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京都的誕生》

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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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京都」的誕生與「天下」之謎

──有秩序的平安京+君臨天下的鳥羽+往生極樂的白河

屈服於白河院政的攝關家──藤原忠實的悲慘命運

院政是在攝關政治的空窗期誕生的政治制度。治曆三年(一○六七),七十六歲的藤原賴通卸下了他長達四十八年的關白職務後,他的弟弟藤原教通根據父親藤原道長的遺言,深信接任這個職務的應該是自己,但藤原賴通卻私心希望兒子藤原師實繼任,因此兄弟之間爆發衝突,導致關白的位置空了一段時間。最後,隔年由藤原教通繼任關白,直到他在承保二年(一○七五)過世為止。藤原教通辭世後,三十四歲的藤原師實繼承關白,當時在位的是白河天皇。應德三年(一○八六),白河天皇將皇位讓給其子堀河天皇,藤原師實則成為攝政。之後,藤原師實再次擔任關白,寬治八年(一○九四)將關白職位讓給三十三歲的兒子藤原師通,七年後過世。

藤原師通個性剛直,經常替性情急躁的白河院政踩煞車,此外,他也相當勤勉好學,精通百家,對大江匡房等儒學家十分禮遇。藤原師通在承德三年(一○九九)六月過世後,他的治世被評為「天下肅然(天下井然有序,各得其所)」。藤原師通享年僅三十八歲,大江匡房曾痛惜「天與其才,不與其壽」,攝關家的運勢也在他死後開始急速滑落。藤原師通的長子藤原忠實年僅二十二歲,便任職權大納言。依慣例,只有曾擔任過大臣的人,才能成為攝政、關白,因此藤原忠實並非被任命為關白,而是被賦予「內覽」的權限。所謂內覽的權限,是指閱讀朝臣準備上奏天皇的文書,根據記載,「內覽與關白萬機已同事(內覽與關白在政務上已同等)」,亦即實質上等於將他任命為關白。

在攝關政治的巔峰期,身為權大納言的藤原道長擔任內覽,成為實質上的關白;或許是因為這樣並不會造成任何困擾,即使後來晉升了右大臣、左大臣,他依然沒有擔任攝關一職,而是始終以內覽的身分率領一條天皇、三條天皇的朝廷(之後又擔任後一條天皇的攝政)。身為權大納言的藤原忠實擔任內覽,正是承襲於此做法;以形式而言,可說是攝關政治的第二個巔峰期。最重要的是,以藤原道長為例,對於正處巔峰期的攝關政治來說,攝政或關白的頭銜並非絕對必要;藤原道長並不是因為身為攝關才擁有權勢,而是因為擁有權勢才順便擔任攝政。然而藤原忠實卻沒有這樣的權勢,他是在白河院的關照下獲得內覽一職的。隔年,藤原忠實晉升右大臣,照理說已具備擔任關白的資格,卻依然沒有獲准;在長治二年(一一○五)就任關白之前,他一共擔任了六年的內覽。此外,早在白河天皇的父親──後三條天皇的時代,攝關家便已不是天皇的外戚,導致攝關家的政治影響力大為降低。

堀河天皇對處理政務具有熱忱,與父親白河院互相尊重,同心協力掌理朝政。然而,在藤原忠實就任關白二年後的嘉承二年(一一○七),堀河天皇便英年早逝,得年二十九歲;其子鳥羽天皇年僅五歲便即位,從此無人可阻擋白河院政的獨斷獨行。之後,藤原忠實便宛如暴風雨中的小船,被院政操弄於股掌之上。鳥羽天皇即位後,三十歲的藤原忠實成為攝政;六年後的永久元年(一一一三)鳥羽天皇成年後,便成為關白。然而在這個時候,攝政、關白皆已臣服於院政。

院政──恣意妄為、充滿利益的政治制度

大治四年(一一二九)白河院過世時,藤原宗忠評論白河院政為「任意不拘法」。白河院在執政期間,一切的「理非決斷(是非判斷)」,皆「賞罰分明,愛惡揭焉(個人好惡顯著,受寵者可以獲得莫大的賞賜,惹他生氣的人則有吃不完的苦頭)」。在這種輕視法律、道理與知識,凡事皆隨白河院的心情與好惡而定,亦即「老子就是法律」的施政方式下,人們漸漸分成兩類。「男女之殊寵(特別受寵的男男女女)」皆成為白河院的近臣,掌握權勢,忘記自己的身分,破壞「天下之品秩(世上身分地位的秩序)」,得到龐大的利益,享盡榮華富貴,使得「貧富顯然」,也就是受寵之人與懷才不遇之人的境遇差距極大,導致產生史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

院之所以握有權力,是因為身為太上天皇的他,能以「另一個天皇」的身分,假借輔佐天皇的名義,掌握決定朝廷人事的人事權。白河院恣意地行使這個權力,安排他所寵信的近臣任職「受領」(國司之首),任由他們貪贓枉法。在當時,受領只須上繳固定稅金給朝廷,其餘皆可中飽私囊,因此他們總是向民眾予取予求。由於這個職位太誘人,因此受領紛紛向院獻上龐大的金銀財寶,確保自己在任期後還可以續任。白河院反覆改建占地廣闊的「院御所」與寺院,需要取之不盡的財源,而受領討白河院歡心之後,便能繼續連任。

舊平安京的資源無法滿足這樣的政治型態,於是人們對於新都市──「京都」的需求便因應而生。

藤原道長的法成寺──重要建築物開始建造於平安京之外

如本書前言所述,平安京與「京都」在物理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兩者的範圍。平安京只有左京的四條(現在非常熱鬧的四條通)以北有人居住,人口過於稠密,導致土地漸漸不敷使用;而右京(現在稱為千本通的朱雀大路以西)及四條以南的地勢低窪,常有水患,幾乎無人居住。因此,朝廷決定採用強制手段解決問題,也就是擴大左京北部的住宅區範圍:最北端擴大至一條大路(現在的一條通)之外,最東端則擴大至東京極大路(現在的新京極商店街一帶)之外。

事實上,平安京過去也曾一度往北擴展,將一條大路的位置往北移了二町(約二五○公尺)。「原本的一條大路」──土御門大路(現在的上長者町通)以北,便是當時擴展的部分,人稱「北邊」(圖2)。攝關政治中有權有勢的人,幾乎都住在左京的「北邊」,例如藤原一族中首名當上攝政的藤原良房,當時已在正親町小路(現在的中立賣通)以北、東京極大路以西的位置,蓋了占地達二町(一町相當於平安京「棋盤」上的一格,約一二○公尺見方)的染殿第。另外,藤原道長也在土御門大路(上東門大路)與東京極大路的交叉口附近(推測應為上東門大路之南),興建了面向土御門大路的上東門第。由於攝關政治的居高位者皆偏好住在左京北部,許多朝臣便追隨他們搬來這個地區。

藤原道長晚年更在該地區蓋了一間大寺院──法成寺,為平安京日後的發展帶來決定性的影響。東西長一町、南北寬二町的法成寺,占地廣大,北面向土御門大路末,南面向近衛大路末(「○○大路末」指○○大路延伸至平安京範圍以外的部分)。法成寺的西側面向平安京最東端的京極大路,亦即整個寺院都在平安京範圍之外;寺院的最東端,則在鴨川堤防的西側。位於法成寺中央的阿彌陀堂,又稱「御堂」,是篤信淨土宗的藤原道長晚年修行之處,而這也是後世將藤原道長稱作「御堂殿」、將他那部被列為世界記憶遺產的日記稱為《御堂關白記》的由來(染殿第、上東門第、法成寺的位置亦請參照圖2)。

治安三年(一○二三),藤原道長取出羅城門的基石(支撐建築物基底的石頭),轉用於興建法成寺。羅城門是平安京的主要道路──朱雀大路的入口,可謂平安京最重要的門面。然而,當時朱雀大路早已喪失其在外交禮儀上的主要用途,只偶爾在大嘗祭等儀式中派上用場,再加上右京已經幾乎無人居住,朱雀大路便喪失其存在的意義,成為孤兒、盜賊、牛隻、馬匹的棲身之所。當時,羅城門早已坍壞約四十年,這件事本身就證明了羅城門的存在可有可無,而藤原道長取走基石,更是有意徹底消滅羅城門的存在價值。此舉可視為當權者宣示舊平安京所代表的時代已經告終,而使用羅城門基石建造的法成寺,則象徵著下一個時代將如何發展,也就是──今後重要的建築物,都將座落於平安京之外。

「京都」的誕生──白河院在白河的開發與國都重心的東移

自此,特權階級對右京及左京南部不屑一顧,只在平安京外的土地──尤其是北方與東方──建造足以展示其權勢的建築。然而,左京東側緊鄰鴨川,法成寺的邊界幾乎貼著河岸;法成寺以南的地區皆為鴨川流域,幾乎沒有堪用的土地。既然如此,人們便決定開發鴨川以東的廣大未開發地區──「白河」。

白河地區相當於現在的平安神宮及京都市動物園一帶,古時為別墅區,藤原道長的別墅就座落於此,藤原賴通接收之後,也在此住過。藤原賴通之子藤原師實將這塊土地獻給白河天皇後,白河天皇便對開發白河一事感到興致勃勃,於是建立了法勝寺。法勝寺的面積為法成寺的兩倍,南北二町、東西二町,正門位在二條大路末以東的盡頭(圖2、3)。唯有在平安京外,才有可能找到如此遼闊的土地。法勝寺的興建始於承保二年(一○七五),當時是白河天皇以二十歲的年紀繼承皇位的三年之後,也是其父後三條上皇病死的兩年之後;主建築在隔年落成。承德二年(一○九八),高達二十七丈(八十一公尺)、前所未聞的八角九重塔也完工(一○八三)曾建造過一次,但因有傾倒毀壞之虞而重新興建。

白河天皇上任後,便將建造巨大的伽藍視為天皇權威的展現,他把法勝寺定位為「國王的氏寺(家祠、家廟)」,使其成為佛教界的中心。於是,鴨川以東的白河,便出現了一座最新、規模最大的宗教建築(但實際上是誇示白河天皇權威的記念碑)。

白河希望藉由建築物的高度來顯示自己的權勢,為了迎合白河的期待,那宛如怪物一般的巨塔──八角九重塔就此誕生(圖4),而這也促成了建築技術的進步。此後,眾多天皇與皇后陸續在通往法勝寺的二條大路末興建寺院,且每一座寺院皆以「勝」字命名,因此人們將這六座寺院合稱「六勝寺」。這些寺院所在的白河地區,屬於往鴨川以東擴展後的國都範圍之內,絕非京郊或鄉下地方。

於是,自攝關政治到院政的這段期間,人們漸漸捨棄右京,以原為京城最東端的京極大路、鴨川一帶作為新的中心點,開始發展,打造出一個西至左京,東至白河的都市。其中最具象徵性的,就是在京極大路以東新設的東朱雀大路(圖2)。

在過去,位於左京與右京之間、由北而南貫穿平安京的朱雀大路,是平安京的軸線(圖1)。然而,後來朱雀大路漸漸無法發揮原有的功能,取而代之地,由左京與白河之間的區域成為了平安京的新軸線,因此東朱雀大路便在此誕生;也就是說,國都的中心往東偏移了。在此之後,當人們提到「朱雀」,大多是指「東朱雀」;到了源平合戰時,人們已完全習慣將東朱雀稱為「朱雀」,而將原本的朱雀大路稱為「西朱雀」了。

將平安京的西半邊切割,同時納入平安京範圍以外的地區,並在此發展的這個都市,已經無法再稱為平安京。換言之,這正是「京都」的誕生。

白河天皇開發白河一帶,創造出一個嶄新而龐大的宗教區,而他自己則住在平安京內的內裡。最初的幾年住在大內(原本的內裡,位於大內裡之中),之後又陸續住過高陽院、六條殿、堀河院、三條烏丸殿等里內裡(朝臣提供天皇暫居的宅邸)。高陽院原為藤原賴通的宅邸(位於中御門大路以南、西洞院大路以西),六條殿是在承保三年(一○七六)新建造的內裡專用宅邸(位於六條坊門小路以南、高倉小路以西),堀河院原為攝關家代代居住的宅邸(位於二條大路以南、堀川小路以東),三條烏丸殿亦是新建造的內裡專用宅邸(位於三條大路以北、烏丸小路以東)(圖8)。

上述的居所全數位在京城內,也就是說白河天皇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平安京。京城是為了在天皇宮殿工作的朝臣及民眾而存在的都市,因此這也是理所當然。事實上,離開宮殿、暫住在京城中的朝臣家,也就是所謂的里內裡,儘管已經不太尋常,但姑且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相對地,倘若天皇搬出京城之外,就等於天皇全盤否定了京城的存在價值。

天皇之都+院之都──白河院在鳥羽的開發「宛如遷都」

只要白河天皇仍具有天皇的身分一天,就無法擺脫上述制約。不過,從他自承保二年(一○七五)毫無理由地離開大內,在位期間再也不曾返回的事實看來,他顯然極力抵抗了此束縛。直到應德三年(一○八六),白河天皇讓位給其子堀河天皇,開始院政後,才總算從平安京獲得解放,重獲自由。

白河院退位後,仍繼續住在六條殿一段時間,但其實他從在位時,便已開始在平安京南方的郊區建造名為鳥羽殿的御所(圖6、7)。鳥羽殿的範圍超過一百町,就連鳥羽殿以南、伏見以北的區域,也都屬於院領(上皇的領地),佔地之廣超乎想像。

一百町大約相當於一.四四平方公里,若以實例來比喻應該更容易體會:東京都千代田區千代田的面積約一.四二平方公里,兩者幾乎相等。千代田區千代田以皇居、皇居東御苑及環繞其四周的壕(內側護城河)所構成,只要想像包括內側護城河在內的皇居有多大,就能想像鳥羽的大小。在今天,若搭乘地下鐵繞皇居一周,必須經過日比谷、大手町、竹橋、九段下、半藏門、永田町、櫻田門、有樂町等七站(有樂町與日比谷之間須步行)。各位是否感受到鳥羽的廣闊了呢?

平安初期的天長五年(八二八),平安京裡實際作為住宅等用途的土地面積約為五百八十町。假設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半都沒有變化,白河院開發的這一百町,約相當於平安京內實際使用面積的十七%,以單次開發的規模而言,顯然已超出常軌。

白河院在位時,只要是受寵的近臣,不論身分高低,都獲賜了鳥羽地區白河院御所周圍的土地及房子,當時龐大的營造工程與眾人同時遷居的狀況,被描述為「宛如都遷」。多名近臣連任受領,從全國收取稅賦來建造白河院的御所,更挖掘了一個南北八町、東西六町,宛如湖一般的大池,築小山,打造美麗的景觀。儘管工程一度延宕,鳥羽殿(南殿)在隔年的應德四年(一○八七)二月順利完工,白河院也搬遷至此。

「宛如都遷」這句話代表的意義非同小可。由於建設工程的規模超乎常理,再加上位居政權中樞的人大量遷移,鳥羽殿的興建,實質上堪稱等同於打造一個新都。

一般認為,除了十二世紀末時平家曾遷都福原數個月,在明治維新以前,連續一一○○年平安京都是日本唯一的國都。然而,假如當初右京等於被捨棄,人們又在其南側緊鄰處打造另一個類似國都的都市(鳥羽),那麼這個都市便等於搶走了國都一半的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鳥羽的建設的確宛如「半個遷都」。

白河院之所以沒有完全捨棄平安京,而是讓左京與鳥羽殿結合,形成一個新的都市,應該是因為院政再怎麼說,也只是輔佐天皇的角色(父親)。既然院無法與天皇切割,天皇又無法與平安京切割,那麼院政也只能保留平安京了(儘管只有一部分)。最後的結果,便是平安京(左京)與鳥羽殿並存,一同分擔國都的功能。換言之,也就是白河院在「天皇之都」隔壁打造了另一個「院之都」,使兩者連動,有效率地支持院政運作。平安京(里內裡)與鳥羽殿(院御所)同等重要,兩者緊密結合為一個國都,並發揮功能──這便是誕生於院政期的「京都」最初的樣貌。

作者1978年生於東京都。歷史學家。高千穗大學商學院教授。2001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院,2007年修畢慶應義塾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主要研究古代、中世之禮制、法制及政治。著有《平安京はいらなかった(暫譯:無用的平安京)》(吉川弘文館)、《武士の起源を解きあかす(暫譯:武士起源解析)》、《室町の覇者 足利義満(暫譯:室町霸主 足利義滿)》(筑摩新書)、《中世京都の空間構造と礼節体系(暫譯:中世京都的空間構造與禮儀制度)》(思文閣出版)等書。


書名《京都的誕生──平安時代武士創建的戰亂之都》
作者:桃崎有一郎(MOMOSAKI YUICHIRO)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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