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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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

第一節：二二八厲禁

以上各章所述，只是二二八可見的「身體逃亡」；其實還有更全面、徹底、不可見的逃亡，也就是心靈層面的逃亡。廣義來說，對二二八噤聲、避談就是一種心靈逃亡。這和二二八帶給台灣人劇烈的傷痛，不忍碰觸，也和國民黨長期將二二八懸為厲禁，不准談論有關。

二二八是深入骨髓的痛，其禁忌性從逮捕之際即已形成。這部分，口述史提供豐富的佐證資料。僅以嘉義為例，許玉山（受難者許三貴之子）說，其父被捕後，阿公（三貴之父）不敢去保，怕如果去保，自己和家人都會有事；三貴死後，也不敢將屍體領回家，而是在崁腳找個地方埋了。這是作保和收屍的恐懼。蔡日洋（受難者蔡維之子）說：「父親死後，我們連顯出悲傷的樣子都不敢，怕危險。」這是悲傷的禁忌。

蕭秀鸞（受難者陳少輝之妻）說：「當時的鄰里長，都不敢讓人報真正死因；一般的人也不敢報，只能報失蹤。失蹤要十年以上才能宣布死亡。」陳信鈕（受難者陳容貌之子）說，家屬辦理死亡除籍時，「好多醫生因怕受牽累，不敢出證明，致無法取得死亡證明」，這是通報的禁忌。

又如嘉義商人張天賜被國軍刺傷腹部，緊急開刀仍告不治，戶籍謄本記載死於「術後急性胃擴張」。醫生對家屬說：「我不能在死亡證明上寫明是被槍尾刀刺傷，這樣子寫你們是暴徒，會影響家族的將來。」這是紀實的禁忌。劉厝庄居民劉清河說，劉厝事件的死者家屬們「像做賊似的」，半夜摸黑去撈屍、認屍，「挖個洞偷偷掩埋，沒有棺材也沒有草蓆，像埋死狗一樣」；三青團團員陳增雄說：「嘉義這些人死後，國民黨阻擋這些人的家屬料理喪事，禁制老百姓路祭，要他們不能一起出殯，也不能一起做祭。」這是善後的禁忌。

即使單獨出殯，國軍也要加以恐嚇。陳澄波之子陳重光回憶：

我父親出殯時，根本沒有人敢來致祭悼問。不僅如此，軍車每五到十分鐘就繞我家一次，軍車上約坐二、三十個拿槍的兵。出殯時，我母親怕我們兄弟出去遭到報復，不准我們五個孩子送父親出殯。只有一名鼓吹手吹著哀樂，一個親戚隨棺之後，一片淒涼景象。我父親真的比一個羅漢腳還不如。

嘉義陳澄波家所遭遇的，是暗示性的威脅；而台北林旭屏家所遭遇的，卻是直接性的警告。其女林慧珠說：

第三天開始，家中就常常接到怪聲怪調的電話，威脅說：「這件事不可對外面講！」「不可外揚，否則對你們一家不利！」「要小心，亂講話沒有命！」「別人問，要說沒有這個事情！」「要保自己的命，要注意了！」這些電話一天不只一次，好像很多單位輪流打，各說各話。

也是在台北。李瑞漢之子李榮欣高中畢業後，透過別人介紹，在美國駐台海軍醫院工作，前兩年領的是聯勤外事處的薪水。該處第二課一位少校軍官找他談話，恐嚇說：「我們知道你一切的事情。你不准把家裡的事告訴美國人一句半句，要是說了，你會有問題喔。」

王育霖被捕後，有人提醒其妻陳仙槎：王曾與日本人來往，證據要趕快燒。陳救夫心切，開始燒文件，「王育霖寫的書、文章、日記、書信，全部燒。那些東西燒了三天兩夜，又怕別人看見，遮遮掩掩的燒，也燒得乾乾淨淨」，但丈夫仍遇難。丈夫死後，她又交代兒子，在校千萬不能說父親死於二二八，只能說他「病死」，怕兒子講出來會沒命。

這些禁忌，有的是「他禁」，有的是「自禁」，說明在白色恐怖之前，二二八已經由無數「個別性恐懼」堆疊出影響往後數十年的「二二八恐怖」。其實白色恐怖的形成，亦可作如是觀。由於二二八禁忌刻骨銘心，有些台灣人乾脆將它和死亡禁忌結合，訴諸最原始的因果報應，以發洩人間無處泣冤之苦。

例如嘉義林登科落葬時，妻子為他穿草鞋，讓他握一支木刀，對他說：「科仔，你要有靈有聖，有冤就去報冤，有仇就去報仇，做鬼也要去掠害死你的人」。宜蘭的康介珪（二二八見證者）說：頭城事件的死者家屬在媽祖宮前收屍時，他在附近聽到一個女人說：「幫伊穿草鞋，讓伊卡會行路；可以去討命，幫伊佩關刀…」

同樣，台北的黃林玉鳳（二二八見證者）說，他的鄰居在西門町遭國軍槍殺，其母傷心之餘，「用桃枝做拐杖給兒子，讓兒子穿著草鞋，希望兒子走得穩又快，要兒子去找凶手」。有些凶手會在第一時間就領到這份「心意」。高雄煉油廠工人陳天生被國軍開了第一槍後，轉頭痛斥凶手：「我死後做鬼，也不放過你們這些土匪仔兵！」第二槍才倒地。

到了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禁忌更加體制化％緣於這兩種恐怖的無縫接軌。官方雖未立法禁談二二八，卻透過各種「潛規則」和打壓手段，使二二八議題在公領域幾近絕跡，進而成為「禍源」，談論二二八即可招不測之禍。以政治案件而言，部分言論案件如張四端案、陳盛明案、張嘉助案、陳恆昇案、王啟昌王丁德案等，都是被告發表對二二八的看法，而被交付感化，或以「構造謠言」、「為匪宣傳」等罪名判刑。土城鄉農民葉金水則因為聽陳義農（工人，死刑）「講述社會發展史、農民的痛苦、二二八事件等有利於匪幫之宣傳言論」，被以「知匪不報」罪判刑三年，則顯示不僅談論二二八有罪，聽到二二八而不告發，也是有罪。

其中陳恆昇案特別一提：第一，他是安徽人，這說明外省人也不准講二二八；第二，他對二二八的細節講得最豐富：「當時國軍在嘉義機場見青年即活埋；台北方面則以麻袋裝人往河裡丟；基隆港口之海軍小艇，見人即以機槍掃射，因而造成台灣人始終恨內地人」。細節容有誤植，但考其語意，是外省人對二二八的自省，即此亦不免獲罪。

陳案判決書稱，「查二二八事件，係共匪製造之變亂，該被告竟妄指為國軍來台時擾民之結果」，其論調和陳儀當局的口徑完全接軌（只是抽掉日本因素）。換言之：二二八與「叛亂」如影隨形，前人參加二二八是叛亂，後人談論二二八也是叛亂。論者常謂國民黨在台統治屬於「威權主義」，筆者認為此說過度簡化，並未深入實際，忽視該黨在強人崇拜、恐怖統治、思想箝控和特務治國等方面，許多措施之嚴厲綿密，並不亞於極權國家。二二八厲禁就是典型之例。

第二節：「移民國外」與「心靈脫中」

談論二二八既然危險，因此對二二八閉口不談，以求避罪免禍，自然也是一種「逃亡」。這種心靈上的逃亡，有時比身體上的逃亡，逃得更遠。一些作家的長期或永遠「封筆」就是一例。他們不僅不寫二二八，連創作本身都廢了。日治時代揚名文壇的張文環，曾對張良澤說：「自從二二八之後，我已發誓折筆不寫東西，也絕口不談文學。因為我所有的文學朋友都在那事件時慘遭殺害。」日治時代揚名詩壇的莊垂勝，二二八被捕羈押七天，並被撤掉台中圖書館館長之職，出獄後歸隱萬斗六山林。日治後期重要小說家周金波，二二八期間父楊阿壽逃亡，弟楊國仁被殺，周本人三次被捕，「用錢買性命」才獲釋，此後進入虛擬的戲劇世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另有些人雖未封筆，但移身比較「安全」的位置，如二二八之前常在《民報》對時政「冷語」、「熱言」的黃旺成，逃亡脫險後，進入台灣省通志館任編纂組長，研究台灣抗日史；《台灣新生報》編輯黃得時，離開報業「重災區」，應聘台大中文系，投入台灣文史研究。文史雙棲的楊雲萍，雖早於二二八之前已任職台灣省編譯館，但一九四七年八月應聘台大歷史系後，也投入台灣文史研究。對他們而言，二二八的逃亡是從現代逃回古代，心路歷程類似中國的沈從文和錢鍾書。

黃得時應該不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林頂立呈報南京保密局本部，聲稱《新生報》吳金鍊、阮朝日、陳昆山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民主報」，黃得時被列為十五名接收委員之一，惟未參加「偽組織會議」云云。此說真假不論，但他幸運躲過一劫，免遭清算命運。

還有一些人的逃亡更為迂迴。他們來不及在二二八逃亡，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在十幾年或幾十年後以「留學」或「依親」方式逃離台灣，移民國外。二二八的受難家屬，此例特別多見。如林茂生之妻王采蘩、子林宗義移民加拿大；陳能通之子陳秀將，郭章垣之女郭勝華，李瑞峰之妻李藍慎、子李榮達；李仁貴之子李博智，林桂端之子林信一和林信二等移民美國；張七郎之子張依仁、張秉仁、張存仁移民巴西等。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說：「我甘願我的子孫做美國奴，也不願意做中華民國的紳士。」移民美國的李榮欣（李瑞漢之子）說：「美國的狗死後還被慎重其事的埋葬，而台灣被殘殺的菁英呢…有時不禁感嘆，做美國狗也比做台灣人有價值。」移民德國的黃文治（黃阿統之子）說：「有人曾經問我對台灣有沒有感情。我說，二二八事件沒有解決，要我愛台灣？我永遠不敢愛。」

梁熒汐（林光前之妻）一九七一年隨子女移民美國，其子林俊雄說：「家姊一九六五年去美國留學…並想辦法讓我們也能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陳仙槎（王育霖之妻）為了讓兒子王克雄出國，同意他加入國民黨。王克雄因受難家屬身分，出境證被刁難許久；但因其黨員身分，最後還是通過。陳仙槎說：「一直到（他）坐上往美國的班機，我們才能完全放鬆心情，是一種逃亡的心情。」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也牽連到白色恐怖的心靈逃亡。陳能通長子陳穎奇留在台灣，卻鼓勵弟妹出國。他說：「要是能出去就盡量出去，不要留在這個齷齪骯髒的地方；同時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會遭遇什麼不測，誰也不敢講。」林連宗之女林信貞說：「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世代，戒嚴令尚未解除，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又會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後來就全家定居美國。」

此外，也有人在海外「就地逃亡」。廖進平的次子廖德潛，在日本讀東京醫科大學，二二八事件後，再也不敢回台灣。陳能通之弟陳信德的遭遇更曲折。原本在北京大學任教，二二八事件後，聽從父親之勸留在中國，結果在文革被下放勞改，死於文革。兄弟兩人，都無所逃於中國人的暴政。

二二八家屬紛紛逃離台灣，緣於極限的悲痛經驗，這部分足以論述成另一本著作，本書權衡篇幅，做了割捨。他們除了遭受家破人亡之苦，受盡種種歧視與刁難外，並被官方造冊，長期監偵。在台灣的扭曲體制下，他們比任何人都更不能碰觸二二八，只有將二二八徹底隔絕，才有求生的機會。

資料顯示，許多二二八家屬與倖存者（包括自新自首者）都被列為「戊寅份子」，這是一九五五年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指示「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各單位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 戰時應作有效之控制」後，由保安司令部將現有資料彙整造冊，共有六千三百一十七人，並透過保防分工，加以監視考核，這是通案性的。此外在特殊時機，會成立專案加強監控異己，例如一九七一年（丁亥），為了「建國六十周年」的「維穩」（套用中共術語）需要，開始實施靖平專案，將二二八人士納入，列出丁亥份子、靖平份子等名目，這是特案性的，且不限於二二八人士。不論通案或特案，二二八的戊寅份子和白色恐怖的「特殊份子」雙軌並行，同為國民黨整肅異己的秘密和延長手段。

也有些二二八的親歷者，基於對中國政治的覺悟，心靈上雖不見得逃離二二八，但肯定逃離了中國。例如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二二八與死神擦身而過，並嚐到「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李登輝二二八時曾躲在好友何既明自家開設的米店樓上，也目擊國軍在街上濫射。他說「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轉而擁抱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又如林界之弟林汗，上壽山欲救其兄，「結果全身被搜光，只剩一條內衣褲被趕下來」；復遭一名軍官恐嚇詐騙，輸送許多錢財仍救不回兄命，此後發誓絕不說北京話。張七郎熱愛「祖國」反被「祖國」殺害，其妻詹金枝教訓當地駐軍：「你們中國最會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是最不仁、最不愛的就是你們這些人。」

台灣人在心靈上的「脫中」，有很深沉的因素，也不始於二二八；究其根源，是「劫收」在台灣人心中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幻滅。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有台灣人向美國人抱怨：「你們在日本投了一顆原子彈，卻對我們投了中國人」；美國領事步雷克說：「一位睿智的年輕領袖目前觀察到：『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我們從未瞭解有關中國的真相；現在我們才知道，為何世界各地都不歡迎中國人，為何其他國家都在排斥他們。』」

二二八見證者，時為基隆市候補參議員的張桂章說：「我讀日本書，深深體會他們從頭到尾就是教你一個字：正直。不正直，很難在日本社會生存。」「在中國人的統治下，我們無法發揮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反而被他們拖累成整天說謊的人。」「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與他們都不同，絕對不同。他們動不動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其實，觀念都不一樣，怎麼會是一家人？」這種「不是一家人」的體悟，要發展出「台灣獨立」（政治脫中）的思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作者為台北市人，台大中文系、政大台史所畢，曾任《自由時代》週刊編輯等職。從事人權議題研究多年，並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文章。著有《李天生評傳》，編撰有《人權之路》；編輯有《白色封印》、《高俊明牧師回憶錄》等；並受補償基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進行白色恐怖六張犁名單、政治犯名單比對考證，近年參與中研院台史所的白色恐怖歷史概覽編纂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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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作者：李禎祥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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