蔑他。塞尼卡酋長馬利斯．皮爾斯（Maris Pierce）嘲諷地說，他是「那個惡名昭彰的教士，喜歡宣揚傑克森將軍遷移印地安人的人道政策」。契羅基人拿他的名字開玩笑，叫他「Sginuhyona」，意為「惡魔的號角」。約翰．羅斯一如往常描述得最精確，說謝爾莫恩是「穿著教士長袍的熱內，有衛兵隨侍」。熱內（Genet）是一七九○年代干預美國政策的法國神職人員，他曾企圖中傷華盛頓總統和國務卿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

令人震驚的是，在一八三○年代跟二十個不同原住民族協議條約的場合中，謝爾莫恩都出席了，其中包括奧沙吉人、誇帕人、邁阿密人、齊佩瓦人、渥太華人和帕塔瓦米人。他所參與的協商中，最具爆發性的兩次，分別是跟塞米諾爾人和契羅基人進行的協議。自一八二○年代以來，美國官員致力限縮塞米諾爾人的生活空間，當時負責簽訂該條約的詹姆斯．蓋茲登（James Gadsden），是一名在查理頓出生、畢業於耶魯大學，且在佛羅里達領地擁有棉花田的人。如果用蓋茲登的話來說，塞米諾爾人被逼到了「生存所需的最小範圍裡」。（蓋茲登後來成為鐵路企業家和擴張主義者，負責從墨西哥手中購買大片土地，被稱為蓋茲登購地〔Gadsden Purchase〕。他也是把奴隸制看作「社會福佑」的分離主義者）。聯邦政府的策略，使塞米諾爾家庭變得一貧如洗，逼他們往南進入不適人居的地帶，同時利用制定條約的過程，成功掩飾了真正的意圖：把塞米諾爾人餓到離開該地區。佛羅里達領地的州長說：「塞米諾爾人的領土中，有二十分之十九的地區，是我目前為止看過最窮困悲慘的地區。」在一八三二年，蓋茲登收穫了成果，他成功跟塞米諾爾人會面，並協商驅逐條約。此時，許多塞米諾爾人都已「餓到剩下半條命」，只能靠樹根和甘藍椰子樹的果實維生。在佩恩登陸處（Payne’s Landing）簽訂的條約指出，如果塞米諾爾人在造訪西部後，對那個地方的「性質」很滿意，他們就會西遷。

打從一開始，這個條約就充滿爭議。一位軍官控訴其「嚴苛不合理的條款」，是從「處境困苦」的人身上「逼迫」出來的。參議院整整兩年沒有正式批准這份文件，以至於其中的一些應該要執行的條文，過期了很久。曾任戰爭部長的佛羅里達領地總長約翰．伊頓，他不禁對條約究竟成不成立感到疑惑，但傑克森的司法部長仍判定它成立。塞米諾爾人堅稱那是「白人的條約」，其內容違反了一八二三年《莫爾垂溪條約》（Treaty of Moultrie Creek），而該條約承諾了塞米諾爾人可持有土地二十年。伊森．希區考克（Ethan Allen Hitchcock）少校也同意：「塞米諾爾人在這個地區任何一處都擁有所有權，只有對該條約一無所知的那些人，才會提出質疑。」希區考克博學又有節操，他是一個獨立戰爭英雄的孫子。一名駐佛羅里達領地的軍官說，他在「這個粗俗的環境下難以適應」，所以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研讀康德的《道德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和「其他艱澀難懂的作品」。但是，希區考克只不過是在陳述塞米諾爾人也知道的事實。霍拉塔．米柯（Holata Micco）也響應其他塞米諾爾酋長的想法，他堅稱《莫爾垂溪條約》承諾的二十年還沒有到期。他說：「我從來沒有同意去西部。白人或許是這麼說，但我可從來沒有答應。」

謝爾莫恩雖然沒參與一八三二年的協商，卻仍協助實行了蓋茲登這個備受爭議的條約，他用說服或強迫的方式，讓前往西部的塞米諾爾代表團同意「那片土地令人滿意」。代表團的成員堅稱這位教士「迫使」或「逼迫」他們同意，而待在東部的塞米諾爾人，則否認代表團有權為他們做主。儘管遭到抗議，謝爾莫恩仍為自己的成就喝采。反之，希區考克認為後果會「用血寫下」。

三年後，謝爾莫恩又有第二個備受爭議的成就。在一八三四年秋天，數位顯赫的契羅基人，他們勉強同意，不管約翰．羅斯和契羅基政府願不願意支持，是時候該簽下驅離條約了。這群人後來被稱作「條約團」（Treaty Party），成員包括里奇少校（Major Ridge）、約翰．里奇，以及一八三二年八月在約翰．羅斯的施壓下離開《契羅基鳳凰報》的布迪諾。約翰．羅斯的兄弟安德魯．羅斯也加入其中。他們對「美國的強制措施」、聯邦政府不可信賴的保證，以及美國公民對他們的「語言和膚色」所抱持的「毫不間斷的偏見」，沒有任何好話可說，但是這些明明白白的不公義狀況，也讓他們相信，契羅基人再也不能在南方生存。約翰．里奇說到延伸到自己家園的州法時，他表示，契羅基人被迫害貶低成「點燃木材的點火柴」。他不禁想問，當契羅基族遭到徹底拆解後，他們在「熾熱的火爐中」會變成什麼樣子？他說，遷移「是現在唯一能把他們從毀滅中救出的方法」。

羅斯即便面對這些內部的反對勢力，他依然不為所動，只是想辦法把敵人變成盟友。他寫信給約翰．里奇說，每一個「企圖透過黨派引起不和的做法，都應該拋棄」。他呼籲：「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才應該是我們的座右銘。」但，柯里和謝爾莫恩完全不尊重合法程序或代議政體，他們決定善用這個政治分裂的情況。一八三五年八月，他們下令喬治亞警衛隊控制住《契羅基鳳凰報》。柯里表示，這份報紙被「黨派政治」給「濫用」了。兩個月後，這兩人又命令喬治亞警衛隊到田納西州逮捕約翰．羅斯，以及紐約出生的演員兼劇作家訪客約翰．佩恩（John Howard Payne）。喬治亞州沒有說明逮人的原因或提出告訴，在幾天後就放了兩人。接著，十二月下旬，謝爾莫恩趁約翰．羅斯人在華盛頓市時，在契羅基族過去的首都新埃喬塔（現在的喬治亞州北部）召開一場會議。出席的契羅基人未滿一百人，但是謝爾莫恩利用這個機會， 確立了現在留下臭名的《 新埃喬塔條約》（Treaty of New Echota），要將契羅基人從他們的家園驅離。有二十個人簽了條約，其中包括里奇少校、約翰．里奇、布迪諾和安德魯．羅斯。他們堅稱自己拯救了契羅基族，說自己是「愛國者」，而非叛國賊。然而，就像他們的主酋長所說，條約團是由自封為契羅基酋長的人所組成，他們沒有正式的頭銜。謝爾莫恩在班傑明．柯里的協助下，跟一群篡位者簽了這條決定性的條約，而不是跟契羅基族政府。

作者為美國喬治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為早期美國史及美洲原住民研究。桑特是獲獎無數的作家，第一本書《事物新秩序：財產，權力和克里克印第安人的轉型，一七三三～一八一六》（A New Order of Things: Property,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 1733–1816）就以深刻的北美原住民族群個案研究，榮獲二○○○年美國南部史協會及美國族群史學會最佳圖書獎，一舉打響知名度。次作《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種族與美國家庭的瓦解》（Black, White, and Indian: Race and the Unmaking of an American Family）探索種族制度對十八世紀美國原住民南部混合種族家庭的影響，也獲得二○○五年南衛理公會大學頒發最佳非小說類圖書獎。

二○一四年，桑特撰寫了《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企圖挑戰既有歷史傳統，也就是一七七六年美國建國革命的主敘事。《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從他的童年歷史學習經驗出發，反省美國人對自身國家歷史的片面認識。這次，桑特用他長年累積的北美原住民族研究為基礎，以一個更全面的視野，帶領眾人進入那個廣大、未知的十八世紀美洲西部大陸。

而在《不講理的共和國》當中，桑特試圖處理更為龐大的問題：原住民族失根的原因。此書原書出版之際，剛好碰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桑特試圖藉由《不講理的共和國》，在一片針對弱勢族群權益的議題中，喚起原住民族權益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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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不講理的共和國：國家暴力與帝國利益下的犧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對抗美國西拓的血淚哀歌》
作者：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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