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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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

第一節:二二八厲禁

以上各章所述,只是二二八可見的「身體逃亡」;其實還有更全面、徹底、不可見的逃亡,也就是心靈層面的逃亡。廣義來說,對二二八噤聲、避談就是一種心靈逃亡。這和二二八帶給台灣人劇烈的傷痛,不忍碰觸,也和國民黨長期將二二八懸為厲禁,不准談論有關。

二二八是深入骨髓的痛,其禁忌性從逮捕之際即已形成。這部分,口述史提供豐富的佐證資料。僅以嘉義為例,許玉山(受難者許三貴之子)說,其父被捕後,阿公(三貴之父)不敢去保,怕如果去保,自己和家人都會有事;三貴死後,也不敢將屍體領回家,而是在崁腳找個地方埋了。這是作保和收屍的恐懼。蔡日洋(受難者蔡維之子)說:「父親死後,我們連顯出悲傷的樣子都不敢,怕危險。」這是悲傷的禁忌。

蕭秀鸞(受難者陳少輝之妻)說:「當時的鄰里長,都不敢讓人報真正死因;一般的人也不敢報,只能報失蹤。失蹤要十年以上才能宣布死亡。」陳信鈕(受難者陳容貌之子)說,家屬辦理死亡除籍時,「好多醫生因怕受牽累,不敢出證明,致無法取得死亡證明」,這是通報的禁忌。

又如嘉義商人張天賜被國軍刺傷腹部,緊急開刀仍告不治,戶籍謄本記載死於「術後急性胃擴張」。醫生對家屬說:「我不能在死亡證明上寫明是被槍尾刀刺傷,這樣子寫你們是暴徒,會影響家族的將來。」這是紀實的禁忌。劉厝庄居民劉清河說,劉厝事件的死者家屬們「像做賊似的」,半夜摸黑去撈屍、認屍,「挖個洞偷偷掩埋,沒有棺材也沒有草蓆,像埋死狗一樣」;三青團團員陳增雄說:「嘉義這些人死後,國民黨阻擋這些人的家屬料理喪事,禁制老百姓路祭,要他們不能一起出殯,也不能一起做祭。」這是善後的禁忌。

即使單獨出殯,國軍也要加以恐嚇。陳澄波之子陳重光回憶:

我父親出殯時,根本沒有人敢來致祭悼問。不僅如此,軍車每五到十分鐘就繞我家一次,軍車上約坐二、三十個拿槍的兵。出殯時,我母親怕我們兄弟出去遭到報復,不准我們五個孩子送父親出殯。只有一名鼓吹手吹著哀樂,一個親戚隨棺之後,一片淒涼景象。我父親真的比一個羅漢腳還不如。

嘉義陳澄波家所遭遇的,是暗示性的威脅;而台北林旭屏家所遭遇的,卻是直接性的警告。其女林慧珠說:

第三天開始,家中就常常接到怪聲怪調的電話,威脅說:「這件事不可對外面講!」「不可外揚,否則對你們一家不利!」「要小心,亂講話沒有命!」「別人問,要說沒有這個事情!」「要保自己的命,要注意了!」這些電話一天不只一次,好像很多單位輪流打,各說各話。

也是在台北。李瑞漢之子李榮欣高中畢業後,透過別人介紹,在美國駐台海軍醫院工作,前兩年領的是聯勤外事處的薪水。該處第二課一位少校軍官找他談話,恐嚇說:「我們知道你一切的事情。你不准把家裡的事告訴美國人一句半句,要是說了,你會有問題喔。」

王育霖被捕後,有人提醒其妻陳仙槎:王曾與日本人來往,證據要趕快燒。陳救夫心切,開始燒文件,「王育霖寫的書、文章、日記、書信,全部燒。那些東西燒了三天兩夜,又怕別人看見,遮遮掩掩的燒,也燒得乾乾淨淨」,但丈夫仍遇難。丈夫死後,她又交代兒子,在校千萬不能說父親死於二二八,只能說他「病死」,怕兒子講出來會沒命。

這些禁忌,有的是「他禁」,有的是「自禁」,說明在白色恐怖之前,二二八已經由無數「個別性恐懼」堆疊出影響往後數十年的「二二八恐怖」。其實白色恐怖的形成,亦可作如是觀。由於二二八禁忌刻骨銘心,有些台灣人乾脆將它和死亡禁忌結合,訴諸最原始的因果報應,以發洩人間無處泣冤之苦。

例如嘉義林登科落葬時,妻子為他穿草鞋,讓他握一支木刀,對他說:「科仔,你要有靈有聖,有冤就去報冤,有仇就去報仇,做鬼也要去掠害死你的人」。宜蘭的康介珪(二二八見證者)說:頭城事件的死者家屬在媽祖宮前收屍時,他在附近聽到一個女人說:「幫伊穿草鞋,讓伊卡會行路;可以去討命,幫伊佩關刀…」

同樣,台北的黃林玉鳳(二二八見證者)說,他的鄰居在西門町遭國軍槍殺,其母傷心之餘,「用桃枝做拐杖給兒子,讓兒子穿著草鞋,希望兒子走得穩又快,要兒子去找凶手」。有些凶手會在第一時間就領到這份「心意」。高雄煉油廠工人陳天生被國軍開了第一槍後,轉頭痛斥凶手:「我死後做鬼,也不放過你們這些土匪仔兵!」第二槍才倒地。

到了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禁忌更加體制化%緣於這兩種恐怖的無縫接軌。官方雖未立法禁談二二八,卻透過各種「潛規則」和打壓手段,使二二八議題在公領域幾近絕跡,進而成為「禍源」,談論二二八即可招不測之禍。以政治案件而言,部分言論案件如張四端案、陳盛明案、張嘉助案、陳恆昇案、王啟昌王丁德案等,都是被告發表對二二八的看法,而被交付感化,或以「構造謠言」、「為匪宣傳」等罪名判刑。土城鄉農民葉金水則因為聽陳義農(工人,死刑)「講述社會發展史、農民的痛苦、二二八事件等有利於匪幫之宣傳言論」,被以「知匪不報」罪判刑三年,則顯示不僅談論二二八有罪,聽到二二八而不告發,也是有罪。

其中陳恆昇案特別一提:第一,他是安徽人,這說明外省人也不准講二二八;第二,他對二二八的細節講得最豐富:「當時國軍在嘉義機場見青年即活埋;台北方面則以麻袋裝人往河裡丟;基隆港口之海軍小艇,見人即以機槍掃射,因而造成台灣人始終恨內地人」。細節容有誤植,但考其語意,是外省人對二二八的自省,即此亦不免獲罪。

陳案判決書稱,「查二二八事件,係共匪製造之變亂,該被告竟妄指為國軍來台時擾民之結果」,其論調和陳儀當局的口徑完全接軌(只是抽掉日本因素)。換言之:二二八與「叛亂」如影隨形,前人參加二二八是叛亂,後人談論二二八也是叛亂。論者常謂國民黨在台統治屬於「威權主義」,筆者認為此說過度簡化,並未深入實際,忽視該黨在強人崇拜、恐怖統治、思想箝控和特務治國等方面,許多措施之嚴厲綿密,並不亞於極權國家。二二八厲禁就是典型之例。

第二節:「移民國外」與「心靈脫中」

談論二二八既然危險,因此對二二八閉口不談,以求避罪免禍,自然也是一種「逃亡」。這種心靈上的逃亡,有時比身體上的逃亡,逃得更遠。一些作家的長期或永遠「封筆」就是一例。他們不僅不寫二二八,連創作本身都廢了。日治時代揚名文壇的張文環,曾對張良澤說:「自從二二八之後,我已發誓折筆不寫東西,也絕口不談文學。因為我所有的文學朋友都在那事件時慘遭殺害。」日治時代揚名詩壇的莊垂勝,二二八被捕羈押七天,並被撤掉台中圖書館館長之職,出獄後歸隱萬斗六山林。日治後期重要小說家周金波,二二八期間父楊阿壽逃亡,弟楊國仁被殺,周本人三次被捕,「用錢買性命」才獲釋,此後進入虛擬的戲劇世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另有些人雖未封筆,但移身比較「安全」的位置,如二二八之前常在《民報》對時政「冷語」、「熱言」的黃旺成,逃亡脫險後,進入台灣省通志館任編纂組長,研究台灣抗日史;《台灣新生報》編輯黃得時,離開報業「重災區」,應聘台大中文系,投入台灣文史研究。文史雙棲的楊雲萍,雖早於二二八之前已任職台灣省編譯館,但一九四七年八月應聘台大歷史系後,也投入台灣文史研究。對他們而言,二二八的逃亡是從現代逃回古代,心路歷程類似中國的沈從文和錢鍾書。

黃得時應該不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林頂立呈報南京保密局本部,聲稱《新生報》吳金鍊、阮朝日、陳昆山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民主報」,黃得時被列為十五名接收委員之一,惟未參加「偽組織會議」云云。此說真假不論,但他幸運躲過一劫,免遭清算命運。

還有一些人的逃亡更為迂迴。他們來不及在二二八逃亡,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在十幾年或幾十年後以「留學」或「依親」方式逃離台灣,移民國外。二二八的受難家屬,此例特別多見。如林茂生之妻王采蘩、子林宗義移民加拿大;陳能通之子陳秀將,郭章垣之女郭勝華,李瑞峰之妻李藍慎、子李榮達;李仁貴之子李博智,林桂端之子林信一和林信二等移民美國;張七郎之子張依仁、張秉仁、張存仁移民巴西等。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說:「我甘願我的子孫做美國奴,也不願意做中華民國的紳士。」移民美國的李榮欣(李瑞漢之子)說:「美國的狗死後還被慎重其事的埋葬,而台灣被殘殺的菁英呢…有時不禁感嘆,做美國狗也比做台灣人有價值。」移民德國的黃文治(黃阿統之子)說:「有人曾經問我對台灣有沒有感情。我說,二二八事件沒有解決,要我愛台灣?我永遠不敢愛。」

梁熒汐(林光前之妻)一九七一年隨子女移民美國,其子林俊雄說:「家姊一九六五年去美國留學…並想辦法讓我們也能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陳仙槎(王育霖之妻)為了讓兒子王克雄出國,同意他加入國民黨。王克雄因受難家屬身分,出境證被刁難許久;但因其黨員身分,最後還是通過。陳仙槎說:「一直到(他)坐上往美國的班機,我們才能完全放鬆心情,是一種逃亡的心情。」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也牽連到白色恐怖的心靈逃亡。陳能通長子陳穎奇留在台灣,卻鼓勵弟妹出國。他說:「要是能出去就盡量出去,不要留在這個齷齪骯髒的地方;同時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會遭遇什麼不測,誰也不敢講。」林連宗之女林信貞說:「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世代,戒嚴令尚未解除,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又會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後來就全家定居美國。」

此外,也有人在海外「就地逃亡」。廖進平的次子廖德潛,在日本讀東京醫科大學,二二八事件後,再也不敢回台灣。陳能通之弟陳信德的遭遇更曲折。原本在北京大學任教,二二八事件後,聽從父親之勸留在中國,結果在文革被下放勞改,死於文革。兄弟兩人,都無所逃於中國人的暴政。

二二八家屬紛紛逃離台灣,緣於極限的悲痛經驗,這部分足以論述成另一本著作,本書權衡篇幅,做了割捨。他們除了遭受家破人亡之苦,受盡種種歧視與刁難外,並被官方造冊,長期監偵。在台灣的扭曲體制下,他們比任何人都更不能碰觸二二八,只有將二二八徹底隔絕,才有求生的機會。

資料顯示,許多二二八家屬與倖存者(包括自新自首者)都被列為「戊寅份子」,這是一九五五年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指示「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各單位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 戰時應作有效之控制」後,由保安司令部將現有資料彙整造冊,共有六千三百一十七人,並透過保防分工,加以監視考核,這是通案性的。此外在特殊時機,會成立專案加強監控異己,例如一九七一年(丁亥),為了「建國六十周年」的「維穩」(套用中共術語)需要,開始實施靖平專案,將二二八人士納入,列出丁亥份子、靖平份子等名目,這是特案性的,且不限於二二八人士。不論通案或特案,二二八的戊寅份子和白色恐怖的「特殊份子」雙軌並行,同為國民黨整肅異己的秘密和延長手段。

也有些二二八的親歷者,基於對中國政治的覺悟,心靈上雖不見得逃離二二八,但肯定逃離了中國。例如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二二八與死神擦身而過,並嚐到「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李登輝二二八時曾躲在好友何既明自家開設的米店樓上,也目擊國軍在街上濫射。他說「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轉而擁抱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又如林界之弟林汗,上壽山欲救其兄,「結果全身被搜光,只剩一條內衣褲被趕下來」;復遭一名軍官恐嚇詐騙,輸送許多錢財仍救不回兄命,此後發誓絕不說北京話。張七郎熱愛「祖國」反被「祖國」殺害,其妻詹金枝教訓當地駐軍:「你們中國最會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是最不仁、最不愛的就是你們這些人。」

台灣人在心靈上的「脫中」,有很深沉的因素,也不始於二二八;究其根源,是「劫收」在台灣人心中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幻滅。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有台灣人向美國人抱怨:「你們在日本投了一顆原子彈,卻對我們投了中國人」;美國領事步雷克說:「一位睿智的年輕領袖目前觀察到:『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我們從未瞭解有關中國的真相;現在我們才知道,為何世界各地都不歡迎中國人,為何其他國家都在排斥他們。』」

二二八見證者,時為基隆市候補參議員的張桂章說:「我讀日本書,深深體會他們從頭到尾就是教你一個字:正直。不正直,很難在日本社會生存。」「在中國人的統治下,我們無法發揮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反而被他們拖累成整天說謊的人。」「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與他們都不同,絕對不同。他們動不動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其實,觀念都不一樣,怎麼會是一家人?」這種「不是一家人」的體悟,要發展出「台灣獨立」(政治脫中)的思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作者為台北市人,台大中文系、政大台史所畢,曾任《自由時代》週刊編輯等職。從事人權議題研究多年,並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文章。著有《李天生評傳》,編撰有《人權之路》;編輯有《白色封印》、《高俊明牧師回憶錄》等;並受補償基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進行白色恐怖六張犁名單、政治犯名單比對考證,近年參與中研院台史所的白色恐怖歷史概覽編纂計畫等。


書名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作者:李禎祥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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