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余英時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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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鋒常帶感情

我第一次讀余先生的文章，不在著作上，而是在《明報月刊》上。讀書時代，我正在迷金庸小說、董橋散文，能找到的小說散文讀完了，便四處尋找《明報月刊》。在一個寒風蕭蕭的秋夜，終於在母校圖書館石景宜贈書室僻靜的一角，找到了一套保存了三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九六)的《明報月刊》，那種欣喜若狂，如同找到武功秘笈一般。

《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一月在香港創辦。創刊號的發刊詞說：「這是一本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編輯方針嚴格遵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們都樂於刊登。對於任何學派、任何信仰的意見，我們都決不偏袒或歧視。……我們堅信一個原則：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任何人如對本刊所發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們都樂於刊載他的反對意見。《明報月刊》希望成為一個辯論和探討問題的園地。並不是它已有了一套信念，因而借這個刊物來加以闡述和宣傳。」查良鏞（金庸）早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致友人姜敬寬的信中就表露了心跡：雜誌的編輯宗旨，簡單說來，希望是「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

一九六六年，余先生從密西根大學回到哈佛大學，他回憶：「剛好是中國在發生文化大革命。這一年查良鏞辦《明報月刊》，登過我的信。我們就覺得中國發瘋了。」家國文化在難中，《明報月刊》正是四面八方的中國知識人用心中的火種燎起文化的原野。

《明報月刊》的第一任總編輯胡菊人在〈年紀念瑣言〉中引用尼采的學說：人的精神有三種變形，第一是駱駝，那是負重的，承職責的。第二是獅子，那是戰意高揚的，奮起創造的。第三是小孩，是不斷更生，不斷向前的。然後筆鋒一轉，認為《明報月刊》將永遠重視「駱駝、獅子、小孩」三重身分，辦得既知識大眾化，思想生活化，又議論時政，匡救時艱，更富有新鮮感，不斷創新。

一九七○年代重返東方，是余先生文字生命的重大轉機，他從英文世界轉向中文世界，而這個世界的一座重要橋樑是《明報月刊》。他與胡菊人、董橋保持了難得的作者與編者的關係。余先生在給董橋的信中說：「文字因緣往往繫於編者與作者之氣類相近。弟與《明月》關係先起於胡菊人兄，其後則以吾兄之偏愛，故多年來勉力撰文。」

陳之藩先生告訴我，他跟董橋通過那麼多信，彼此都住在香港，卻從來沒有見過面。余先生說：「我到了香港後，《明報月刊》常常找我寫文章，總編輯胡菊人跟我很熟，他是廣東才子，很有人格，他太太是新亞書院的學生。我跟胡菊人先生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我很忙，他也很忙，但是在香港其他的場合見面的機會很多。我很尊重胡菊人。胡菊人之後跟我關係好的是董橋，我到美國來了以後就不大寫了，後來關於陳寅恪的文章都是董橋編《明報月刊》的時候發表的，他拉稿簡直像催債一樣。陳寅恪本身是經得起研究的人，他的學問夠人家鑽研多少年了。關於陳寅恪晚年心境的論戰，董橋早就寫信告訴我，這根本就是胡喬木安排的。那些文章是由新華社交給《明報月刊》的，回應我的文章從廣州、北京、香港、新華社到《明報月刊》轉了三四個圈子，一再修改，是官方有意，不是私人。我跟董橋只見過一次，有一次我回到香港，跟他吃飯。一起吃飯的是歷史學家牟潤孫先生，是錢先生把他從臺灣大學請到新亞書院的。現在總編輯是潘耀明。我也瞭解現在辦《明報月刊》的困難，跟英國殖民地時代不一樣了，壓力太大。從一九六六年到今天，雜誌壽命算是很長了。我覺得《明報月刊》還能保持自由和獨立精神。」

二○○一年，《明報月刊》創刊三十五週年之際，余先生寫了〈晚節與風格〉一文，回顧與《明報月刊》的淵源：一九六○年代余先生是金庸武俠小說迷，所以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回到香港時，便請人介紹和查良鏞先生交談過一次。正式成為《明報月刊》的投稿人要等到一九七三年回新亞書院服務以後，從一九七三年起，余先生許多關於文化思想以及《紅樓夢》的文章都是先在《明報月刊》上刊出的。老朋友胡菊人先生、董橋先生都是維繫余先生與《明報月刊》之間關係的原動力。自由、獨立、中國情味是余先生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在文章的結尾，余先生說：

中國人從來最怕「晚節不保」，這是從個人立場上說的。所謂「晚節」，今天當然已超越了傳統政治概念。這是指一個人平生所一貫信奉的基本價值，由於臨老不能守孔子「在得」之戒，竟假借種種冠冕堂皇的說辭，棄之不顧。《明報月刊》自然不存在「晚節」問題，然而我對它的一貫「風格」卻愈來愈珍惜。二十一世紀真正開始了，我願意與《明報月刊》作一個莊嚴的約定：我努力保自己的「晚節」，《明報月刊》努力保自己的「風格」，如何？

我問：「《明報月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海外學術界影響有多大？」余先生說：「那是大家普遍看的一本雜誌，我想影響大概不小。我偶爾看到現在香港很有名的作家陳冠中的文章，他早期就希望自己寫的文章能夠在《明報月刊》上發表。」

我即刻說：「那篇文章叫〈胡菊人與我〉。」我曾經在香港採訪過陳冠中，當面告訴他〈胡菊人與我〉寫得真好，結尾更是妙筆：「假設當時的某一天，我睡意朦朧的給吵醒，有人氣急敗壞的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時刻，你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快說，你站在哪一邊？我說：底是什麼事，給我點時間，讓我先弄清楚狀況……那人說：不行，現在就得說，你站哪一邊？這時候我只得說：好吧，不過你得先告訴我，胡菊人站哪邊？他站哪邊我就站哪邊。」

余先生說：「《明報月刊》在香港、臺灣是一般思想性的影響。就像我寫的陳寅恪之類，在大陸有影響，那也不是學術，基本上是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嚴格來講，《明報月刊》不是學術雜誌，是一般文化思想有趣味的，對文化抱著某一種理想的。海外不會有人看了《明報月刊》，然後做出什麼學術論文來的。《明報月刊》很有作用，到現在還有點作用。因為過去做總編輯的人，包括胡菊人、董橋都有想法的。現在的潘耀明，也有他的想法。」

由於職業的習慣，我發現余先生與臺灣重要的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保持了良好的友誼。一九九○年錢穆先生逝世之後的幾天內，余先生連寫了兩篇悼念文章—〈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為故國招魂〉，就是應約先後發表在這兩家報紙上。

錢穆先生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給余先生信中說：「又念弟之生活，卻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時起居無節，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時再起床，弟求遠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縱晏起。」我看余先生不僅生活習慣似梁任公，行文上「筆鋒常帶感情」這一點也相似，與梁任公一樣於報界與學界之間揮灑自如。梁任公為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下筆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余先生為《朱子文集》的新標點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至於晚睡晚起的生活習慣，余先生大概改得不多。據我所知，金庸、董橋也都有相似的生活習慣。

余先生的好朋友張灝先生跟我談到他關於一八九五年以後「轉型時代」的研究時說：「在一八九五年以前，思想即使有變化，也大多限於官紳階層的少數人。一八九五年以後，中國新的文化媒體出現了，新的報紙、雜誌、學校，還有新的學會與各種社團和政黨組織。在此之前，這些社會文化上的新生事物是不存在的。可是一八九五年以後，學會、商會、各種社團大量出現。新思想文化得以散出去了！」思想文化通過新的文化媒體散出去的實踐，梁啟超、胡適一生都身體力行。余先生對文化媒體的力量向來重視，他的思想也由此而散出去。

在余先生的家中，我們聊了不少關於金庸的話。除了圍棋與報刊的因緣外，余先生喜歡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金庸送了一套作品集給他。金庸也送過一套作品集給夏志清先生，夏先生說：「我不看他的東西，武俠小說一律不看的。」倒是夏太太喜歡看，夏濟安和陳世驤也都是武俠小說迷。

余先生二○○一年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時，有一則報導提到余先生說退休後有可能寫武俠小說。雖然余先生寫過〈俠與中國文化〉這樣的學術論文，我卻不相信他真的會寫武俠小說；同理，金庸的武俠小說封筆後，有一則報導提到他說想寫一部中國通史，我也只是聽聽而已。寫武俠小說不能沒有學問，而有學問未必能寫好武俠小說，陳世驤學問好，只能讀《天龍八部》而興嘆，就是梁羽生學問也好，寫小說卻沒有金庸過癮。

余先生家的客廳擺有幾本董橋的散文，董橋每有新著，一定寄給余先生，而余先生也常有讀後感，這種文字因緣盡入董橋的專欄中：「平時沒事不敢叨擾，遵照他的吩咐，年年出新書一定空郵一本給他，他讀了也一定寫些感想給我。」有一次余師母接了我的電話，說剛讀完董橋寄去的《絕色》，跟我談了許多讀後感。喬志高先生逝世後，我看到董橋寫的悼念文章，不禁叫好，在電話裡也跟余先生談了讀後感。

金庸小說和董橋散文，我讀得很熟，自有看法。而關於讀書受益，余先生專門跟我談起：「我們要像龔自珍說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好能多看人家長處，少看人家短處。我告訴你一個有趣的故事：洪業先生講過，蔣介石一個侍從人員在旁邊看到，蔣介石問蔣廷黻：『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寫得怎麼樣？』蔣廷黻當然從一個學者的觀點提出許多批評，蔣廷黻走了，蔣介石有這樣一個評語：『蔣先生不會看書，盡看裡面的缺點。』這話也有相當道理，看人家文章，不像寫書評一樣，不能老找茬兒。」

不知何處是吾家

余先生家的客廳擺放著一份特殊的禮物，是多位海外學生共賀余先生獲美國國會圖書館二○○六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我印象深刻的是禮物的一面上刻著錢穆先生手書的新亞校歌。新亞書院在余先生學術生涯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他生平唯一從事行政工作的兩年（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就是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這兩年，既是轉機，也含危機：轉機是學術上轉向中文寫作，危機是行政上因為大學改制，新亞書院元老對余先生產生誤解，而這些元老恰是余先生的老師輩。余先生在〈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中說：

如果允許我用「異化」（alienation）這個名詞，那麼我要說，在錢、唐兩先生（按：新亞創始人錢穆、唐君毅）看來，新亞的硬件發展是一系列的異化過程。這一過程有幾個清楚的記里碑：一九五四年雅禮援助是第一個，一九六三年中文大學成立是第二個，一九七三年新亞遷入中文大學現址是第三個，一九七七年中文大學改制完成，包括錢、唐兩先生在內的新亞舊董事集體辭職，則是最後一個。上列每一個記里碑都標誌著異化的每一次突進。我不想細說異化的前因後果了。著名的〈木蘭辭〉長詩，寫到木蘭從軍後整個戰爭過程，僅僅說：「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一共只用了二十個字。以此為範例，我在這個問題上所費的筆墨已經很夠了。（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六年二月版，第八九頁。）

我以為余先生引用〈木蘭辭〉很值得玩味，可與余先生對我這段談話互為印證：「在大學做行政工作，使我知道不只是關乎理想的問題，而是關乎權力、利益，這是人的本性。我對從前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想法打了折扣，走上一個現實主義的想法，知道現實不是那麼簡單了。」

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和余先生志同道合的是比他更年輕的金耀基和陳方正，他們三人都是留學歸來的一代，接受正規的西方現代化大學教育，與上一代的錢、唐兩先生的教育背景完全不同。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余先生在《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中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每晚撰寫此稿其實並無意要從事什麼嚴肅的著述工作；我不過是借文字工作來忘掉白天行政雜務的煩惱，以保持內心的寧靜而已。過去這一年也許要算是我平生最多紛擾的一段歲月，而此稿的撰述適與之相終始。」

金耀基先生談到自己當時的處境：「一九七五年大學正在改制，學校裡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衝突。這時候，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訪問的通知，多麼愉快啊！這樣就沒有這麼多煩的事情。」得力幫手已經如此，余先生有多「煩」就可想而知。金耀基先生後來在一次餐敘時告訴我：「那時候余先生和我喝酒時還哭了。」因為大學改制而遭受老師輩的誤解，這種有苦說不出的委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歷史來講，這是新亞書院成長過程必經的「陣痛」，兩代人感情的磨擦並非主因，關鍵還是新舊理念的碰撞。感情磨擦當然影響個人心境，理念碰撞卻是有利於大學發展。

余先生說：「我唯一做行政工作就是這一段。我不覺得做學者比行政高，只是因為性格的問題，我的性格不適合於交際場合，老是請客吃飯，每天一吃飯就幾個小時，多少人要應酬，跟大學外面有關係的像馬會會長的種種人，你都得跟他吃飯，不然重要的時候人家怎麼支持你呢？後來我回到美國，到歐洲時就到劍橋大學去看金耀基，我們聚了一天，那是很愉快的。金耀基從劍橋大學回到中文大學以後，就回到改制以後的新亞書院做校長，他對中文大學從舊的制度改變成新的制度貢獻也很大，每一任校長都要靠他。馬臨做校長以後，是高錕做校長。我認識高錕是金安平從前的丈夫請客請我去的，高錕在耶魯大學，特別到我房間來，問我去中文大學怎麼辦？我告訴他一個辦法：你去找一個人，就是金耀基，找到他就找到要點。後來金耀基做了副校長，我想他也有這個責任感，要把中文大學辦上一個新的軌道，另外一方面，對新亞書院也保持一種精神的獨立。金耀基先生的行政能力很高明，他不但是王雲五的學生，而且是王雲五最賞識的人。」

余先生在研究中特別注意歷史上的變化時期：「只有變化中才好玩，沒有變化時期天天一樣過，怎麼寫呢？」在他的學術生涯中，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教職可以說是「一帆風順」，而恰恰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唯一從事行政工作的兩年，經歷了大學改制中的「驚濤駭浪」。從這一點來看，兩年實務勝讀十年書。重返新亞書院的機緣，使他看清自己的性情適合在大學中專心學術研究，而實踐經驗使他在學術研究中「知人論世」更為通達了。

一九七八年，余先生自一九五○年離開大陸後唯一的訪問雖然只有一個月，卻又是一次難得的變化。余先生那次漢代研究代表團之行走過的地方，引起我較多共鳴的是敦煌和昆明西南聯大。敦煌在古代學術研究與西南聯大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余先生的回憶文章說：「從西安到敦煌這一段火車行程尤其使我神遊於千載之上，時時體念到漢唐時代的祖先怎樣開拓了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國家，創造了這樣一個綿延不絕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與美國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隨我們的中國朋友也截然異趣。」從敦煌回來的路上，余先生的「中國情懷」禁不住發作，有詩為證：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神遊漢魂唐魄的光榮與夢想，目睹敦煌藝術的精彩與深邃，再見劫難後的家園與民生，今昔之感和興亡之嘆，如何見諸筆端？

二十八年後的深秋，我也去過敦煌，生活條件已和余先生去時大不一樣，然而文化上的感觸與余先生的回憶相印證，卻有許多同情之處。余先生家中掛有一幅敦煌的《飛天》畫，談話間，他專門起身帶我去看這幅畫：「我搶到買了，現在想買也買不到了。中國民間真是有很多好東西，自己不珍惜就是。」

二十九年後的初春，我到西南聯合大學尋訪舊跡，穿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校門，道旁立有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故教授聞一多先生衣冠塚和李公樸先生之墓相依為伴。樹蔭處，是馮友蘭撰文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其中有句：

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余先生認為馮友蘭此文完全可以與陳寅恪寫的王國維悼文相比。有意思的是，那次漢代研究代表團中的成員布德（Derk Bodde, 1909-2003）最想見的人是馮友蘭，卻不能如願，感到非常失望。「儘管我們反覆請求，但馮從未露面。可能因為他被指控捲入了江青的政治集團。在代表團結束行程回到北京後，曾第二次試圖見他，但也失敗了。」

故國一月之行，余先生返美後情緒低落了好幾個月。他不再回中國的原因引起了各種猜測。「我相信當中有某種動機。說我一九七八年回去，不滿意，就把我的不滿意縮小到我個人的小問題，沒有更大的問題，那沒有根據可言。在我看來，我不回去不是一個問題，我願意到哪，不願意到哪，都不是一定的。我不必給人家利用，這只是我個人生活的問題。總而言之，人家覺得我不回去是一個問題。我覺得給大家造一個問題也很好嘛。我不參加這個問題。這就表示我不能回去了，我再回去就變成另一個問題了。」余先生笑道，「有些著名的海外華人現在去了中國，那是領導人待遇，去了不用擔心，最好的醫生到家裡來。當然從這方面講，中國已經遠遠超過美國了。如果有勢力，有很好的人脈，中國許多東西領先美國。中國的特權領先，美國的總統可憐得要死。我還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我現在如果回去，我太太就不用那麼辛苦吧。還有人開車來開車去。」余師母在一旁說：「許多人回來後跟我說：『在中國可以用保姆，用司機，你很辛苦。我說：『我很開心啊，我可以自己做。』」

作者一九七六年生於廣東澄海。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問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訪問時代》、《與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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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余英時訪問記》
作者：李懷宇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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