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國共產黨百年史》

臺灣商務出版
551 人閱讀

第五章 遠離革命

3民族主義的呼聲—脫胎換骨,成為愛國者之黨

二○○一年,中國成功加入WTO,給全世界留下了富饒的印象。而在這樣的富饒之中,這一年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狀態正在不斷變化的象徵年分。在七月慶祝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的講話裡,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表明,將入黨資格由工人、農民、軍人擴大至更為廣泛的階層。該方針在次年召開的十六大上成為明文化規定,黨章第一章第一條的入黨資格中補入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這說得有點曖昧,但實際上,過去被叫作「資本家、資產階級」的私營企業主等等也包含其中。

建黨以來,共產黨自命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人民共和國時期,入黨資格有嚴格限制,必須是工人、農民、軍人之類,而工人及農民階級所占比例在文革剛結束時大約有七成。與此相反,反覆的政治運動使得被稱作私營企業主的人們幾乎從社會上絕跡。這裡說的私營企業主正如字面意思,是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經改革開放政策認可,由個人經營的企業活動而形成。他們一度銷聲匿跡,又如中國的財富增長比例一樣成長起來,成為社會的一員。因為黨接納了他們,在建黨八十週年之際,黨也親自轉變了自我認同。江澤民發表講話的二○○一年,工人及農民階層的黨員約占半數,也可以說是對這種現狀作出了事後承認。

不過,私營企業主也能入黨,還是需要一些合理的理由。其根據是稍早之前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要是「先進」的,「其他社會階層」也可以成為黨員。從江澤民之後,形成了這樣的習慣:黨的領導人換屆時會提出叫作「某某論」的理論或原型,並將之置於黨章或前言內。二○○二年,胡錦濤接任江澤民成為黨總書記,他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再往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胡錦濤在任時,十七大(二○○七年)、十八大(二○一二年)的黨章中,做為「主要方針」和「行動指針」,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也同樣寫入了黨章,因此可以說,在黨的運作路線方面,胡錦濤政權基本沿襲了江澤民政權。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實際上發生的,不僅有私人企業主能夠入黨這一大變化。還有一種顯著的傾向,那就是大學生等高學歷人才紛紛入黨。據二○二○年的統計可知,全體黨員中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的比例已超過半數。回想昔日,建國之初大學以上學歷的黨員不足一%,文盲約占七成(第二章第六節),這真是巨大的變化。本書反覆介紹,人民共和國所謂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都是被改造的對象。文革時期,只要是知識分子,就會遭遇苛刻的對待。文革的結束,意味著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終於結束了。不僅恢復了大學教育、切實改善教師待遇,過去統一規定的教師低工資,也隨其社會地位的提高而大幅增加。

若將開放新興領域的先進分子入黨一併來看,二十一世紀的共產黨已不再是以工農階層為基礎、實行階級專政的政黨;它改變角色,承擔了調整功能,積極吸收富裕階層和知識分子,並以擴大經濟規模為前提,盡可能公平地分配種種資本及利益的大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將黨員資格開放給企業家、知識分子和高學歷人才,也可視為一種政治資源的分配。說到重新分配經濟大餅,黨也以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為背景,在農村等開發程度較低的地區展開扶貧工作,並給予熟知國際輿論動向的知識分子相應於其知性成果的豐厚支援。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起因,是人們對部分中飽私囊的黨幹部有強烈的反感;而共產黨從中得到的教訓,就是在不超出黨規章制度的範疇內,一定程度上認可言論和研究的自主性,由此拉攏這些知識分子。這個範疇不是從前的「階級專政」,而是黨本身的專政。於是,一些過去參加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學生們也放棄部分權利,妥協轉投於「特權階層」。

黨員組成從工農階級轉為知識分子或高學歷人才,他們是相對新興的社會階層。配合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進程,對於他們如何定義黨的存在意義和歷史任務,從中亦可見到顯著的意識變化。

前文提到江澤民建黨八十週年的紀念講話,是我們理解黨如何看待自身歷史人物的絕佳材料。講話中,江舉出黨的最大歷史功績,是「徹底結束了中國近代以來屈辱外交的歷史」。因為,正是我們黨結束了鴉片戰爭以來的半殖民地狀態。中國經濟的飛躍伴隨著軍事力量的擴大,引發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共產黨新的意識形態向心力也開始越來越偏向民族主義。「結束了屈辱外交的歷史」,也就是進一步強調找回民族獨立和尊嚴。

共產黨的這種民族主義的特徵,除了冷戰思考模式之外,還殘存著歷史角度的思考方式,這是固有的中國近代思想的胎記。大略言之,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種思考模式。

①    國外的敵對勢力和反共勢力要顛覆共產黨的統治,通過日常的陰謀與情報戰,不斷攪亂、挑釁中國,企圖唆使年輕人瓦解體制。(和平演變論)

②國際政治最終是在弱肉強食的原理下運轉。必須強大。就算提出漂亮的觀點和理想空論,弱小者還是會被欺辱,弱國無外交。(社會進化論)

③中國近代的歷程,是做為文明後進者被欺壓,從而反抗、發憤進步,直面歐美列強、艱苦奮鬥的歷史,要世世代代牢記這段歷史。(歷史論)

我們一條一條來看。①是改革開放政策剛開始時就宣傳的,在一九八九年鎮壓民主運動之際,也認為學生們的行動背後,有試圖顛覆體制的資本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操縱著年輕人。這種解釋的特徵在於「陰謀論」式的世界觀。特別是一九九○年代初東歐、蘇聯體制改革之後,冷戰體制一瓦解,共產黨領導人的擔憂就愈深,危機感愈強,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成功在蘇聯、東歐實現了瓦解體制的作戰,趁著在冷戰中獲勝的勢頭,中國被當成下一個目標。

有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就是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和中國的相關應對。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介入南斯拉夫內戰的紛爭,而中國反對北約;就在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期間,位於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被來自美國本土的轟炸機「誤炸」,中國大使館有多名工作者死傷。美方致歉並解釋說,是使用了錯誤地圖導致的「誤炸」。但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強烈抗議,認為不可能是「誤炸」,而是試圖顛覆中國體制的陰謀與挑釁。在政治局緊急會議上,共產黨領導人的發言中到處能看到「陰謀」二字,「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顛覆陰謀。國際反華勢力狡猾地利用了國際、國內環境中的種種不利因素」(李鵬),「不難看出,美國悍然使用導彈襲擊我駐南使館,是美國對我……對國際危機和衝突的反應和所持立場的試探。……空襲……可能蘊藏著更大的陰謀。」(江澤民),可以看到領導人們都是以陰謀為前提來理解國際政治的。

而像②這樣的強迫觀念,自清末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將之與成為精神支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如今仍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種世界觀認為,適者生存、優勝劣敗不僅適用於生物進化,也可以適用於全社會。在中國,人們常常把「落後就要挨打」掛在嘴邊。這是史達林在戰前(一九三一年)說過的話,後來被毛澤東繼承,如今習近平也時常引用,可以說這是中國領導人至今仍然抱有的心態。

至於③則可視為,近代中國的歷程和經驗已成為「血債」,並被現代所繼承;眼前發生的關乎國家權益的事件,其解決方案、成敗、教訓,都要從歷史中尋找。比如鄧小平因鎮壓民運而在G7會議上受到制裁時,曾這樣反駁:

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

相同的反應,在前述南斯拉夫大使館爆炸事件之際《人民日報》的社論中也能見到:

這是一九九九,不是一八九九。……不是西方列強任意搶掠故宮、燒毀圓明園、搶占香港澳門的時代。……中國人民不可侮。……中國人民的血管裡流淌著的是一百五十多年來反帝志士的熱血。

在對歐美先進國家發起某種復仇時,將之視為跨越屈辱歷史的日子加以紀念,這種方法也包含在③之中。比如,二○○八年召開的北京夏季奧運會上,中國奪得了大量獎牌,在中國的敘事中,這意味著從前被蔑稱為「東亞病夫」的可悲民族,如今創造了新的輝煌。

在一九九○年代江澤民執政時期,朝著民族主義方向傾斜的趨勢開始變得顯著;在其延長線上,胡錦濤政權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現在的習政權更是大張旗鼓地宣揚。只是,這種必然從過去歷史中尋求正當性依據的民族主義,始終需要外部敵人的存在。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某些副作用,亦即與鄰國或歐美的摩擦,並促進了人民對這些國家高漲的民族主義對抗情緒。其結果是民族主義的回擊擴大化、激烈化;共產黨若試圖控制和安撫,反而會被民眾攻擊說太過軟弱,甚至被逼著採取不必要的強硬措施。

這和過去毛澤東時代的觀點及做法有很大的區別。在毛澤東時代,基於立足階級鬥爭的歷史觀,歷史敘事主要著眼於和國內敵對階級的鬥爭,以及領導大家走向勝利的共產黨(毛澤東)何等偉大;黨慎重地避免把與鄰國的關係解釋成國與國的競爭與鬥爭。另外,在情報管理方面,毛澤東時代有共產黨的一元輿論引導,因而不可能發生偏離黨意志的民族主義暴走等情況。我們知道,在中日恢復邦交(一九七二年)之前,共產黨為了讓仇視日本的民眾接受和協助此事,曾展開一系列的宣傳和說服工作,但這種做法如今已不適用。二○○五年及二○一二年,中國各地爆發了反日運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共產黨無法有效控制,讓暴動與掠奪進一步升級,這如實反映了不受控制的民族主義所擁有的巨大能量。這也說明了,當共產黨領導層內部出現不和或對立時,這種能量可以被利用於排除黨內異己、掌握主導權。

民族主義的問題,也與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密切聯動。中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九二%)是漢族,其餘八%是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加起來統稱「中華民族」,構成了大家族一般的人民共和國,但漢族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而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對國家領土和安全保障十分重要的邊疆地區,不一定都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因此在毛時代,所謂民族問題,結果只被當成了階級問題;少數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甚至連民族性都被抹殺了。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後,調整這種極端政策的同時,也加強輿論引導,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在改革開放時期,有許多漢族人移居少數民族自治區或做生意;結果,少數民族地區的漢語需求也變高,逐漸從少數民族和漢語的雙語教育,轉向實質上以漢語為中心的學校教育。與此同時,文化方面的民族生活,特別是宗教生活,也因種種規定而發生改變,少數民族群體因此有很多不滿。二○○八年的西藏、二○○九年的新疆維吾爾地區發生的大規模暴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蔓延開的。

至於西藏、新疆的歸屬和獨立問題,有著遠比中共歷史更悠久和複雜的前史;但近年,由於中共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警惕等因,甚至對新疆的維吾爾族群體實施了隔離收容政策,美其名曰職業技能教育(再教育營),並有組織地推進漢族文化的同化政策。共產黨往往不問具體經過,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爆發的反漢族、反共產黨動亂視為暴亂分子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分裂國家和「中華民族」的恐怖行動。

同樣的傾向亦可見諸對臺和對港政策。對共產黨來說,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人自然是中國人,而臺灣人也應當有這種自覺。這種意識是建國以來一直堅持的根本理念;在改革開放政策時期,對於同樣堅持「一個中國」的國民黨,共產黨從未停止過呼籲兩岸推進統一的會談。但是,對於共產黨呼籲的回應,在進入本世紀後,發生了很大的動搖。過去一百二十年的臺灣歷史中,兩岸事實上有一百一十五年處於分隔狀態,其中孕育出來的強烈的臺灣本土認同感,使得臺灣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共鳴逐漸消失。

二○○○年臺灣總統大選,民進黨的陳水扁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結束了長期以來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可謂意義重大。因為,這場政權交替可說是朝著臺灣本土認同轉向的象徵,而且還是透過大陸沒有的民主選舉而實現的。在政治體制層面,兩岸的鴻溝也更為顯著。之後,雖也有國民黨暫時奪回政權、兩岸貿易往來頻繁的時期,但不久又回到民進黨政權(蔡英文總統),兩岸關係趨於冷淡。對此,中國在二○○五年制定了〈反國家分裂法〉,嚴厲打擊臺灣獨立的主張和活動,明文規定在臺灣宣布獨立的情況下,將可能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此外,香港和澳門分別在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回歸中國,結束了殖民統治,生活在那裡的人被視為「同胞」,生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是,這裡的「中華民族主義」等同於順從共產黨統治,政治取向為「非民主」,這招致了以青年為中心的群體強烈反抗,他們拒絕與大陸保持一體性。二○一九年以後,通過二○二○年施行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共產黨強行壓制增加抵抗的香港民主派。在那之後,這樣的主張更為強硬,即香港的統治必須交給「愛國者」。這種邏輯的源頭,是對香港居民的「香港人」認同感毫無理解,並懷有厭惡。與看待臺灣的視角一樣,依然是二選一的絕對狀態:國家和民族要麼統一,要麼分裂。

專欄天安門廣場上唱起的歌──〈血染的風采〉

在被武力鎮壓之前,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上,高喊民主自由的學生們和支援他們的人們唱響了許多歌曲。五月,搖滾先驅崔健也來到廣場,探望了絕食抗議的學生,並為他們唱了歌。當時,搖滾樂在中國剛剛開始流行。天安門事件時,在廣場上留到最後的人們當中,也有六年前移居中國大陸的臺灣歌手侯德健。他和日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等人一起,加入了支持民主化的絕食抗議。在戒嚴軍隊逼近之際,他們勸說誓死堅守廣場的年輕人們,與戒嚴軍隊的現場負責人展開交涉,成功讓學生們撤退。六四過後,侯暫時到澳大利亞大使館避難,之後回到了臺灣。他身為中國人的自我探索,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抗議武力鎮壓、支持民主化的運動在世界各地傳播開來。與此同時,在中國也能看到追悼犧牲者的動向。當然,不能大張旗鼓,而是經過了巧妙偽裝。人們用來寄託哀思的一首歌,就是〈血染的風采〉(作詞:陳哲,作曲:蘇越)。這原本是一首安魂曲(一九八六年發表),寫給一九八○年代中越戰爭中陣亡的中國士兵,歌詞是這樣的: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再不能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崔建演唱會場景

曾經對戰死沙場的年輕人們的哀悼,就這樣成為對因追求民主而獻出生命的人們的追悼。挪用的結構類似專欄①寫到的〈國際歌〉,唱這首歌的話,應該是不要緊的。不過,當政府意識到其中的含意,一段時期內就不再允許播放〈血染的風采〉。於是,這首曾經上過春晚的歌曲,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成了禁歌。與此同時,人們在香港經常唱這首歌,每逢六四紀念集會,慣例就是眾人在燭光裡齊聲合唱。

崔健在六四之後也暫時停止了活動,一九九○年起,他開始了名為「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全國巡演,成為聞名海外的搖滾明星。一九九一年發行了第二張專輯《解決》。收入其中的〈最後一擊〉是非常特殊的作品,曲子大部分都是槍聲,令人想到「六四」,在當時頗引物議。巡演上演奏新歌〈一塊紅布〉時,崔健用頭帶狀的紅布蒙住雙眼,吹起小號,這些做法都說明了他的反骨精神。

不過,若問我崔健的歌是不是流行歌,我卻沒有自信說是。上個世紀末,包括崔健、唐朝樂隊、北京雷鬼、重金屬在內,各類型的音樂宛如潮水般湧入中國。聽眾的趣味、傾向和播放的媒體快速呈現多元化,某種特定歌曲將人們的心吸引到一處的現象急速減少。正如昭和年代結束後,日本人也逐漸不會一起聚在客廳聽電視裡放的歌曲那樣,隨著數位化和電子設備的快速流行,越來越多中國人也開始用自己的音樂播放器或手機聽歌。就算除夕夜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看春節聯歡晚會,大家也都是看著自己的手機。在這樣的時代,很難再出現人人都會唱的流行歌了吧。

通過歌唱共通的經歷,可以培養做為近代民族國家一員的意識。按道理講,流行歌正是在有這類要求的特定時代與地方綻放的花朵。當這種條件不復存在,又或已然實現,那麼流行歌就消失了。不論日本還是中國,都是如此。

作者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共黨史、中日交流史。

石川教授的研究以一貫縝密周延的考察、細緻入微的文本辨析、不偏不倚的見解著稱,內容不時充滿了深刻又出人意料的洞見。《中國共產黨成立史》(2001)是他的成名作,內容研究中共創黨時期的歷史,更首次正確考證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2006年發行中文版後,迅速在中共黨史學界引發巨大的關注和討論。另外著有《「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2016)、《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2015)等書。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是他的最新作品,目的是要糾正當代年輕人對中國和中共的固有觀點,期望大家抱持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這個東亞的強大鄰國。甫出版即獲各界高度肯定,更榮膺有「日本文藝界諾貝爾文學獎」之稱的司馬遼太郎獎。註:該獎由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設立,從1998年開始頒發,由朝日新聞社、講談社等11家文藝社團進行評定。歷屆得獎者包括宮崎駿、宮部美幸、鹽野七生、楊海英、杉山正明等名家。


書名:《中國共產黨百年史:革命、開放到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
作者:石川禎浩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3年2月
讀冊
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