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余英時談話錄》

允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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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我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去臺灣,前後一個多月。從那以後,我才和臺灣學界直接聯繫起來了。在臺北,每個禮拜去素書樓找錢穆先生談一個晚上,那時候他精神很好。

一九六八年,錢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時候胡適已經逝世了。第一屆院士當然沒有人提名錢先生。胡適當院長時,嚴耕望跟胡適關係很好。胡適很佩服嚴耕望,嚴耕望就跟胡適建議:在你的手上,錢先生當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個研究院才像樣。但是,錢先生本人已經不需要空的名譽,因為他在國際上早已有名了,而且香港大學、耶魯大學早已給他名譽博士學位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漢學界除了胡適就是錢穆。如果錢先生沒有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對於胡先生領導學術界有很大的傷害,胡適很願意提名他,也準備提,但是院裡面有許多人反對,所以沒有成功。胡適還想跟嚴耕望解釋,也不好解釋,就過去了。胡適逝世後,許多人大概覺得錢先生不能不當選,說不過去了,對中央研究院形象不大好:好像當選院士的人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這一派風格的人。這對錢先生關係反而小,他也不在乎了。還有一次要提名他,錢先生拒絕了。最後,楊聯陞先生都來勸錢先生接受。楊聯陞先生那時候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第一次到中央研究院開會,就是為錢先生來的。錢先生那次幾乎是全票當選的,大家都覺得不選他不像話。我後來在王世杰日記中看到一條:錢先生寫信要求王世杰撤回,他不想做院士。王世杰回信表示:這是評議會決定的,我個人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沒有辦法。錢先生並不情願做院士。

一九四八年第一屆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錢先生就認為:有八十一個人,我都不在裡面。但是當時可能是沒有人提他,因為提名都是有關係的人。那時候還沒有院士,都是評議會的人提名,好像沒有人正式提出他的名字來,所以無從提起。最早在胡適的名單上,連顧頡剛都沒有。後來顧頡剛的名字才上去,那時候很多老先生也沒有被提名。第一屆很難說,錢先生當然覺得他不在任何人之下,不過他後來對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沒有什麼興趣了。一九七四年我當選院士以後,他來過中央研究院,也不大說話的。

王汎森看見過資料,第一屆最早的名單裡有我父親的名字,那時候太多人了。被提名投票的大概一百多個人,最後選出來只有八十一個院士。

一九七四年,嚴耕望、邢慕寰提名我當院士,我也推辭過。嚴耕望第一次打電話,我都沒有接受。後來,邢慕寰跟我關係特別,讓我不要管。我說:我還太年輕。文科很少年輕的院士,而理科必須年輕,不年輕就出不來。歷史學是要時間慢慢磨的。院士,那時候在我個人沒有特別看重,是一個榮譽就是了。實際上對我也沒有用,我當選以後,在美國從來沒有用過這個頭銜。後來臺灣出版社要賣書,才把院士提出來。

一九七四年我剛好在香港。像羅香林先生那麼大的名家,那一屆也提名了,也沒有當選,我並不覺得我那時候比羅香林好。有些東西很難說的,不能做一個絕對標準。

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是沒有人能控制的,有好多次選舉,第一次是提名,然後五個院士來評,同一個專業的人來提名。比如我們懂歷史的人不能提名文學的,不能說他名氣很大,要說明他的具體貢獻,這就很難。如果是一個新的行業,就很難進來了,現在行業越分越細,有的行業我們都不知道,只能尊重專業的意見。提名完了還要進評議會,在評議會裡如果不能過半數,就不能通過。再到院士會,現在有兩、三百人,都要投票,過百分之七十的票才能當選。困難極了!這個選舉不是那麼簡單,誰是誰不是,都沒有辦法的,而且不能把沒有當選的原因說出來。

我當選院士時,蔣介石還是總統,不過已經不大出來了。那時候代表總統府招待院士的是嚴家淦,另外蔣經國以行政院長的身分招待過一次。一九八○年,蔣經國找我和劉廣京等人到總統府小規模地談過一次話,我跟蔣經國也沒有深入談過任何問題。一九九三年,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遞出辭呈。我和李遠哲、錢煦三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候選人。我當然不會做了,不過照例總統都要見一見。那時候很明顯,他們要找李遠哲做院長,但是人文、生物方面都要有候選人,所以我和錢煦就掛個名。

我和臺灣領導人在政治上關係很疏。美麗島事件時,我用英文投書到《紐約時報》,為黨外人士抱不平。我認為美麗島事件是平常的事情,不應該抓人。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吳大猷

我跟吳大猷先生接觸不少,我們一塊討論過人文與科學,後來私人關係也很密切。我偶爾回臺灣,就找他聊聊天,那時他一個人住在中央研究院外頭。他喜歡音樂,我就買點音樂唱片送給他。他跟陳雪屏先生很熟,是老朋友。

吳大猷是很爽快的人。胡適非常信任他,要不是胡適把他拉回去,他大概不會跟中央研究院有密切的關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55-1967,改制)是由胡適提議,請吳大猷寫具體計畫的。余紀忠曾經跟我講,他給總統寫過長信,提議讓我去接吳大猷當中央研究院院長。我說:我沒有興趣,絕不搞行政。我在香港做了兩年行政,已經夠了,把時間花在行政上,對我講沒有什麼道理。我想我的選擇是對的。因為人事不是我所長,我沒有耐心跟每個人都敷衍。做行政就不能直來直往,要為整個院著想,而且也沒有什麼作為,每個研究所差不多是獨立的,不懂,也不能管。

吳大猷相當有人文修養,還給一些刊物題字。他是老一輩的學者,雖然搞科學,但是人文修養沒有斷。像楊振寧、李政道都是他的學生,是他培養出來的。吳大猷很清楚地告訴我,他阻止蔣介石搞原子彈,讓蔣介石打消這個念頭,而且真的發生作用。第一,原子彈代價太大;第二,打起仗來不能向中國大陸扔,不能打中國人。所以,臺灣搞原子彈沒有任何戰略上的意義,他阻止了。事實上,自從美國投原子彈到日本以後,也沒有人敢用原子彈。

陳雪屏

一九七一年,我和太太陳淑平第一次去臺北看她父母,在她家住了一個多月。我們已經結婚七年了,我還沒有見過她父母。

我看到岳父陳雪屏先生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是退休的人了。他本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心理學,後來到北京大學教育系教心理學。抗戰時期到昆明西南聯大,國難期間,國民黨希望教授能共度黑暗,那時候他參加了國民黨,他還跟湯用彤商量過,湯用彤認為他應該做點事情。那時候馮友蘭也參加國民黨,國民黨是黨化教育。陳雪屏先生還做西南聯大訓導長,國民黨希望訓導長甚至系主任必須是黨員,這樣他就可以保護西南聯大了。他實際上是站在西南聯大的立場上,維護學術獨立,希望黨不要干預,自己做黨員,就把它擋住了。抗戰復員的時候,恢復北大,傅斯年管北大,他管先修班。過去所謂「偽北大」怎麼處理,他主要負這個責任。到胡適來的時候,這個先修班已經結束了,他就做訓導長,做了一年多,因為青年鬧學潮很厲害,後來國民黨就調他去做青年部長,一九四七年到南京。在一九四八年,教育部讓他代理過一段時間教育部長,我看金毓黻的年譜上還有打電報祝賀他。

北平圍城的時候,他從南京派飛機到北大接教授,能出來就出來。但是當時一般的教授都不願意走,因為一家十幾個人怎麼走法?又是內戰,不是外戰,所以許多人不走了。接胡適是他打電話安排的,這事《胡適日記》上有記載。陳寅恪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接出來。那時最有名的人,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陳寅恪。

一九四九年去了臺灣後,陳雪屏先生最初是辦教育。陳誠做省主席,請他去,做了相當長時間的教育廳長。陳誠跟蔣介石之間也有權力鬥爭,因為是陳誠請他去的,所以他也是陳派拉攏的自由派領袖人物,包括胡適、蔣夢麟、王世杰、梅貽琦,這些人都是北大、清華的老教授。本來蔣介石最信任的人就是陳誠,國民黨在臺灣最重要的機構是改造委員會,這是國民黨新組織,從南京開始就用了,到臺灣,有幾十個人是改造委員會委員,要重新改造國民黨。最初大家是一致的,後來因為蔣經國和陳誠的衝突而分化,蔣經國後來跟吳國楨的衝突也是這樣來的。

同時,陳雪屏先生在臺灣大學教書,一直住臺灣大學宿舍,始終沒有住官邸。他覺得自己的基本身分還是要保持,就是做官的時候,也是住臺灣大學宿舍,一直住到去世。

臺灣大學

傅斯年雖然很短命,但他奠定了臺灣大學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大學並不是轉型成功。有一點我們沒有注意:日本人是全力在辦臺灣帝國大學的,基礎非常好,國民黨不可能一下子辦好臺灣大學的。不過,現在大家不肯給日本人任何功勞。日本人把它辦得跟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一樣,全力以赴辦成模範的大學,當然這個大學最好的是醫學方面。那時候日本的教授遣回,許多大陸逃難的教授包括蕭公權等人去了,像中央大學史學系的沈剛伯、張貴永在西洋史非常有成就,都參加歷史系,傅斯年把史語所的人帶去了,像李濟之、凌純聲、勞榦,所以人才濟濟。傅斯年去了臺灣大學,把學校的規模定下來以後,主要是不要黨過分干涉學校,他的功勞是在這裡。奠定基礎以後,他死了,錢思亮繼承,本來要請胡適回去的,胡適不肯。胡適說,傅斯年生前寫信,他能把臺灣大學辦成這樣,完全是靠一個人幫忙:教務長錢思亮。錢思亮以前也是北京大學化學系很有名的教授。所以,胡適推薦錢思亮做校長。當時以為通不過,國民黨可能要找自己的人,後來大家看在胡適的面子上,就讓錢思亮繼承了。錢思亮為人溫和厚道,但是也有原則,有抗拒力,他知道胡適可以支援他。所以,國民黨不敢在臺灣大學很猖狂,如果很猖狂,殷海光在臺灣大學的講學早就沒有了,不可能在臺灣大學這麼多學生跟著他。這個自由主義的傳統是靠傅斯年開了一個頭,胡適在背後做一個暗暗的保護者。

臺灣大學之所以重要,我認為傅斯年的貢獻就是一開始把黨的力量排除在外面,把北大、清華「教授治校」的方法搬到臺灣大學了。一九五○年代,臺灣的幾個官員下臺了,一個是教育部長程天放,一個是臺灣省政府的秘書長浦薛鳳,他本來也是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可是多年從政。兩人都想到臺灣大學去教書,別的學校一定擋不住的。這時候臺灣大學的「教授治校」就發生作用了,教授會否定,就進不來了。這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高官下臺,想到臺灣大學教政治學,被臺灣大學教授會否定了,這就可以保持獨立的學術精神。

臺灣大學剛開始還沒有研究所,因為想請的教授有些不來,當時也想把朱光潛等人請來的。一九四九年後,如果不改變傳統的話,北大、清華當然會比臺大辦得好,它們的基礎比臺大好。但是一家之言變成絕對的金科玉律,就像回到傳統時代尊重孔子「定一尊」。學術一旦「定一尊」就完了。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一屆唐獎得主。著有《歷史與思想》(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1995)、《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98)、《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004)、《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2011)、《方以智晚節考》(2012)、《論天人之際》(2014)、《余英時回憶錄》(2018)、《史學與傳統》(2021)等多種。


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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