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從清帝國到習近平》

春山出版
310 人閱讀

全球一九七○年代

一九七○年代,世界總體而言大幅拋棄了形式上的不平等、殖民主義及帝國。一次大戰後就開始的去殖民化過程,到了一九七○年代末基本上已完成。這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由數股聲勢浩大的解放運動形塑而成。安哥拉與莫三比克的解放,終結了最後一個海外大帝國─葡萄牙。在最後一個種族主義國家羅德西亞(Rhodesia),白人少數統治遭推翻,羅德西亞成為辛巴威。就連在合法白人至上主義的最後據點南非,反抗勢力都開始在黑人城鎮索威托(Soweto)發展,最終成功顛覆白人少數統治。越南擺脫美國干預,巴拿馬經由談判取得其運河的控制權。尼加拉瓜推翻殘酷親美的蘇慕薩(Somoza)家族獨裁政權,一場伊斯蘭叛亂迫使伊朗國王巴勒維(Reza Pahlavi)流亡國外。一九七○年代末,紅軍渡過阿姆河(Amu Darya River)進入阿富汗,遭遇伊斯蘭聖戰士頑強抵抗;蘇聯陷入代價高昂的戰爭泥淖,難以脫身,最終被這場戰爭拖垮而瓦解。一九七○年代期間,俄羅斯與東歐境內的反對運動漸成氣候;在波蘭,共產主義國家的第一個工會「團結工聯」於一九八○年成立。連工人階級都起而反抗,認為在現行體制下不可能有好日子過,是對共產主義和種種遭到違背的承諾所發出的強烈指控。放眼全球各地,國際特赦之類的人權組織也在一九七○年代開始成為國際舞臺要角,提倡權利平等、個人自由的觀念。這十年是經濟與政治危機的十年,但也是試驗摸索、尋找更美好新世界的十年。這個時期刺激人們努力擺脫冷戰束縛、打破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以及尋找新辦法來超越經濟與社會的停滯狀態。

建立在種族、性別、階級之上的等級體系和不平等,至少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就受到譴責,而共產主義是發出這類譴責最有力的聲音之一。但一九七○年代,世界各地的重要抗爭不再是基於對集體團結的追求或共產主義的夢想,而是基於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而且許多人認為這種新意識形態更適用於已被工業化和全球資本主義改造過的世界。此意識形態以個人權利和自由為基礎,對大部分的集體控制與政府干預形式存疑。人人皆有尊嚴且無貴賤之分的觀念普遍獲得接受之際,共產主義思想並未高漲,反而是自由市場理念再次抬頭。追求法律與文化平等的新風氣,和一股同樣強烈的追求自由市場的動力匯流。就某種程度而言,建立在性別認同、國家認同或文化認同上的障礙,在公眾生活中已經被消滅;自由市場擁護者或自由主義者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宣稱,追求絕對平等是走錯了路,社會應致力於確保機會平等。如果人人都得到相同的機會,卻還是有不平等存在,這種不平等就是任他們發揮自身努力與才能、並且經過自然供需法則汰選出來的合理結果。

一九七○年代轉向自由市場是全球大勢所趨,同樣的,這十年間後殖民世界更重視形式平等,至於種族隔離結束、社會更加兼容並蓄,也是世界趨勢,而非局限於特定國家。全球各地的選民以行動告訴世人,他們已對二次大戰催生出的福利國體制和社會主義思想失去信心。在拉丁美洲和西歐,尤其是英國,選民皆有這樣的表現─英國在一九七九年選出保守派的柴契爾夫人為首相。在東歐亦復如是,早期的反共協會問世。不管在何處,人們似乎都寄望市場機制能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全球衰退後,刺激經濟成長。

蘇聯明顯可見的停滯不前,也有助於推動自由市場理念。由政府統籌計劃、維持社會秩序的蘇聯模式,再無法被視為成功。就連東方集團也對蘇聯模式愈來愈懷疑,而到了一九七○年代,誰都看得出共產主義缺乏創新和改造能力。在某些國家,儘管共產主義者仍相信他們的體制優於資本主義,但就連他們都不再認為共產主義會實現真正平等主義的體制,或創造出強勁到足夠跟資本主義一較短長的經濟體制。完全平等與強勁經濟成長似乎都難以和一黨專政及統制經濟並存。

在東歐,追求經濟成長的野心消退了,但停滯卻穩定的經濟福利救濟體制似乎也還過得去,至少有一段時間是如此。不過,在中國這種仍需要創造現代產業的國家,那樣的前景愈來愈不吸引人。中國尋找強勁的經濟發展模式時,不再借鑑東歐,而是日益將焦點擺在鄰近的南韓、香港與臺灣;這三者都施行一套與東歐迥異的發展策略:國家推動但市場導向。此一另類策略已經讓這三個東亞國家脫貧致富;大部分中國人在一九七○年代終於能夠學習這個策略時,對這些國家的繁榮程度大為吃驚。中國的改革作為日益朝向不盡然照搬臺灣或南韓模式,而是借鑑其基本做法並加以調整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方向。

這些意識形態趨勢大行其道的同時,國際政治領域也出現了其他重大改變。不久後,中國就不期然而然地置身於這些新情勢的中心。自一九六○年代後期起,數任美國政府一直在思考如何從中蘇決裂中得益。但最初,強硬的冷戰辭令和越南戰場上的反共戰爭,讓任何與中國修好的舉動都站不住腳。一九七○年代尼克森總統任內,美國決意從越南抽身。此外,華府認為蘇聯在布列茲涅夫主政下,軍事威脅性日益升高。在中國,周恩來等較務實的領導人看到了與美國重新建立關係的機會。經過數年的非正式接觸和不公開會談,包括一九七一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華(第九章有提及),中美兩國談定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尼克森訪華之行。一九七二年二月此事成真時,兩國宣布:「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個星期。」雙方在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中同意將兩國關係正常化。中國在美國公眾的認知裡從共產主義威脅轉變為準盟友,這個轉變讓想撤出越戰的尼克森有機會談成不失顏面的撤軍。北京協助美國,施壓河內接受一九七三年的《巴黎和平協約》,戰事因此暫歇。關於臺灣,尼克森向毛澤東保證,美國不會再推動臺灣獨立,也不會再考慮將該島當成攻擊中國的基地。

尼克森與有病在身的毛澤東、周恩來會晤,創造出西方戰略家稱之為「戰略三角」的地緣政治局勢。從兩方面來看,這個三角很重要且不尋常。首先,它把貧窮、孤立、相對較弱的中國當成世界上第三號戰略要角,僅次於美蘇。只有中國具有能決定兩大陣營誰占上風的戰略重要性和靈活外交手腕,因此能發揮比英、法、德、日等傳統強權更大的影響力。其次,此戰略三角使三個國家裡最弱的中國,成了這個三角關係中最大的獲益者。最重要的是,中國首度處於不會受到美蘇攻擊的安全境地。蘇聯宣布將不再對中國構成軍事威脅。美國則不再是中國眼中的威脅,而且似乎可以視為中國在蘇聯威脅仍未消時的保護者。美援提高了中國相對於蘇聯的地位。美國在亞洲的最大軍事盟邦日本,也迅即著手和中國建交。一九七五年,中國也得到歐洲共同體的外交承認,但其實有數個歐洲國家早已先一步朝此方向走。

中國受到美國青睞,是因為其務實的社會主義走向,被認為比蘇聯較正統、威脅性也大上許多的立場更可取。對美國來說,中國既是對抗蘇聯的戰略夥伴,也是實施較具彈性之社會主義變體的先驅(在毛澤東去世後),美國認為假以時日,這種社會主義有潛力發展成自由主義社會。因此,美國願意讓中國享有比他國更多的優惠待遇,例如較低關稅。此後,對美關係在中國外交政策上占有特別大的分量。其他任何關係都不如中美關係重要,或者說那麼令人操心。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經濟體,對中國產品敞開大門且進行重大投資,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美國也培訓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和學生,對中國企圖在科學與技術方面迎頭趕上的努力給予關鍵支持。兩國以初步的小型合作為基礎,逐步深化關係,變得愈來愈互相依賴。美國進口愈來愈多的中國貨,中國則買美國債券作為回報。

中國於一九七○年代打開門戶,當時西方各經濟體正在對付嚴重衰退,日本的經濟就要步入成熟期。相對的,在投資人和企業家眼中,中國具有成為龐大市場的潛力─而且透過香港,為資本、先進技術及工商企業家從西方流入開了方便之門。於是對中國來說,選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對外開放經濟門戶,時機非常理想。中國的改革政策最終能成功,時機的因素不應被低估。就在毛澤東死後不久的緊要歷史關頭,出現了絕無僅有的全球良機,而中國成功抓住了這個機會。

毛澤東死後的中國

在中國國內,文革結束至改革開放啟動之間那些年的特徵就是情勢不穩定。因為長達二十年經濟水準未能改善而醞釀出來的正當性危機,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升高。由毛澤東的個性、意識形態信念及政治影響力塑造出的一整個時代,隨著他的去世而徹底終止。他的離世製造出龐大的真空,但也帶來整頓和調整的機會。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的情勢與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的蘇聯類似。在那幾年,赫魯雪夫決定既要維持經過改造的共產主義體制─亦即他所說的「蘇聯力量」和「社會主義」─也要鞏固、提升他個人在該體制裡的權力。跟赫魯雪夫一樣,中國任何新領導人都必須強調翻新並強化體制的必要性,藉此申明黨的官僚體制地位高於軍隊和左派。文革期間受害甚深的中共老一輩黨員,都想要確保未來再無人能像毛澤東那樣為所欲為地對付敵手。政治鬆綁和黨內民主的強化,可以說是回應此一普遍心願而推出的政策。

華國鋒(1921-2008)宣稱毛澤東臨終前曾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辦事我放心」;他因此取得接班的正當性,立即繼任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不久,支持四人幫的極左派也遭整肅,許多原本被下放的黨政領導人復職復權。情勢很清楚,文革、大躍進等運動的領導者和支持這些運動的大部分民心已幾乎銷聲匿跡。對中國的許多人來說,文革讓人認識到藉由群眾動員來改造社會、發展經濟所具有的風險,也使左派教條主義不再被認為是可行的政治方向。中國領導階層成員和大部分知識分子受迫害那些年,已使許多中國人急切希望社會主義實驗重新來過。許多人迫不及待想將十年或十餘年來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特色的混亂和權力鬥爭拋在後頭。

毛澤東時代打造了雖然效率不彰但規模龐大的工業基礎;儘管在大半文革期間大學遭關閉、學校被破壞,受過教育的人依然有所增加。但一九七○年代的經濟情勢還是嚴峻,中國苦於城市高失業率、糧食生產水準停滯、城市供房情況惡化、工資下跌、農村普遍貧窮,以及生產力成長遲緩。文革的破壞和傷害使人民大多渴望施行會讓中國穩定、繁榮的政策,這為逐步揚棄中央計畫統制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許多人希望政府回歸以較有系統及成效的做法來治理國家,尤其在管理經濟方面。但中國需要哪種經濟管理方法?文革的失敗已使毛澤東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路線受到唾棄,但也沒有因此指出一條明確的替代道路。基本上有兩條路可走。首先,中國可以重回中央計劃的老路,因為此路線從未讓統制經濟體制為所欲為(但一九五○年代中期那幾年例外,因為那時統制經濟取得的成績不錯)。其次,中國可以追求截然不同的模式,揚棄計畫經濟,改走市場經濟。一九七○年代後半期,第一種觀點在領導階層裡占上風。一九七七年底已復出掌權的鄧小平未表態要採哪種經濟體制,但的確啟動了改革階段,並表明接下來的任務是如何使計畫經濟更有成效,而非徹底揚棄計畫經濟。在經濟決策上甚有分量的另一個政治領導人陳雲(1905-1995),完全認同此做法。於是,文革的結束並未導致追求自由化的改革,反倒導致重建計畫經濟的作為。其實,對後毛澤東時代的諸領導人來說,重振計畫經濟很合理,因為在毛澤東主政下,計畫經濟遭打亂。但由於計畫經濟體制已遭文革破壞得體無完膚,要使舊體制重現活力並不容易。換句話說,制度性改變勢在必行。

由於經濟危機已盤旋很長一段時間,華國鋒在其短暫掌權期間,認識到新政府必須速有所成。於是,他試圖執行一項讓工業生產迅速起死回生的經濟政策,並且為此要從國外買進設備和工廠。此計畫在短期內要投入的資金,和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七年已投入的一樣多,而且依舊把大部分資源挹注在重工業。這個別稱「洋躍進」的規畫,同樣以在計畫經濟體制內執行由國家領導的發展策略為主,上海寶山鋼鐵廠之類的大工程因此問世。

但此規畫的成果不如預期,經濟路線隨之有所修正。一般認為洋躍進對全國人民的經濟福祉助益甚小,以陳雲為核心的新任經濟領導階層推出不再偏重重工業的經濟穩定規畫來取而代之。用陳雲的話說:「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單純突出鋼,這一點,我們犯過錯誤,證明不能持久。」政府將資源轉而用於輕工業。結果,經濟穩定下來,經濟策略轉向消費性商品的生產,加上農業出乎意料的豐收,共同紓解了文革期間禍害中國統制經濟的物資短缺問題。經濟環境稍有改善,給了地方幹部喘息空間,也降低了地方對國家在重分配與投資上的效用期待和渴望。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安徽、四川境內數縣面臨糧食短缺問題時,地方政府允許這些區域的私人農戶分掉公有地栽種作物,重新推行個體戶農業制(同時土地仍屬共有)。如果農民照規定上繳穀物,剩下的穀物無論有多少,他們都能留供己用。這些在少數地點進行的農村改革收到成效,其他地區和經濟生活領域的人見狀後也要求改革。經濟改革時代就此展開;沒有藍圖,沒有崇高的遠見,而是地方實驗與局部經濟整頓附帶產生的結果。

作者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和該校副校長,現為德國齊柏林大學校長。著有《中國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獲得二〇〇九年度「費正清東亞歷史研究獎」。他以英文、德文、中文發表過多篇探討中國近現代史的論文,也是德國媒體經常邀請評論中國事務的學者。


書名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上下)
作者:余凱思(Klaus Mühlhahn)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2年2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留言評論
Latest posts by 春山出版 (see all)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