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的省籍偏差
台灣光復,對許多人而言是「享受治理自己國度的歡欣」,如花蓮醫師張七郎所言,因此他催促在中國東北開設醫院的長子張宗仁,快快返台。也如畫家陳澄波在日記所抒:「總想著要做大事,心裡才有溫暖的感覺」,戰後他投入嘉義市參議員的選舉。任職京都裁判所的檢察官王育霖,也束裝返台,財富官位不是他所在乎,回鄉,他要同自己的國家奮起。許多人浸潤在新生的喜悅中。
但享受治理自己國度的歡欣,卻像是祖國歡迎曲中錯彈的音符,也像是猛然踩住了弱音踏板,上揚的樂音竟悶住了。
一九四五年底,長官公署上層官員名單一發布,清一色為外省籍人士,二十一名首長中,僅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為台灣人。全台十七個縣市長中,僅有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高雄市長黃仲圖四位為台灣人。但上述這五個人,盡皆為半山(有大陸經驗的台灣人)。
上層的統治結構如此,那其他領域呢?這是單一的差池,還是普遍的現象?是僅部分權位有省籍偏差,還是人事派定的全面傾斜?
如前所述,日本時代引進西方法律體制,歷經嚴格篩練的台籍辯護士與司法官,所具法治素養,原是建設民主台灣不可或缺的人才,但卻未受國府青睞。戰後僅吳鴻麒、施炳訓兩位律師參與接收工作。
台籍辯護士也曾召開大會,集團體之力發聲,希望有機會為政府服務,但後來中央派定各地法院院長時,還是沒有台籍人士的蹤影。僅有在原定人員因為交通梗阻無法到任的時候,才出現由台籍法曹暫代的情形。
在無邊傾斜的過程中,仍是奮力想要有所突破。台灣最高民意殿堂省參議會被媒體捧為「六百萬人民的播音機」,一九四六年五月一開議,登用台灣人才的呼聲鳴動議場。
林連宗質詢高等法院院長楊鵬,不斷爭取「本省司法人員宜加錄用」;而戰後治安不如日本時代,怨聲已溢街頭,如何改善?質詢警務處長胡福相時,林連宗言:「加強警察力量,最好的辦法是警察高級幹部,要採用本省人。蓋本省人人地熟識處事自易,倘用年輕外省青年,經驗不足且人地生疏,處理警務,焉能應付裕如呢?」
語言當然是問題,若非這則質詢,我們恐怕也沒有辦法想像,當時竟然會以年輕的、語言不通的員警為主管。二二八事件發生,陳炘與陳儀會面,不是為他自己的金融事業說話,而是建議陳儀要解台灣民怨,就需先撤換警務處長、起用本地人才。
那其他領域呢?黃純青在質詢台大校長羅宗洛時觸及,希望能研究台灣歷史,並登用有為的本省籍教授:「本省人在日人統治下只有杜聰明博士當教授,希望今後多多採用本省有為青年當教授。⋯⋯希望台灣大學對台灣過去的歷史和文學等要有新意的研究。」
這些質詢內容,提供了當時社會的片段,聲音背後,是國家重新啟動過程中對任用本省專才的期待。日本時代,台灣人再怎麼努力、再怎樣秀異,終因非日本人,難有擔任主管的機會,民族及血緣像一道永遠無法翻越的高牆,堵住人才晉升的管道。戰後的歡迎曲中,若有拔高的小號吹揚,旗正飄飄,映襯那踏步而來的新政權,有一部分絕對是待解放的平等權,心裡至深的渴望,是敲碎差別待遇。
人事醜聞
議場中溫和的盼望有之,尖銳的批判亦揭露牽親引戚的惡風。林日高披露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上任後將資深的台籍技師免職,用自己江蘇籍的姨太太填補職缺。此般人事醜聞,橫吹各公務機關,不時登上新聞版面。
陳儀對各機關主管人員,安插自己人,引起民間責難,不是不知事態嚴重,也曾明令禁止:「各機關主管人員不得任用自己之家族或親戚(兄弟、姊妹、妻子、子女、女婿及妻之兄弟)。余在重慶時,業已通知過,但最近聞知仍有不遵守該項通知之機關,為工作效率計,希各主管人員均嚴格遵守。」
輿論更起身批判這種家族式政治是,「封建政治的殘粕、政治腐敗的根底,將使民主政治變為專制政治或祕密政治。」但,腐蝕政治的惡風有因陳儀之令停歇嗎?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則清一色為該院長之親戚,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近親戚二十餘人,占全法院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院長之妻,現任該院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
這是陳儀手令下達後,一個半月後刊出的新聞,可見長官禁令根本無用。台中法院竟有一半職員為院長親戚,需要公正廉明的司法機關發生這樣的事,更讓人瞠目結舌。
政府用人的省籍偏差
一九四六年十月,省參議會招待京滬記者團時,劉明朝省參議員(台南縣選出)坦言:「通貨膨脹嚴重,戰前十五元、戰中四十五元、戰後五百元,失業係當前最嚴重問題。現在公務員上級多由外省人獨占,下級工作始由台灣人服務,需要儘量登用台灣人才!」
高層人事的省籍偏差,到底有多嚴重呢?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表公務人員統計數字:簡任和簡任待遇以上的高級官員,共三二七人,外省籍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八;薦任和薦任待遇的中級官員,共二六三九人,外省籍佔九十三點三七。這樣的統治結構,使台灣人發出不平之鳴,認為此何異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只能一再淪為被統治者嗎?
外省人獨占政經上層的現象,使台灣人並無擔任政府、公司及工廠高級主管的機會。這與原先期待日本人離去後,各機關的主管位置可由台灣人升任的想像完全不同。而如果又出現內、外省人同工不同酬的狀況,怎堪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再次出現呢?
任職於《台灣新生報》的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中,描述當時的情況:
台灣新報也被接收而改為新生報了⋯⋯台籍的日文記者仍然留用,但中文的編輯則交給外省籍⋯⋯日文的編輯和中文編輯,各自分開,不過新進的中文記者的薪水幾乎比日文記者多一倍⋯⋯至於這種新的俸給制度的差別,不僅是新生報,就是其他政府機關也有相同的情形。
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籍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
這種差別待遇,正是台灣人最難忍受的。省籍對立的形成,往往導源自統治者的政策偏差。而若裁員也出現內、外省人的差別,在一增一裁間,必然引發生存的危機感。一九四六年十月高雄縣長調動,由半山謝東閔,改為外省籍的黃達平,結果高雄縣政府外省籍職員新派四十七名,本省籍則裁去四十五名。雖說新人新政,但接二連三的牽親引戚與省籍偏用,都引發不平聲浪。
到一九四六年十月為止,有近一萬九千名台籍文官因裁員而失去工作。固然因新政府接手,公務員較總督府時期大為縮減,但卻新聘近萬名外省籍人員,且大多數居中、高級職位。如此傾斜的統治結構,再與不斷爆發的貪汙醜聞合在一起,省籍裂痕,只是日益加劇。
戰後台灣人以為脫離殖民統治是解放、是當家作主,但歷史的輪軸卻未往這樣的方向運轉。悶住的豈止是歡迎曲?悶住的更是人心。
經濟的反動
島國台灣,資源有限,對外貿易是維持經濟命脈的繩索。自由、開放、破除人為限制方是真精神、良政策。今日各國引以為傲的自由港政策,如上海、新加坡、香港,迭創世界貨櫃吞吐量高峰。遠在一九四六年時,《民報》社論就已提出基隆、高雄兩地「設置自由港」的見解,他們深知港口方是台灣國力發展的泉源。
但別說先進的政策不採納,倒退的是陳儀不僅承襲日本時代的專賣制度,更進一步設置貿易局,由政府統攝進出口貿易及配銷事宜。人們原本期待戰爭結束,可以自由做生意,一切經濟事業可以開放人民參與,但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戰後商賈寸步難行,民間遂越過公署,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向行政院請願:「要求中央明令取消與民爭利的貿易公司,及類似性質的各種中間剝削機構,以疏民困。」
貿易局以官方身分做生意,不只與民爭利,更成貪腐溫床。
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現米荒,米價騰漲,無產階級難以維生。此時貿易局進口了麵粉十萬包,但卻不是透過合作社,以合理價格配售給人民,而是讓擁有資金的大商賈以量制價,低價取得、高價賣出。街有餓莩,政府不思安定民生,反讓商人居奇營利。
省參議會中砲聲隆隆,質疑官僚商人朋比為奸。省參議員王添灯爆料,商人要捧鉅款,才能見到貿易局長:「貿易局局長、副局長、主任祕書壟斷貿易、作風祕密,有人託本人以介紹,約必報以鉅金,可見其結幫獨占⋯⋯」
顏欽賢認為,政府與民爭奪生意,政治哪能如此?應裁撤貿易局。郭國基更批評:「貿易局為政兼商,其惡影響極大,產生貪官汙吏奸商等種種弊害,現省民需要時米最急,貿易局只辦麵粉、布匹,不辦米,如此無用機關應撤廢!」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省參議會由林獻堂領銜,二十七名議員連署,提案撤銷貿易局,理由是:「創設以來,徒予奸商舞弊機會,於國於民有害無利。」
震耳欲聾的民意,也撼動不了當局。陳儀高舉孫文的民生主義,以此作為決策受挑戰的盾牌,說這是發展國家資本、節制民間資本,利益可為全民所共享。但他卻忽略了人的因素,常是經營者不明大局、只圖私利,讓國營事業成了貪官汙吏的製造所。
一九四六年初,日本人所遺留的事業,政府大都已接管了。接管不就應該開始生產了嗎?但卻出現負責人遲遲沒有決定,以致工廠無法正常營運的狀況。民間相當焦躁不安,認為日本人已離開,為什麼不登用原先工廠中的台籍人士呢?
大半年過去了,政府還在等由中國內地或日本來的技師,民間忿忿不平,怎不先問問「台灣技術協會」中等待就業的人?
人才的問題是重點,但何以工廠竟至停頓下來?
「將所接收的重要原材料,處理或相賣分散,因之工廠不能繼續開工,其例更僕難數⋯⋯」。原來不時有接收人員,盜賣工廠機械五金及原物料。
而所接收工廠無法復工,乃至必須解散,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一九四六年二月長官公署工礦處接收台拓(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嘉義化學廠,即傳出拍賣廠內的白糖及番薯籤,圖利特定人士。
事實上這是台拓生產酒精汽油的原料。甘蔗、番薯因富含醣類及澱粉,可提煉做酒精汽油,即今天所謂的生質能,是替代能源的一種。二戰期間,美國對日實施石油禁運,台拓因此擔負供給能源的角色。
台拓嘉義廠雇用三千二百多名員工,支撐嘉義近五分之一人口的生計,是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發酵式有機溶劑化學工廠。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視台灣為永久補給站,因此力拓產業,部分工業已入世界先進之林。
而廠區在二戰時遭美軍轟炸,已是百廢待舉,但政府對化學工廠的復工,顯然專業不足,對溶劑的需求和產銷也欠缺管道。可想像的是,此工業若停頓下來,嘉義地區必然陷入極大的失業潮。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總員工五千餘名,家眷達兩萬五千名以上,一九四六年五月政府還決定繼續經營,九月卻宣布解散,說這是支撐帝國侵略的「邪惡產業」。
二二八事件,嘉義是全台最動盪,反抗最激烈的地區,經濟民生是否即為導火線?
也由於日產接收,弊端叢生,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監察委員劉文島來台調查,林獻堂告訴他:「接收多有不正行為,陳長官雖勤勉,但其所用之人,殊不適當。以致凡所接收之工廠,多中止作業。此後務須整理,若政府要者留之,不要者或貸、或賣與人民,以免生產停頓。」
日本人遺留下極為龐大的事業,林獻堂一再要求,政府要經營的就拿走,政府不用的就賣給民間,或與民間共同經營。這才能幫助工商復甦,增加就業機會,但政府就是握在手中不放。
本土金融家陳炘,於一九四六年成立大公信託,集資五千萬元,但所欲經營的項目,如打撈沉船業,至他在二二八事件罹難前,始終都未能取得政府核可的執照。原因無它,因這門生意,政府打算自己做。
工業不啟動,經濟難發展。這使原先在工廠上班的,現因工廠停頓,無工可作;而原先失業的,也因生產停頓找不到工作,失業者滿街道,是要生出治安問題了。
接收──劫收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民報》社論已提出警語:「要預防經濟的反動」。
自去年末開始接收的各種工廠,復興至今尚未上軌道,大半依然停頓,不能開始操作。殘存在省內的物資多被搬出省外,譬如食糖、五金原料及各種機械類等。重要物資的流出,是使各工廠的恢復更加困難。而且負責的管理人員多屬無經驗者,此亦恢復遲延之一因。
重要物資不斷被搬離台灣,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是不肖官員貪汙,還是另有其他問題?為何讓有識者擔憂,足以引起「反動」?
在諸多程度不同的事件中,最引起社會怒視的當屬「十五萬噸食糖事件」。
一九四六年四月,行政院長宋子文一個命令,就要台灣將接收的食糖,全數運到上海。量有多大?依糖業接管委員會的說法是:「所接收之糖如果按照目前數量運送,則非至一年以上不可」。量之龐大,連高雄碼頭倉庫都容納不下。
六月貿易局長于百溪自上海歸來:「所接收食糖受中央命令,無代價,要運出十五萬噸,交中央。」七月九日法官吳鴻麒日記載:「糖起大價,斤四十元,無產階級食糖亦不容易也。產糖名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不堪設想也。」
日本時代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一句諺語道出台灣蔗農受日本壓榨的心聲。此時政府所接收的十五萬噸白糖,是日本政府自台灣農民身上剝削所得,這時卻必須無償搬運到上海。
宋子文欲以台灣糖平抑上海物價,但卻造成台灣物價劇烈波動。而這不只是人民生活冷熱而已,更影響到台灣能否自戰後的廢墟中站起。因糖是重要物資,是可以出口幫國家賺外匯的。二戰期間,台灣遭美軍轟炸,電力設施、鐵路交通、重要工廠皆遭破壞,戰後發電量僅剩十分之一,這都需要自國外購買機械零件,讓設備重新啟動,這時如果沒有外匯,如何向國外採購?宋子文此一決策,無異掏空台灣,更加深民間接收無異於是「劫收」的感受。
二二八事件動盪喧騰,處理委員會向政府提出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最後一條即是「送與中央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法估價,撥歸台灣省」。
糖給國民政府搬走了,起碼要付錢給台灣。
許許多多的決策,讓政府來台「接收」,變成有如「劫收」。媒體以祖國如蠹蟲啃蝕台灣的漫畫,呈現人民感受。國共內戰如土石流般,急遽崩動,牽連台灣。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出現激烈通貨膨脹,百物飆漲、路有餓莩、民不聊生;同一時間,上海報紙報導台灣糖在該市開始廉價配給,請問這時台灣人民作何感受?
二二八事件一發生,當起事者在街頭招募前往水上機場作戰的人時,他們呼喊:「有人要來搶咱台灣,來喔,咱來顧台灣⋯⋯」,會引起群眾共鳴,而讓那一時代的青年,走上戰場,付出他們的生命與長年的牢獄之災。
作者是一個法國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卻闖進台灣傷痕歷史的領域。因法國教會她的是,不可能不了解歷史,而有辦法詮釋當代社會。從1997年主持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劃開始,她便緊握台灣人心靈底層最敏感的神經,一路走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歷二十餘年,今為台灣民主運動與二二八重要研究者與策展人。策展作品包括〈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民主花開美麗島〉、〈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等。著有《二二八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2021)、《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2019)、《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2017)、《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三):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2001,合編註)、《珍藏美麗島:台灣民主歷程真紀錄》(1999,合編著,共四冊,獲圖書金鼎獎)。
書名:《二二八反抗運動》
作者:黃惠君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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