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普通人》

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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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波蘭人與猶太人

當然,運用第一○一後備警察營成員的審前及法庭證詞時,必須相當地謹慎。涉及到自證其罪以及使同袍入罪等司法上的算計,對每個證人而言都是沉重的心理負擔。二十五年的記憶喪失與扭曲的影響,即便不是為了司法上的便利而假裝,同樣是重要的因素。心理防衛機制,尤其是壓抑與投射,也對證詞產生了關鍵影響。在所有關於證詞可靠性的限定條件中,只要跟德國、波蘭與猶太人三方命定的關係扯上關連,就會變得非常有問題。簡單地說,這些證詞對德國人與波蘭人及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關係的描繪極大程度上是開脫之詞;相較之下,對於波蘭人與猶太人關係的描繪則又譴責得異常嚴厲。如果我們從這些前警察所描繪的前二種關係開始檢視,就可以比較清楚他們對第三種關係的描述中出現的不對稱性與扭曲。

關於德國人與波蘭人的關係(譯按:下簡稱德波關係),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缺乏評論。警察們會泛泛地提到游擊隊、土匪和強盜,但他們評論的要點並不是這類現象中明確具體的反德特徵。相反,他們將土匪描繪成在德國占領波蘭前就已存在的地方性問題。因此他們會以二種方式提到游擊隊與土匪的存在:一方面是要暗示德國人是在保護波蘭人,使當地擺脫缺乏法紀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要掩蓋該營進行反猶活動的頻率與強度,因此他們聲稱游擊隊和土匪才是警察主要專注的工作。

一些證人提到維持良好德波關係的具體努力。霍夫曼上尉明確地吹噓他的連隊和普瓦維當地居民的友好關係。他聲稱他曾指控梅斯曼上尉,因為後者指揮的巡行摩托郡警隊的「看見就開槍」戰術令波蘭人懷恨在心。布赫曼中尉指出,特拉普少校在選擇塔爾辛報復性射殺行動的受害者時,諮詢了波蘭鎮長的意見。他們有留意只槍決陌生人和赤貧者,而不是守規矩的公民。

只有二份證詞與這幅德國占領波蘭溫和無害的圖像產生矛盾。布魯諾.普羅布斯特回憶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間該營在波茲南和沃茨的早期活動,當時警察們執行了殘暴的驅逐任務,並以殘酷騷擾當地居民為樂。他對於一九四二年時德國人對待波蘭人的態度更抱持批判的態度。

在當時,甚至是來自眼紅鄰人的告發或批評,就足以讓波蘭人和他們全家都一起被射殺,僅僅是因為懷疑他們持有武器或窩藏猶太人或土匪。就我所知,波蘭人從來沒有因為這些原因而被逮捕並交給主管的警察機關。從我自己的觀察及同袍們的故事,我記得,當有上述所提到的懷疑理由時,我們總是將波蘭人當場射殺。

第二個挑戰德波關係的「玫瑰色」看法的證人不是活下來的警察,而是布蘭德中尉的妻子,她曾去拉津短暫探望他。她說,當時以「主宰種族」(master race)的方式來對待波蘭人,即使對德國公民而言也是件很平常的事,更別說是穿著制服的警察了。例如,當德國人走在鎮上的人行道時,波蘭人要靠邊禮讓;當德國人進入一家商店時,波蘭顧客就被認為要離開。她在拉津時,有天,一群懷有某種敵意的波蘭婦女擋住了她的去路;她和她的同伴威脅要叫警察,她們才得以脫身。當特拉普少校聽到這件事時,他勃然大怒,並聲稱這些波蘭婦女應該要在公共市場上被槍殺。根據布蘭德夫人的說法,這個事件說明了德國人對波蘭人的態度。

只有二份證詞談到了德國警察與波蘭婦女之間的性關係。霍夫曼聲稱曾保護一名他的手下,因為他沒有把他與一名波蘭女性發生被禁止的性關係而染上性病的案子報告上去。另一名警察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因為違反和波蘭人發生性關係的禁令而在「懲戒營」待了一年。當然,這類禁令的存在本身就清楚地說明了關於德波關係的真實情況,而這份證詞的大部分內容都隨手就忽略了這種真實情況。德國警察會不會像對待猶太人那樣地對波蘭人呢?雖然規模要小得多,但似乎他們也對波蘭人的生活日益冷漠無情、無動於衷。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塔爾辛時,該營仍對大量波蘭人遭到報復性槍決的效應持謹慎態度。在屠殺了七十八名「可犧牲的」波蘭人後,特拉普用槍決猶太人來滿足了他的報復配額。布魯諾.普羅布斯特仍記得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時,人們已普遍保持著一種不同的態度。當霍普納的第三連第二排正要去奧波列看電影時,他們收到了一名德國警察遭到波蘭襲擊者射殺的報告。霍普納帶著他的手下前往涅茲多夫(Niezdów)進行報復,卻發現除了最老的人以外,其他人全部逃走了。雖然在行動中傳來消息說那名德國警察只是受傷而已,並沒有被殺,但霍普納仍下令槍殺十二到十五名波蘭老人(大多為女性),並把村子燒了。然後這些人又回到奧波列的電影院。

這份證詞在關於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方面也出現了類似的疏漏。造成這類遺漏的原因之一明顯是法律考量。根據德國法律,將殺人行為定義為謀殺的標準之一是存在「基本動機」(base motive),如種族仇恨等。任何公開支持反猶太主義立場的第一○一營成員,都將嚴重損及他的法律地位;任何談論其他人反猶態度的人都可能讓自己陷入尷尬的位置,做出對自己前同袍的不利證詞。

但這種不願討論反猶主義的態度,是對國家社會主義、警察自身或其同袍在那段時期的政治態度的整體現象一種更一般且普遍沉默的一環。要承認他們的行為具有明顯的政治或意識形態面向,承認國家社會主義那顛倒是非黑白的世界——而這與一九六○年代的政治文化及公認的規範如此抵觸——對當時的他們曾是至理,就相當於承認他們在政治及道德是無能者,只是順應著每個相繼的政權而隨波逐流。這是一個少有人願意或能夠面對的真相。

霍夫曼上尉十六歲加入納粹高中學生組織、十八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十九歲入黨並成為黨衛隊,他的證詞即是對這一政治及意識形態面向的尋常的否認:「我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加入一般黨衛隊(general SS),當時人們將黨衛隊視為一個單純的自衛性團體。我加入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特殊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態度。」雖然沒那麼不誠實,但仍閃爍其詞的是德魯克中尉的解釋,他是唯一認真想要面對他過往態度問題的被告。

我只是在衝鋒隊的培訓架構下才接受了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培訓,當時的宣傳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為我在海軍衝鋒隊擔任排長,當時認為排長最好也是黨員,所以我在戰爭爆發前不久入黨。在時代的影響下,我對猶太人的態度是帶有某種程度的厭惡。但我不能說我特別仇恨猶太人——無論如何,這是現在的我對於我當時態度的印象。

有少數案例是警察作證其他人的殘暴行為及抱持反猶主義,通常是與普通警察對於特定軍官的評論有關。例如,儘管有些不情願,但證人們仍認為格納德是個殘暴、有虐待狂傾向的酒鬼,他是「出於信念的」納粹及反猶主義者。在幾份證詞中,有二名中尉也得到相當負面的評論。當布赫曼被免除參與猶太人行動時擔任他代理人的魯道夫.鞏特有個綽號是「毒藥侏儒」,因為他為了彌補自己的矮小身材總是對手下高聲吼叫。他的特徵是「特別嚴苛及聒噪」,「一個積極進取的人」,一個「百分之一千的納粹」,展現出「對職責的極大熱情」。海因里希.畢克麥爾被形容為「極令人不快的人」,總是自豪地別著他的納粹徽章。他不受手下愛戴,波蘭人和猶太人特別怕他,因為他對他們的態度「野蠻又殘酷」。他的一名手下講述了在沃瑪濟,畢克麥爾如何強迫一群猶太人邊唱歌邊爬過一個泥坑。當一個筋疲力竭的老人倒下並向畢克麥爾舉雙手求饒時,這名中士向他的嘴開了一槍。這名證人下了結論,畢克麥爾是「一條常見的狗」。但警察做出的這類譴責十分罕見,即使譴責的對象是不受歡迎的上級,更別說是他們的同袍了。

在審訊過程中,一些較不直接、較不保留的陳述透露了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一些態度。例如,當被問到他們在鄉下地方如何區分波蘭人和猶太人時,一些人會提到衣著、髮型和一般外觀。然而有幾個人選擇的用詞仍然反映了二十五年前的納粹刻板印象:和波蘭人相比,猶太人「骯髒」、「蓬頭垢面」、「比較不乾淨」。其他警察的評論則反映出一種不同的情感,他們將猶太人視為受害的人類:他們衣衫襤褸、餓得半死。

他們對於槍決現場猶太人行為的描述也反映了類似的分裂。一些人有時以一種十分脫罪的方式強調猶太人的被動性,似乎暗示猶太人是自身死亡的同謀。沒有抵抗、沒有企圖逃跑。猶太人接受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幾乎是等不及被告知就躺下來準備被射殺。其他的描述則清楚強調受害者的尊嚴;猶太人的沉著鎮定「令人驚訝」及「難以置信」。

少數提及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性關係的證詞給人的印象截然不同於德國警察和波蘭婦女間的禁忌之愛,甚至像是性需求的快速滿足。在涉及德國男性與猶太女性的案例中,呈現出對無力者的宰制問題,即強暴及窺淫癖的問題。有名警察曾被人目睹企圖強暴一名猶太婦女,事實上他就是後來被自己妻子向占領的盟軍告發的那名警察,他被引渡到波蘭,並與特拉普、布赫曼及卡默一起受審。目擊事件的士官並未將這名強暴犯報告上去。第二個案例涉及到皮特斯中尉,他在傍晚喝伏特加喝醉,在猶太區進行夜巡。他「全副武裝」地進入猶太人的住所,撕開婦女蓋著的東西,看一看,然後就離開了。到了早上時他又再次清醒了。

很大程度上,猶太人始終是德國人敘述中的一個匿名集體,但是有二個例外。首先是警察們經常提到遇到德國猶太人,而且幾乎總是能記得他們提到的這些猶太人的家鄉:來自布萊梅、曾獲得授勳的一戰退伍軍人;來自卡塞爾的那對母女;來自漢堡的電影院老闆;來自慕尼黑的猶太人委員會主席。這經驗必定相當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不協調——與他們通常認為猶太人是外國敵人之一形成了鮮明對比——才會如此生動地留在他們的記憶中。

在德國警察眼中擁有個人身分的其他猶太受害者是那些為他們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廚房裡。一個警察記得他為他在武庫夫監督的一個猶太人工作隊採購了額外的口糧,「因為這些猶太人幾乎完全沒有得到吃的東西,雖然他們得為我們工作。」同一個人也宣稱他曾在清除猶太人時,讓猶太人區警察負責人的妻子逃走。在緬茲熱茨,一名廚房工曾乞求另一名警察在清除猶太人區時救她的母親和姊妹,他讓她把她們也帶到了廚房。在科克,一名警察在九月底的槍決行動中遇見了一名哭泣的猶太婦女,並把她送去廚房。

但警察與他們猶太廚房幫工之間發展出的脆弱關係,最終很少能拯救猶太人的生命。在一次從武庫夫的驅逐行動期間,當他的二名廚房幫工沒有來上班時,一名警察去了集合點。他找到這二人,但負責行動的黨衛隊的人只允許一個人離開。不久後,她也被帶走了。

警察們記憶最鮮明的是,當他們不但沒有救出他們的猶太工人,事實上還應該要親自執行處決任務的那些時刻。在普瓦維,霍夫曼上尉把內林下士(Corporal Nehring)H召到他的臥房,給了他一瓶好酒當禮物,叫他去他之前擔任警衛的農莊槍決那些猶太工人。內林對這項工作提出抱怨,因為他「親自認識」許多那裡的猶太工人,但沒有發揮作用。他和他的單位和駐紮在普瓦維的一名郡警官以及四、五名警察一起承擔了這項任務。內林告訴那名郡警官,那些猶太人很多都跟他很熟,他無法參與槍決工作。這名警官比霍夫曼更願意幫忙,他讓他的手下自行槍殺了十五到二十名猶太人,這樣內林就不用在現場了。

在科克,二名叫作布魯瑪(Bluma)和露絲(Ruth)的猶太廚房幫工請求警察幫助她們逃跑。一名警察告訴她們逃跑是「毫無意義的」,但其他人幫助她們逃走。二個星期後,一些警察發現布魯瑪和露絲和十幾個其他猶太人一起藏身在一處地堡。其中一名認出她們的警察試著離開,因為他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卻被下令要槍決她們。他拒絕並還是離開了,但包括那些前廚房幫工在內的所有地堡中的猶太人都被槍殺了。

在寇馬盧夫卡,德魯克的第二連第二排有二名廚房工,叫作尤塔(Jutta)與海利(Harry)。有一天德魯克說他們不能再待下去了,除了槍決他們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一些警察把尤塔帶到樹林裡,在從背後射殺她前故意和她交談。不久後,海利也在採摘漿果時被一把手槍從後腦射殺。這些警察顯然格外費心,刻意選在受害者沒有意識到時射殺那些在過去幾個月裡為他們準備食物並且他們知道名字的猶太人。按照一九四二年德國人與猶太人關係的標準,那些殺人的人認為在沒有因預期而痛苦的情況下迅速死亡是人類同情心的典範!

儘管警察們的證詞極少提供有關德國人對波蘭人和猶太人態度的訊息,但這些證詞卻很頻繁地提到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態度,並且是十分不利的評論。在評價這些證詞時,至少有二個因素必須牢記在心。首先,德國警察很自然地和波蘭人有大量接觸,因為那些波蘭人在最終解決方案中合作並協助他們追捕猶太人。事實上,這類波蘭人企圖透過狂熱的反猶主義來討德國占領者歡心。更不用說,幫助過猶太人的波蘭人會盡一切努力來徹底瞞過德國人。所以,和德國警察有過第一手接觸的波蘭人的同情心和行為中,存在著一種內在固有的偏見。

就我看來,這種內在固有的片面性又因第二個因素而受到進一步的扭曲。可以公平地推測,德國人對於波蘭人反猶主義的批評中包含了大量的投射成分。這些警察往往不願做出對於他們同袍的指控性陳述,或對自己的事說真話,他們一定在和波蘭人分擔罪責中找到了很大的心理安慰。他們可以相當坦率地說出波蘭人的惡行,但當討論到德國人時態度就相當保留。事實上,波蘭人分擔的罪責愈重,德國人這一邊的罪責就愈輕。當權衡以下證詞時,我們必須牢記這些保留意見。

德國人對波蘭人的連篇指控(就像集體屠殺本身一樣)從對約瑟烏夫的陳述開始。根據一名警察的說法,波蘭鎮長在市場裡向德國人提供了幾小瓶烈酒。根據其他人的說法,波蘭人協助將猶太人趕出他們的住所,並透露猶太人在花園地堡或是雙層牆後方的藏身處。即使在德國人已經結束搜查後,一整個下午,波蘭人仍繼續將個別猶太人帶到市場。他們進入猶太人的房子,猶太人一被帶走,他們就開始打劫;當槍決結束時,他們又從猶太人的屍體掠奪財物。

最經典的是霍夫曼上尉所做的指控,這個人聲稱關於他的連在孔斯科沃拉進行的大屠殺,他什麼都記不得了。相反的,他卻仔仔細細地記住了下面陳述的事。在撤除外圍警戒線,他的第三連進入約瑟烏夫鎮中心後,二個波蘭學生邀請他到他們住的地方喝杯伏特加。這些年輕的波蘭人和霍夫曼交流了希臘和拉丁文詩句,但沒有隱藏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都是波蘭民族主義者,對他們所受的待遇表達了憤慨,並認為希特勒只有一個可取之處,那就是他正在將他們從猶太人手中解救出來。」

幾乎所有關於「獵殺猶太人」的敘述都沒有漏掉一個事實,那就是猶太人的藏身處和地堡大部分都是波蘭「情報員」、「線人」、「森林跑者」和憤怒的農民洩漏的。但警察們選擇的用詞透露的不只是關於波蘭人行為的訊息。他們一再使用「背叛」這個詞,這毫無疑問地帶有強烈的道德譴責意涵。就這方面表達得最為明確的是古斯塔夫.邁克爾森。「我當時感到非常不安,因為波蘭人背叛了這些藏起來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森林、地下掩體或其他藏身處把自己偽裝得很好,如果不是因為波蘭平民出賣了他們,他們絕不會被發現。」邁克爾森屬於少數「軟弱」的警察之一,他們從未射殺過猶太人,因此可以不那麼徹底偽善地發表他的道德評論。但指控波蘭人「背叛」的其他大多數人則不然,而他們從未提到是德國的政策要求招募這類人及獎勵這類行為。

再一次,誠實得殘忍的布魯諾.普羅布斯特從一個更平衡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他指出,「獵殺猶太人」行動往往是由波蘭線人提供的線索啟動的。但他補充道:「我還記得當時我們也漸漸開始,比過去更系統化地射殺提供住處給猶太人的波蘭人。我們幾乎總是同時燒掉他們的農場。」除了幾個警察曾經作證一名波蘭婦女因為將猶太人藏匿在她在科克的地窖裡,而被她父親交出來並遭到槍殺之外,普羅布斯特是二百一十名證人中,唯一承認有系統性槍決藏匿猶太人的波蘭人這項德國政策存在的人。

普羅布斯特還說了另一個故事。有一次,霍普納中尉帶領一個巡邏隊發現了一個藏了十個猶太人的地堡。一個年輕人站出來,說他是波蘭人,他藏在那裡是為了和他的新娘在一起。霍普納讓他選擇離開還是和他的猶太妻子一起被殺。這名波蘭人留下來並遭到槍殺。普羅布斯特的結論是,霍普納對這個提議從來就不是認真的。如果他決定離開的話,那名波蘭人「肯定」會因「企圖逃跑」而被槍殺。

這些德國警察也描述了波蘭人共犯行為的其他例子。在孔斯科沃拉,一名打扮成波蘭農民的婦女走向一名警戒線上的警察。附近的波蘭人都說她是猶太人假扮的,但這名警察還是放她過去了。許多警察都說過關於波蘭人逮捕並留置猶太人,直到德國人能夠過來槍決他們的故事。有幾次當德國人抵達時,猶太人已經被人打過一頓了。但只有一名證人說波蘭警察曾經二次陪同德國巡邏隊並參與了槍決。相反的,托尼.班泰姆講述了當寇馬盧夫卡的波蘭警察報告他們抓到了四名猶太人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德魯克命令班泰姆槍決他們。他把這些猶太人帶到墓地後,本打算自己一個人將他們四個人全部槍決,但他的衝鋒槍卡彈了。於是他問陪同他的波蘭警察「是否想要處理一下這件事。然而,令我驚訝的是,他拒絕了」。班泰姆只好用了自己的手槍。

德國人對波蘭共謀行為的描繪不假。可悲的是,他們歸咎於波蘭人的那種行為在其他敘述中得到了證實,而且經常發生。畢竟,大屠殺是一個英雄太少,而加害者及受害者都太多的故事。德國人描繪的錯誤之處是視角上的多面向扭曲。警察們對於波蘭人對猶太人的協助以及德國人對這類協助的懲罰,均保持沉默。這些警察們如此偽善地譴責波蘭「叛徒」,卻對德國人在這方面扮演了煽動的角色隻字不提。還有一個無人提及的事實是,大量的殺人輔助部隊(惡名昭彰的志願者軍)並不是從波蘭人中招募的,這和瀰漫反猶情緒的東歐其他民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德國警察對波蘭人的評論既揭示了前者,也揭示了後者。

布朗寧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NC)歷史學榮譽教授。他是研究大屠殺的專家,以記錄最終解決方案、探討納粹政策的執行者與倖存者證詞聞名,曾在多個大屠殺審判中擔任專家證人。他是九本專著的作者,包括本書《普通人》以及《最終解決方案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2004〕)。


書名:《普通人──第一○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
作者: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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